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这样一个时刻,他还懂得收敛自己的野心,或许他最后的命运不至于遭到众叛亲离,成为独夫民贼。只是权力的欲望冲昏了他的头脑。他想做皇帝,想享受天子的龙威,想把江山传给他的子子孙孙。而他身边的人,对于他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有人把他的死说成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上联“六君子”,中药汤头名,这里借指杨度、孙毓筠等六人,他们于1915年8月14日组织“筹安会”,怂恿袁搞“君主立宪”,使袁大发皇帝瘾,这样就使他得了“不治之症”。或者同时也指“戊戌六君子”,正是他们的鲜血染红了袁世凯的发迹之路。下联“二陈汤”也是一种中药汤头名,由半夏、茯苓、甘草组成,这里借指袁贼的心腹陈树蕃、陈宦、汤芗铭三人。但讨袁护国运动一兴起,他们便背袁倒戈,先后在陕西、四川和湖南宣告独立,使倒行逆施的袁众叛亲离,失去了最后地盘,最终无可奈何,一命呜呼。
从1914年年底,袁世凯就开始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并于1915年5月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大部分条款,以取得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只能让世人对于他更加的痛恨。不久,袁世凯又唆使一些北洋官僚政客,出面组织筹安会和请愿团,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至12月11日,御用的参政院推戴他为“中华帝国大皇帝”。袁于次日发布接受帝位申令,接受百官朝贺;并改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加冕登基。
眼看皇帝梦就要实现了。只是,最终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他,已经无力忤逆民主共和运动的滚滚潮流。蔡锷等在云南发起讨袁的护国战争,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纷纷响应。民国五年(1916)二月十九日,过了八十三天皇帝瘾、还远远没有满足的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虽仍称大总统,却终究难免败局,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肾结石转化成尿毒症,抢救无效,忧惧而死。在死之前,他曾经大喊“杨度误我!”或许,他已经后悔了。只是,历史并不允许重头再来。
(第五节)皇帝下台:一役岂能功成?
“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这是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描写辛亥革命对于一个普通村庄的影响。或许这千万个村庄中的一个,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代表着那个时期的中国。辛亥革命的影响,对于大多数的老百姓来说,不过是表面文章。人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来不及知道什么是革命。然而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辛亥革命确实成功了,清王朝确实被推翻了。皇帝倒了,辫子割了。
只是有一样是很难改变的:人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让人脑袋里所想的一下子都改变,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许我们可以用着名的惯性定律来解释:人脑中的意识也是有惯性的,所以我们会经常听到“残余”这个词。然而,辛亥革命至少成功了,武昌起义终究是胜利了。
1911年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配制起义用的炸弹。捣药时用力过猛,导致爆炸,孙武面部炸伤,被送往医院。而这样一次对于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革命,其开始竟然缘于一个不小心,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遗憾?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秘密泄露。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立即决定提前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他们迅速夺取了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三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实现独立。然而荒谬的是湖北都督黎元洪。黎元洪原来是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为借重他的声望,武昌起义第二天,革命党人推举他作鄂军都督府都督。开始黎元洪还态度强硬,不愿与革命党人合作。他被安置在一间屋子里,不吃不喝,后来,因为武汉三镇的光复和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黎元洪转变了态度,同意出任都督。
