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戊戌变法：日暮帝国的最后一搏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人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竟被一个曾经在文化和实力上都不如自己的落后国家给击败了！”这一次的刺激，远远要比之前的欧洲侵略者带来的打击更沉重。因为这一次是日本，是一个曾经要向我们朝贡的国家。而这之后，它带来的影响是更具有毁灭性的。一方面这次的条约更为苛刻，给已经衰败的清廷更大的负担；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看到了中国的不堪一击，掀起了瓜分中华帝国的狂潮。
而此时的中国，随着帝国主义加大了对自己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商品市场逐步扩大。而民族危机，也促进了国人的觉醒，纷纷提出各种主张和方法救国。国人开始了设厂、开矿并自办铁路，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由于《马关条约》的重负，清政府也放宽了对于本国商人办厂的限制。在甲午战争以后的几年里，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壮大。而他们也迫切要求改变现状，试图创造出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环境。由此就产生了改良和革命两种不同的道路。
早期的改良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与洋务运动的开展密切相关。代表人物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他们主要主张抵御外侮，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大力革新政治主张建立议院。他们批判洋务派仅吸取西学皮毛的做法，要求彻底进行社会改革。
甲午战争之后，早期维新思想迅速发展，并成为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始一步步地发展起来。
康有为（1858-1927），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维新理论的创造者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出生在一个有理学传统的士大夫家，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而后，他又开始了对于西学的研究。他试图为面临民族危机的清廷找寻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利用乡试的机会，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成法”。虽然这也因此严重影响了自己的仕途：因为本被录取为进士的他，却正是这封光绪帝根本没法看到的上书而被除名了。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思想在民间得以广泛流传。
随后，他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收徒讲学，传播他的维新思想；并在这期间完成了两部作为变法理论基础的着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他试图通过旧传统击溃旧传统的做法，自然难以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变法维新理论体系。甚至，这些理论根本没有得到一般士人的认同。然而，他的维新思想却也使得人们开始了新的思索。首先，他在政治上要求改制，也就是对传统政治秩序提出了质疑，清廷不得不面临这一对自身统治机构的挑战。另外，他对儒家思想的解释，也使得人们对于儒学甚至孔子的形象有了新的理解。当然，或许更多的人没有接受他的思想。但是，至少在人们心中有了这样一个隐隐约约的新的认识。还有一些人，则是更大的震动，就像火山爆发和地震一样。
当1895年的“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终于有机会开始他的仕途生涯。维新运动自此在北京、上海、天津、湖南等地广泛开展起来。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侵略山东，民族危机加深，维新运动空前高涨。1898年，康有为再次阐明变法的紧迫性，递交了《应昭统筹全局折》，提出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光绪（即爱新觉罗·载湉，庙号清德宗，1875-1908在位）帝终于看到了他写的东西，并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
