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50年，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被培养出适应性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些国家到底失去了多少居民，也许没有人能知道确切的统计数字。从苏联腹地受命移居到本地空宅的人数也许可作为参考指标。然而，这一过程尚未结束，苏联当局向农村输入了集体农庄的农民，向城市输入了行政管理干部及其家属。在城市的街道上，听到说俄语的人，要比听到说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和立陶宛语的人机会更多。在党的权力机构里，在政府高级官员中，绝大多数是具有俄罗斯姓氏的人，而保留了当地人姓氏的部分人中，有的为了应急都取了外号。苏联居民应是混合的：只有让各个民族融入“俄罗斯之海”，才能达到目的——也就是通过实行单一文化和单一通用语言。曾经连接波罗的海三国与德国的领土，即与东普鲁士交界之处，如今已经安置了俄罗斯人居住；那里的一座较大城市哥尼斯堡，是康德的出生地，康德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如今却也被改名为加里宁格勒，与图拉图拉（Tula），托尔斯泰的故乡，俄国的中等城市，距莫斯科180公里。和萨马拉萨马拉（Samara），俄罗斯伏尔加河中游的重工业城市，萨马拉州首府。没有任何区别。在曾属于爱沙尼亚海岸的外岛上，爱沙尼亚的渔民不再能出海捕鱼。从此，波罗的海三国人民做饭的锅盖就再也揭不开了。
当然，那时还允许学校和大学采用母语授课，包括使用母语教科书。消灭某个民族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敌人。当年轻人用立陶宛语、爱沙尼亚语或拉脱维亚语学会怎样成为苏联优秀的爱国者，学会应该怎样评价来自莫斯科中央的一切事物，那么，俄语就会在竞争中胜出，将使他们的思想“我走到斯大林的肖像前，把它从墙上取下来放在桌子上，我双手托着腮帮子，边凝视边思考，我应该做什么？领袖的脸庞总是这样安详，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地看着远方。我觉得他那锐利的眼神能穿透我这间小屋的墙壁，看得极远，甚至能看到全球。我不知道，如果有人在此刻看到我，他会想什么。但是，我知道，在这一时刻我的每一句话、每一根神经、每一滴血都让我觉得，对我而言，这整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我能看到的只有这张最尊贵、最可爱的脸庞。我该做什么呢？‘苏联政府正以坚定不移的手段清算人民的敌人……’这是你说的话，斯大林同志。我对它坚信不疑。现在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胜利》，《苏联作家协会机关报》1950年4月第4期，页52。选自《立陶宛简报》，纽约，页7-12）境界达到更高的层次。
有什么理由生气呢？波罗的海三国的小天地就是布鲁盖尔在乡村画中展示的着名小天地。紧握着大玻璃杯的手，笑嘻嘻的红嘴巴，如北极熊般笨重的好心肠农民。农民的美德是勤劳、会经营、审慎；农民的罪过是贪心、吝啬，而且总怀着杞人之忧。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工业发展滞后，农业改革将较大的农庄都分给了农民。这些为什么还要继续？不能饶恕那些落伍的富农，因此必须予以消灭，必须将三国居民的生活水平降到与苏联其他地区人民一样。没必要去考虑采取怎样残酷的手段消灭他们——因为每个人终将一死。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有相当比例的人口死于瘟疫，而非死于讨伐队，如果从这一刻起，我们承认历史的必然就是某种瘟疫，那么我们就不会为牺牲者的悲惨命运挤出一滴眼泪。一般而言，瘟疫和地震不会引起人们的愤怒，因为人人都会承认这是天灾，于是人们会放下手中的报纸，继续悠然自得地享用早餐。人民只有在需要反对某个人时，才会造反。在这里没有可以反抗的人。因为那些导致灾难的人深信，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在履行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
但是，我手中拿着的一封信，其内容令人痛心。这封信来自波罗的海国家的某个家庭，她们在1949年3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个家庭共有三个人：母亲和两个女儿。收信者是她们在波兰的亲戚。这封信只是干巴巴而又简短地叙述了她们在乌拉尔集体农庄工作的情形。信的每一行，最后的那个字母都写得很粗，把它竖起来、连在一起看，就出现了这样的词语：“永恒的奴隶”。如果说这封信是偶然到了我的手中（我原本并不知道有这封信，只是曾去探望过收到这封信的人）——那么还有多少别的以这种伪装的方式表达绝望的信件已经寄到收信人手中呢？但收到信的人，对信中所表达出的一切都爱莫能助，因为他们什么都做不了。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数学统计，那就是：还会有多少人想写信却没写出来，还有多少可能会写这种信的人，因饥饿和过度劳累死于冷酷的北极地区，死时仍然在不断重复着这句令人绝望的话：“永恒的奴隶”？
