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还有一派极为重要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朝廷局势，这就是外国入侵者。而他们恰恰又是义和团打击的最主要的目标。他们对于义和团的兴起，极为不安。各国使臣向总督大人荣禄提出严惩义和团。并且，随着自己的国民受到越来越多的伤害而对其付诸行动，1900年6月10日，由英、美、法、俄、日、德、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共2100多人，由天津乘火车进犯北京。义和团和爱国清兵立即拆毁铁路，沿途加以堵截。不久。列强兵舰抵达大沽，大沽炮台失守，提督罗荣光殉职。但是，荣禄等人为使慈禧心安，假称此战获胜。清廷在关于对列强入侵是战是和的论战中，光绪帝主和的意见并没有被慈禧所采纳，慈禧决定向各国宣战。清军节节败退，直到列强攻入北京城，慈禧等人才不得不仓皇出逃。之后，慈禧一直担心列强会夺去她手中大权，故而忧心忡忡。在与各国的谈判中，李鸿章充分发挥其才能，向列强晓以利害，终于说服列强仍让慈禧掌权，但是提出了一系列苛刻条件。慈禧为求自保，一一允诺。
这场战争依旧落入了失败的下场。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最终只是一场不切实际的梦想。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也就迅速地落下了帷幕，甚至还带了一点滑稽的色彩。由于这样一个使得外国人再次入侵北京的机会，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也标志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终完成。
当我们来回顾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时，发现这其中实际包含着很多复杂的因素。多重的历史内容，毫无疑问决定了义和团运动的民族正义性，爱国主义贯穿着这场运动的始终。但是，传统的爱国主义同时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发挥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巨大的民族动员作用，又造成了笼统排外而盲目地服从封建统治者。民族矛盾的激化，无疑使得“灭洋”意识一步步深入到普通民众的脑海中；而现实生活的困苦，又使得这种意识更加具有说服力，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去采取行动，以改变这种现实。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义和团的民族英雄主义，有着一种非理性的外观，它受到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并且，简单地将导致现实苦难的一切原因，都归咎于“洋人”的入侵，甚至是天灾。但是，始终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的限制，不能够提出更加明确有效的政治纲领以及目标。
义和团运动留给中国未来命运的最好遗产，则是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由“瓜分”到“保全”政策的转变。外国侵略者被中国民众在反抗侵略时表现出来的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深深地震撼了。而义和团在反侵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与决心，无疑给予民族资产阶级极大的鞭策与鼓舞。
（第三节）亡国模式：又见孤儿寡母
“《纽约时报》1908年11月16日电：从北京发往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则消息说，大清国慈禧皇太后已于今天去世。大清国光绪皇帝陛下刚刚于周六去世，他们两人死亡的时间离得如此之近，不由使人疑虑。人们怀疑这件事情的背后可能有谋杀。”
这当然只是一种可能，也是有根据的。因为，被关在瀛台的光绪皇帝能重新出来主政，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掌握实权的慈禧驾崩。而慈禧在患病时，也确实担心，自己死后权力会落入光绪的手中。她在生病期间，曾经把张之洞秘密召入宫中，让他给皇帝想个谥号。这是一个极为隐讳的暗示。深谙官场之道的张之洞，自然明白慈禧的话外音。
而溥仪后来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认为，在光绪死后，慈禧决定立溥仪为嗣皇帝时，她还不认为自己会一病不起。光绪帝死后的两个小时里，她还把摄政王（溥仪之父）叫来，告诉他以后的军政国事都要经她决定。而第二天她病情忽然严重，说以后的事情由摄政王拿主意就可以了。
历史将这两位神奇人物生前已经安排得如此之紧密，似乎恩恩怨怨并没有了结。或许慈禧还有很多事情应该向光绪皇帝去解释，或者忏悔，于是追随他而去了。
慈禧将这一切，留给了年幼的溥仪和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这是一个让慈禧觉得放心、也觉得安心的人。因为，她终究将皇位还给了爱新觉罗家族，还给了光绪的亲兄弟之子。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补偿呢？
然而，载沣始终不是一个醉心权术的人。而或许，此刻的处境也容不得他有这样的抱负，内忧外患让他举步维艰。他最希望的是能将袁世凯铲除，可是终究未能如愿。他甚至想学康熙杀鳌拜的方法，让溥仪拿着咸丰皇帝赐给他祖父奕的白虹刀，去杀掉袁世凯。可是奕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如果北洋军造起反来怎么办？”又让他没有了丝毫的办法。袁世凯最终还是得以逃脱。可以说，对他而言，三年的摄政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丝毫的愉悦。