被推为都督后,当时,革命党人请大都督在第一份文告上面签字印发,黎元洪又拒不签字,连声说“莫害我”。最后革命党人李翊东提笔代签了一个“黎”字,这份文告才得以面世。这份布告的发布,对于稳定人心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同时,因为黎的勉强,它也似乎预示着革命本身具有的不彻底性。
而值得一提的,还有布告的落款时间: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1911年是清宣统三年。但革命党发动起义,就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所以不会采用宣统年号纪年。加之革命党宣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所以就从传说中汉族人的祖先黄帝算起,到1911年正是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是阴历,转换成公元历法的话,就是10月11日。我国使用公元历法,就是从民国元年元旦开始的,即1912年1月1日。纪年的改变,对于远离革命中心的普通人来讲,是比中华民国这个称谓更具有震撼力的。因为这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且它在时刻提醒国民这样一个事实:大清倒了,现在是中华民国。
而另一个对于人民生活的重大影响,则是剪辫。大清朝的男人们,后脑勺大都拖着一条长长的发辫;而遗老遗少们,更视发辫为命根,谁也动它不得。但不管如何,革命者的剪刀还是朝向他们的头上剪去。1912年1月7日,浙江温州城里曾出现了一幕有趣的剪辫场面。那天,各界人民聚集在一所学校里,庆祝孙中山先生当选为第一任大总统。会上,一批青年学生异常活跃;他们手中拿着剪刀,穿梭于人群之中,命戴帽者——脱帽检查,遇有发辫则立时剪下。在这大庭广众里,有的虽捧着头逃避、反抗,但均无济于事。顷刻间,剪下了两百多条长辫。平时,各种场合均有人手拿剪刀,四处巡查,有的人逃过了初一,却逃不过十五。那些剪去发辫的人,照照镜子,总觉得自己像个丑八怪,便纷纷上街买帽子“遮丑”。一时间,城里帽店顾客盈门,帽价随之上涨,比平日涨了一倍半。(这在鲁迅的小说《风波》里,同样有精彩的展示。)
人心比政治更难改变。这或许不是爆发一次起义、发动一次革命,搞一场仪式、换一种称呼就能改变得了的。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之下,民主共和的道路还很漫长,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你把他头上的辫子剪了,他心里的“辫子”却仍久久无法去掉。
千千万万的农民、小生产者们,绝不会因为一场战争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毕竟,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尚未发展成熟,而恰恰这就是民主政治最有利的依托。千千万万的大清子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皇帝在他们心目中的影响革除掉,而马上跟着你高呼“民主共和”的。几千年来的惯性,已经进入到中国社会的根处,根深蒂固,而且盘根错节,无论如何也不能剔除得绝对、彻底。
辛亥革命促进了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建立,可新的体制却很难立即被社会所接受,新与旧的冲突始终在继续着。袁世凯费尽心机破坏共和,独裁之后还要称帝。而后来的军阀之中,又冒出了一个张勋复辟,要小皇帝溥仪称帝。两种复辟虽然很快收场,但是这却反映了辛亥革命所无法革除的社会心态,而这不是能用一次起义就能解决的。再说,由于种种原因,辛亥革命本身就存在许多缺憾,“革”得很不彻底、全面。
袁世凯之后,中国又进入到了一个军阀混战的黑暗、混乱时代。
夜,何其漫漫!路,何其遥遥!
(第六节)宣统或溥仪:末代皇帝的悲惨命运
“值日工作只是接递外面送来的三顿饭、开水和擦地铺,我不再感到怵头,当轮到我的时候,就动手干起来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别人服务,就出了一个岔子,在端饭菜的时候,几乎把一碗菜汤全洒在人家头上。因此,以后每逢轮到我,总有人自动帮忙。他们一半是好意,一半也是不甘再冒菜汤浇顶的危险。”
或许没有人能想像到,这样一个人,曾经是大清国的皇帝,是处在一个至高无上、不可有丝毫侵犯与怠慢的位置上。或许他自己也曾怨恨过:为什么自己不早出生几十年,至少可以享受真正的“帝王至尊”?然而命运总是无法揣测,历史更是无人能够阻挡。他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注定要经历他的列祖列宗们所不同的一切。
而这一切的不幸,还要从他的登基开始说起。很多人说,那一天不仅决定了他的命运,也决定了大清的命运、中国的命运。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九这一天,大清举行宣统皇帝的“登基大典”。而此时,仅仅三岁的溥仪(1906-1967年,即爱新觉罗·溥仪,清朝宣统皇帝,1908-1911年在位),被当时隆重的仪式以及文武百官严肃的表情吓坏了。说到底,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子而已!于是他开始大哭,并叫着“要回家,不要在这呆了”。而在一旁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也慌乱不已,赶紧哄着儿子说:“别哭了,快完了,快完了。”在登基大典上的“快完了”,被后人说成这是上天对于大清的安排。
然而坐上皇位之后的他本人,不幸还远远没有结束。风靡一时的影片《末代皇帝》,虽然是由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历史和人物,但仍然吸引了无数的眼球。那个愁眉苦脸的困惑小孩,与宏大的故宫形成鲜明对比,或许也可以描述出他当时的处境。在宫中的生活,也并不是无忧的。他成了紫禁城中一个孤单的孩子,没有父母的宠爱和兄弟姐妹之间快活的嬉戏。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童年的生活,对其以后的人格塑造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一定更加渴望普通人的生活。