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开始，到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变法失败，史称“百日维新”。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光绪帝颁布了二三百件变法上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教等各方面。在政治方面，改革律例，取消重叠机构，澄清吏治，另外就是给予一定程度上的新闻出版自由。在经济方面，则是以更大的力量促进农工商业的发展，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发展铁路和采矿业，举办邮政等。在军事方面，裁撤绿营，力行保甲、团练，编练海陆军，各省改练洋操，使用洋枪，筹设武备学堂。在文教方面，改革八股制度，废除八股科举，创办京师大学堂，而且提倡西学，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这些内容，对于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传播，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有着积极的作用的。当然，这些并没有将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全部付诸实践；尤其是政治制度改革的建议，比如建立国会、颁布宪法等君主立宪方面的内容。
然而，即使作出这些让步，变法也终不能免于失败。在光绪和慈禧这场双方实力悬殊的斗争中，最终以光绪帝被囚禁在南海瀛台、慈禧太后重新临朝训政为结束。变法的执行者们也四散奔逃：康有为在英国公使的支持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使馆的帮助下逃往东邻。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身秀等六人，则被捕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当时的清廷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运作模式。热心支持变法的光绪帝，虽然表面上是在以天子的身份处理日常政务；但实际上，其时的实权仍然是牢牢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尤其是任免重要官员以及处理外交事务的决定权。由此，慈禧太后是不会允许有丝毫影响她地位的改革顺利进行下去。有人曾经假设，若是光绪帝有实权，则变法一定会成功。然而，如果光绪帝真的手掌重权，是否也会为权力的稳固而扼杀变法呢？毫无疑问，光绪帝是十分渴望变法能为他自己在政治地位上带来更多的利益的。另一方面，不仅是掌握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官僚阶级，也是抵制变法活动的。历来变法，总会受到顽固阶级的抵抗。不过这倒也符合人之常情。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必然是要愤怒的啊！减薪裁员，总是个得罪人的差使。而从变法主持者康有为自身来看，他只是个书生，本身也缺乏从政的经验，更不知道在官场的生存之道。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会将变法大事选择寄托在毫无实权的光绪帝身上。而也由于他在人际关系上并没有感召力，由此，他的变法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难以得到响应，甚至成为了众矢之的。
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下：当时康有为极力主张的政治经济模式，是否真的适应当时中国的发展？他们对于西方的认识，又是否真的达到了融会贯通，使之能够为当时的中国服务？实际上，当时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正如我们的近邻日本通过学习西方进行本土的改革，最终达到了富强的目的；而中国的改革，却夭折在了变法志士的鲜血之中。
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抹杀这样一次变革的功绩。这是已经衰败的清王朝又一次试图自强的努力；或者说是“日暮帝国的最后一搏”。虽然这只是少数人在奋力实施并很快破产，但这仍不失为一次伟大的尝试。至少，这使得以后仍欲致力于救亡图存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正在处于衰败的清政府，确实需要在某些机制方面加以变革。维新思想虽没有得到广大的支持，但是即使反对者们也会在脑海中有了一个这样的印象。戊戌变法是一次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且，在生产方式上，他们尝试用资本主义模式代替封建生产方式，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它也让一些主张彻底变革的资产阶级人士意识到，必需要实行革命。
而在另一层面，在教育和宣传领域，维新变法更有着重大的意义。比如，慈禧太后虽然废除了多数的变法措施，但是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至今，它仍是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本民族神圣学府。新式学堂以及派遣出国的学生们，他们不会因为变法的停止，而将脑袋里的西学统统还回去。这些人对于未来中国要进行的变革，无疑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和留学风习的形成，对国民素质，对积聚人才，其作用是巨大而内在的。并且，作为改革工具的报纸杂志等出版物的出现，也给社会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义和团：非理性行为与非正常心态
“红灯照，仙姑到，烧了西洋楼，盖上吴云庙。”
1900年春夏时节，在天津的街头上，忽然出现了这么一群红衣女子。她们一律红衣红裤，右手提红灯，左手持红折扇，年长的头梳高髻，年轻的绾成双丫髻。在这些女子的簇拥之下，中间便是红灯照的大师姐林黑儿。她被称做“黄莲圣母”，传说功法也了不得。入了红灯照的妇女，跟着这位大师姐在静室习拳，用不了几天，就能得道术成。一旦术成，持了红折扇徐徐扇动，自身就能升高登天，在空中自由飞翔。这时，右手的红灯投掷到哪，哪就是一片烈焰火海，其威力宛如现在的轰炸机了。