虽然他也曾经试图振兴清廷。他将军权集中于皇族，创建皇家武装禁卫军，自任大元帅。而且继续清末立宪，在宣统三年成立了第一届责任内阁。然而终究是逆社会潮流，军政大权却也没有完全集中到自己手中。“皇族内阁”反而激起了更大的社会矛盾，清廷更显孤立。辛亥革命爆发，各地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此时杨度号召各省联合请愿，呼吁袁世凯重新主持立宪。杨度，早在摄政王要杀袁世凯时，就拒不草诏，坚持认为袁世凯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清王朝内部为此一片混乱。而载沣还是不甘心就这样把一切交给袁世凯，他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了满族亲贵——陆军部大臣荫昌的身上。
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荫昌率领的北洋军并不积极行动，也没有认真服从他的指挥。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无奈，也意识到了自己还是未能保住皇族的大权。那一刻，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哥哥——已故的光绪皇帝。光绪皇帝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了袁世凯身上，最终落得个遭到背叛的下场。此仇未报，而现在他自己恐怕也要毁在袁世凯的手上了。他被迫授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辞去摄政王的职位。而他回家之后的第一句话，竟然说的是：“从今以后我终于可以回家抱孩子了！”一口如释重负的轻松语气，还写了“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的对联。相对于朝廷上的摄政，家庭的生活或许更能让他感到内心的快乐吧。
清廷的政权旁落，剩下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孤儿寡母”。于是最终发生了这样的一幕：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袁世凯满脸泪痕地跪在隆裕太后面前，假意哭诉道：“仅仅依靠北洋六镇，已经无法防卫北京和天津了。只能用皇帝自己退位来换取优待条件。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了。”隆裕太后听过这番话，完全被吓晕了，忍不住对着袁世凯伤心悲泣。隆裕此时最担心的，莫过于大清不在了，她和年少无知的皇帝溥仪又该有怎样的出路呢？
这样又一副孤儿寡母的场景，让我们想起了当初寡居的慈禧和年少的载淳。只可惜“此寡母”非“彼寡母”也。慈禧运筹帷幄，充分利用周边的势力为自己效力，她可以将“八大臣”铲除，她是一个有野心、而且聪明的女子。而隆裕呢，她一直是一个娇弱、乏能的女子，与光绪帝感情不和，在深宫之中过着凄凉的日子。而如今，她却面临着如此重大的一个抉择。大清真的会毁在她的手上吗？民间一直有个传说，亡大清者叶赫那拉也！虽然那个传说中的“叶赫那拉”，明明指的是慈禧，但是偏偏隆裕太后也姓叶赫那拉（她还是慈禧的亲侄女），偏偏大清就亡在了她的手上。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在养心殿里举行了最后一次象征性的觐见礼仪。
有人说，历朝历代的更替，都是要经历残酷的战争或是充满血腥的宫廷政变来完成的。而偏偏这次——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整个封建王朝的结束，却是“和平演变”。或许我们为此应该感激这个女子。然而，其实事情早已没有选择的权力。御前会议的激烈争论，最终不过是大臣们为各自将来的利益得失考虑而已。面对军权在握，又受到列强支持的袁世凯，她又能如何呢？她终究不是慈禧，此时的大清也没有合适人选愿意来帮助她。她除了接受“优待条件”之外，实在别无他法。
他们才是彻底的“孤儿寡母”。
（第四节）蟊贼袁世凯：此权臣非彼权臣
1895年12月16日，袁世凯（1859-1916年，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创始人和首领，帝制复辟分子）来到了天津小站。此时的他，望着4000多名将士，心理充满的是对于自己未来美好的憧憬。他费尽心机，终于得到了重用的机会，终于可以施展他的抱负了。在这样一支军队里，也走出了对于以后的中国历史有着巨大影响的“北洋军阀”。
然而，梦想的开始却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支原属于淮军（而老袁本人最初也投靠过淮军）的将领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更不用说听从他的指挥与调遣了。窘境是由跟随他一起来的马三俊打破的。马三俊首先表明，自己是深受李鸿章的重托而来，这在将领面前提高了袁世凯的地位。之后，袁世凯又不断用白花花的银子收买人心。不久，袁世凯在这里培养了一批亲信死党，这支军队成为清廷所要依仗的重要力量。袁世凯也成为了新式陆军的创办人之一。小站练兵给了袁世凯表现能力的机会，有了建立羽翼的条件，也使他获得最有权势的人对他的重视。当然这是指慈禧太后和当时的重臣荣禄。而对于袁世凯而言，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不久，康有为、梁启超为了维新竞相奔走。眼看时局对光绪帝极为不利，他们选择了求助于当时对于变法极为赞成的袁世凯。袁世凯一直就是这样一个人，总是让处于敌对的双方不能对他完全信任；而另一方面，却又处于两方都争相拉拢的位置。而他可以权衡利弊，作出最优选择。对于当时深夜来访的谭嗣同，他义正词严地说，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容易。而第二天，他就立即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袁世凯进一步取得了慈禧和荣禄的信任。