帝王生活只有短短的三年。他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带着些许遗憾离开了;虽然那时候也许他还并不能体会那种失落。他只是不经意间看到了隆裕太后的眼泪,对于未来,他充满着未知。
日子依旧如常,只是换上了中华民国的牌子。溥仪依旧在宫阙高高、红墙高高的紫禁城中,过着他的名义上的帝王生活。甚至,他开始学着去享受他的帝王的尊严,他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丝毫的冒犯。甚至,他看到在一起玩耍的兄弟穿着明黄的衣服,都会大发雷霆,摆出皇帝的尊严。少年纯真美好的天性,就这样被一道宫墙扼杀了。
而那个时代,注定是多事之秋。那个曾经逼他退位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里死去了。而留着辫子的张勋又跑来了,他要溥仪再做皇帝。这时候的溥仪已经长大了,他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曾经是大清的皇帝,自己的祖先曾经是这里最尊贵的人物。对于真正的皇帝身份,他的心中还是充满着向往的。只是依旧并不很是懂事的他,还不知道权力后面有着多么残酷的争夺;不知道他即使做了皇帝,不过依旧是一个傀儡。
这又是一场军阀之间的争斗。遗憾的是,支持溥仪的张勋再一次失败了。少年溥仪只作了十二天皇帝,又一次退位了。他难过地放声大哭。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知道紫禁城外面太多的事情。
然而他也开始学会了慢慢成长,像普通的少年那样。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娶了妻子,而且还在同一天娶了两位:婉容和文绣。他也开始了学习,不仅学中国的,而且有了洋人做他的教师。也就是这样一个洋人庄士敦,对溥仪的人生有着很大的影响。有人甚至还说,一生未娶的庄士敦是一个同性恋者,而溥仪正是受到了他的影响。不过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溥仪开始向往国外的生活。
1924年,溥仪登基时那句“我要回家”应验了。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修正了清室优待条件,将皇帝驱逐出了紫禁城。溥仪回到了他做皇帝之前生活的地方:醇王府。
对于被废除的帝号,溥仪身边的人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的决定是利用外国人的力量。不久,溥仪住进了天津日租界。很显然,他再一次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傀儡。当然,这是相对于日本人而言。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他已经踏入了战犯甚至是汉奸的门槛;虽然是被迫的、懵懂的。1932年,他做了伪满洲国的“执政”。1934年,他第三次坐上了皇帝,不过这一次叫做“伪满洲国皇帝”,而不再是大清的皇帝了。不知道这样的“皇帝”,对于他来讲是不是一种慰藉,至少满足了他的皇帝梦,他也由此成为了历史上做皇帝次数最多的皇帝。只可惜,这样一种经历实在是不值得羡慕的。在日本人的操纵下,皇帝梦终究只是幻想的破灭。溥仪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自由甚至很危险。尤其当他发现,连他的妻子,“最亲爱的玉龄”,也因为和他讲述日寇的残暴,而遭到了人家谋害。而他本人的生活,也是受到了极其严格的控制,没有自由。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又让他想起童年在紫禁城中的生活呢?这样的一生,永远不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恐怕也是莫大的悲哀吧?
1945年8月14日,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以后,溥仪于8月17日逃往日本途中,被苏军俘获。在前苏联境内拘留五年后,他于1950年8月与其他“伪满洲国”战犯一起,被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先后在抚顺和哈尔滨两个战犯管理所关押了十年。
开头的那段,就是溥仪在哈尔滨关押时的自述。他大概是中国历史第一个会为别人服务(当然是正式服务)的皇帝,自然也是最后一个。与他少年时代的养尊处优、富贵荣华相比,此时的落差,自然让他难以接受。然而,这大概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当初慈禧的一封诏书,就悄然改变了他一生的悲喜,这算是命运的恩宠还是嘲弄呢?
1959年12月4日,溥仪又一次放声大哭。这一天,他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特赦令。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变故,他终于有了自由。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是如此的平常,却是他一生都在渴求,却一直没有得到的。
只是,溥仪还有一丝遗憾,他始终没有生下一子半女。他一生中,前后有过五位妻子:婉容、文绣、谭玉龄、李玉琴、李淑贤。应该说,每一位妻子都与他经历过生命中的一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