林黑儿原是杨柳青南运河下游十里一船户之女，是义和团青年妇女组织红灯照的首领。1900年春，林黑儿之父被洋人无故逮捕入狱，这增加了她对侵略者的仇恨。五月，在静海独流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的支持下，林黑儿准备在杨柳青设立红灯照坛口，因遭地主石元士反对，未遂。六月初，她在天津城沿侯家后运河边设立红灯照坛口，自称“黄莲圣母”。她们曾参加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并带领红灯照救治在反侵略战斗中负伤的义和团团民。天津陷落时，她们被八国联军所俘，不知所终。
而上文描述的，正是义和团在天津独有的一种专收妇女的特殊拳会，叫红灯照。
十九世纪后期，列强的侵略加深。而山东、直隶、奉天沿海地区，又是英、俄、日、德等帝国主义激烈争夺的地方。由此，这些地区的人们遭受了更多的苦难。而随着帝国主义者对当地的商品倾销，掠夺原料，使大量的手工业者破产，百姓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更增添了他们对于洋人的仇恨。
随着外国侵略者的入侵，教会势力也随之进入中国。山东、直隶的教堂众多，教民人数与日俱增，引发了同当地百姓之间的矛盾，教案频频发生。进入到耶稣、天主教会的人，往往良莠不齐，经常欺压平民，而且地方官又对外国传教士加以袒护，使普通民众的生活更加痛苦。
而更为直接或是具有偶然性因素的，则是谁也无法预测到的天灾。十九世纪后期，以黄河中下游为主的华北地区，频繁发生水旱灾害。黄河连年决口，人民不得不抛家舍业，背井离乡，以求基本的生存。而山东、直隶、山西、河南等省的特大旱灾，更带给当地人极大的恐慌。相对于水灾的突然性而言，旱灾的持续性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心理压力。由此，饱受天灾折磨的灾民，更容易将一切寄托神灵来保佑自己平安，保佑这可怕的灾难快点过去。
长期以来，人口的压力和时势的动荡，使得秘密组织大量出现。长期在这些地区流传的白莲教支派，教门林立。这些被清廷视为“邪教”的秘密教门，往往重视练拳习武，建立相应的武术团体，作为他们发展壮大的组织机构。他们将历史上的名臣义士或是戏曲小说中的人物作为保护神，对于文化水平并不高的普通百姓来说，在宣传中也更加具有号召力，这些都被正在兴起的义和团运动所吸收。潜伏在各地的白莲教及其支派，也参加到了义和团运动之中，并成为了义和团运动重要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许多民间武术团体也成为了义和团运动的前身，比较重要的有义和拳和大刀会。大刀会是民间有古老传统的武术团体，甚至带有神秘的色彩。他们习练的武功，就是对普通民众极具诱惑力的“刀枪不入”。当然，这只能成为他们自身武器落后以及作战技术薄弱的借口，更多的是提供了精神力量。义和拳最初是一个古老的拳会，后来由于清水教和八卦教的影响，逐渐添加了更多的神秘气息。后来，他们和“梅花拳会”合并，实力大为增强。光绪二十四年（1898），威县梅花拳拳首赵三多和冠县习红拳的阎书琴等人，在共同领导冠县梨园屯反洋教起义时，将他们的团体重新定名为“义和拳”，并以“助清灭洋”为口号，这成为了义和团运动的开端。新上任的当地地方官毓贤，由于他本人对教会势力有所不满，所以由镇压改为了剿抚并行，并于第二年初承认了“义和团”为民间团练。1900年，清政府也承认其为合法团体，此后义和团在京津等地迅速蓬勃发展起来。
各地的义和团，主要是由农民和游民组成的。此外，一些富人、少数官吏和军人，也参加了义和团。有关这部分人，其中也许还应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当这样一个团体在得到当时清廷官方的认可之后，很多当初对其抱有怀疑态度的人也加入了进来，这里也包括了很多官僚阶级。而或许还有一个不得已的原因是，在这样紧张的局势下，在这样一群极为激动的团体的鼓动下，不加入就存在一定的危险。
义和团的信仰并不是统一的。这大概由于其最初就是吸收了众多的教门和武术团体组织中的各派思想，无法找到统一的令所有人都信服的某一种信仰。但是他们关于“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思想，则基本相同。“神灵附体”可以满足出于底层的民众这样一种心理，他们由此会提高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又可以加强武功。无疑这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给人以足够的力量和希望，来面对当时贫困的生活。而“刀枪不入”，则是在以后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使得战争变为一种悲壮的氛围，但也夹杂了许多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人们在信仰的力量之下，面对外国侵略者的枪炮勇敢地对抗，给所有的人以极大的震撼。但是义和团不是宗教，也不是秘密组织。
当义和团在北京开始活动，并且人数日益增多时，慢慢的，他们还涌入了外国人众多的天津。他们宣传这样一种信念，只要扫平洋人，自然就会下雨消灾。他们焚毁教堂，追杀教士教民，甚至外国货物也要毁掉。京津地区义和团的突起和庞大，也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于是，掌权的统治者们，对于“剿”还是“抚”，再一次引发了争论。面临内外复杂而又无法预知的情况，义和团“助清灭洋”的旗号，对于慈禧太后来说，或许还是有诱惑力的，于是她选择了“招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