而这无疑成为日后无数维新志士对他痛恨入骨的原因。也包括日后的摄政王载沣，因为正是袁世凯害死了他的哥哥光绪帝。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通过“新政”的旗号，发展了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整顿地方政权，以及开办新式学堂，很快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尤其在朝中形成了有利于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然而忽然有一天，一切都改变了。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辞世，一直对他怀恨在心的载沣要杀他以除后患。最后因足疾为由，他被强行免去一切职务。看到诏书的他，却还是连声高呼“天恩高厚”，毕竟自己的性命保住了。他木然地回到家中，面对家人的哭哭啼啼，手足无措。他仓皇地逃到了天津，试图进入租界，以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他只是还不能接受自己一下子从天上忽然跌入谷底的现实。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这是此后他在河南老家过着隐逸生活时的感触。这三年，他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时刻准备着东山再起。或许他已经看穿了这官场，总须有个胜败，而他，不想这样就轻易出局。
1911年武昌起义又给了他重新出山的历史契机。他倾注全部心血训练出来的军队，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对他的绝对效忠。他的士兵们在小站练兵时，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高喊：“饭是谁给的？是袁宫保。”这样的结果，是士兵只知道效忠袁世凯，不知道到效忠清王朝。很快，段祺瑞、王世珍、段芝贵等北洋高级将领，也表示了对于袁世凯的绝对服从。而清廷不得不对他作出最大的让步，给予他军权，并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
在清廷与革命派之间，袁世凯是调和者的角色。而他，也要做最后的胜利者。他决定利用革命势力要挟清廷交出政权，以清廷为工具逼迫革命势力就范。当然这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真的可以掌控一切，而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就是恰好配合了他的策略。
辛亥革命的势不可挡，不仅仅使清廷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社会的其他阶层也为之一振。立宪派们不安，因为他们希望有一个能够迅速结束动乱，稳定政局，能够在战争之后迅速重建和平与秩序的人物出现。外国人不安，因为他们惧怕革命派真正掌握政权之后，会给他们的既得利益或是未来获取更多的利益带来麻烦，他们毕竟是不喜欢中国真正走上民主共和的。而作为最普通的老百姓大众呢，他们更关心的，不在于掌权的是皇帝还是总统，只是他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份安稳的生计。而这时候，袁世凯出现了，而且是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各方势力对他的好感。当然他也有着胜算的筹码，他有孙中山没有的财力、武力以及帝国主义的支持。
而对于革命派和清政府而言，他也是二者沟通的中间人，并且双方都对他给予了很大的希望。他对清廷说，我会保证皇室以后依旧享受优待，而且每年有四百万两的生活费以及尊号。他对孙中山说，共和是最好的国体，我永远让中国不再出现君主专政。
就这样，他成了最后的赢家。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他成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从此开始了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后来的孙中山常常后悔自己对于政权的拱手相让。然而，这不仅仅是“让”或是“不让”的结果，这是那个时代历史的选择，社会的选择。
这位大清的重臣，还是做了曹操，欺负了孤儿寡母。这位革命派人眼中的拿破仑、华盛顿，还是背叛了民主与共和，为复辟帝制倾其所有。
坐上总统之位的袁世凯，很快开始他新的计划。他于1913年派人刺杀了宋教仁，镇压了二次革命（这还是他擅自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大量借款而争得的资本）。为了能当上正式大总统，他在国会选举时，派出拱卫军司令李进才，率数千军警、流氓、地痞，改穿便服，打着“公民团”的旗号，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袁世凯亲信梁士诒，则高价收买了一百余名议员组成御用公民党，更是积极地为他拉票、活动。从早上八时到晚上十时，议员们忍饥挨饿，连续投票三次，终以七百零三票中的五百零七票赞成，选出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无赖的选举。
1914年5月，袁世凯又宣布废除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临时约法》，撤销国务院、国会，成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通过这次改组，他迫使支持过自己的进步党人退出政府和内阁，剥夺了段祺瑞等人的军权，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实行独裁统治，做“无冕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