母亲和两个女儿，如果她们还活着，也许此时正挑着从井里打出来的水，母亲可能正在发愁，担心作为工钱付给她们的面包份额不够果腹，或许，她此刻正为女儿们的未来操心。迁居到刚果农村的纽约人，与被流放到乌拉尔山以外的波罗的海居民的感觉多少有些相似之处。因为无论在清洁卫生方面，甚或在最表面的文明标志方面，刚果农村都与纽约有着天壤之别——到过那里的人都能肯定我没有撒谎。母亲可能终有一天会死去，但两个女儿却必须永远留在那里，因为生活在这种流放地，根本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家园。她们必须在那里出嫁，同时把自己的某种情感深锁在内心深处，因为周遭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她们的痛苦，深锁在内心的情感甚至不可能告诉自己说俄语的孩子们。
也许，无论是母亲还是两个女儿都没有与众不同的优点。母亲可能每个礼拜天都带着厚厚的《圣经》去教堂做礼拜，但在家中却像个吝啬的悍妇。而女儿们呢，一心只想着在周六时穿上鲜艳美丽的服装到草坪去跳舞，这是她们故乡的居民都喜爱的活动。她们从未读过任何严肃的书籍，对柏拉图和黑格尔、马克思和达尔文的名字都很生疏。这三位妇女因为家境富裕，属于富农而被流放。她们的农场大约有三十公顷的土地。她们在农庄平静地生活，给人类带来的益处，除了生产出一定数量的奶酪和黄油之外，别无其他，收入也可说是微乎其微。这里就产生了问题：以那些更高目标的名义能不能毁掉这样三个人宝贵的生命？“穆尔提丙”主义者回答：“能。”基督徒和那些名义上的基督徒回答：“不能。”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做到始终一贯。“穆尔提丙”主义者在他们对广大民众所做的宣传论点中，有百分之九十都在引证人的屈辱。在他们激昂的高调深处总是含有对义愤的呼吁。基督徒断言，不应欺侮任何人，因为每个人都是宝贵的，都有生存的价值，但他们在发表这种美妙观点后，却不肯动一动手指头给人提供帮助。他们不仅对波罗的海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对其他不同于围捕和强行遣送的毁灭行为也漠不关心。例如，他们对广大群众的精神死亡也漠不关心。人们劳累了一天之后，晚上还要奉命去观看施放毒素的电影和电视，可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拉丁美洲的大诗人聂鲁达来自智利。我曾把他的许多诗翻译成了波兰文。当他在遭逮捕前得以逃离故国时，我感到庆幸。聂鲁达是位共产党员。我相信他所描写的有关自己人的苦难，并且高度评价他那伟大的心灵。因为聂鲁达在写作时关心的是自己的同胞而不是自己，这份心意产生回馈，使他的文字具有威力。但是，当他以苏联人幸福、欢乐的生活对照资本主义世界的疯狂时，我就不再相信他了。只要他描写的是他自己所了解的事情，我就会一直相信他；但当他写的是我所了解的事情时，我就不再相信他所写的东西了。这也正是来自东方的信徒和来自西方的信徒彼此间的差别。西方的共产主义者需要一个地球上的黄金时代正在实现的幻想。东方的“穆尔提丙”主义者正竭尽全力要让这种幻想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根，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这是一个有用的谎言。“穆尔提丙”主义者的推理是正确的。各式各样的革命在对付新秩序的敌人时，必然会出现一段恐怖时期。如今不会有人为法国贵族被推上断头台而哭泣。但是，迄今为止的那些革命，与今天所进行的革命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过去那些革命的矛头所向，是人数不多的小集团，因为这小集团妨碍新生力量的成长。而新生力量是富有创造性的，可同时也受到人为的节制。今天的革命不能满足于为了巩固新政权而维持短期的恐怖。只要经济基础还让敌对阶级能赖以生存，而这一阶级还没有被彻底消灭，阶级斗争就要继续下去。革命活动的对象是数百万小生产者，包括农民和手工业生产者，当然也包括小商人。迄今为止，上述群众仍在持续反抗，他们试图利用一切机会恢复旧有的经济形式的心理状态，已经到了顽固不化的地步，必须对他们采取坚决的手段。应该补充一句，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取得了胜利，但是自1917年以来，革命随时随地都受到倒退的威胁，这种威胁不是以内部分裂的面貌出现，就是以外来武装干涉的手段出现。因此可以理解，过去革命的恐怖时期将会在最伟大的革命中拉长数十年。但是，大凡存在恐怖和贫困的地方，谁都不会有好日子过。黄金时代属于将来。中央宣布，如今，社会主义已然实现，必须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即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必须等待新阶段的到来。目前这个阶段尚不尽如人意，从长远来看，例如，到了2950年，今天的恐怖时期，就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一样短暂，而牺牲者的数目达到两亿或者三亿，就会像数千名法国贵族被推上断头台那样，不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
试想，如果有两个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央的人相见（这描述是依据我对类似会见的认真观察）。其中一人来自东方，他在那里的监狱和强迫劳改营大门后度过了三年，但他没有感到沮丧，始终没有改变信念。虽说他是无辜的，但他认为，凡是有人砍树的地方，必定会有碎屑飞溅。而在他的狱友中，无辜者的比例是较小还是较大，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今天的策略是：宁可错判二十个无辜者，也不可放走一个危险分子。胜利地经受住这一考验，对他而言是道德力量的体现，也是在党内同志中享有威望的根源。即使他对这个国家幕后隐藏的机制十分了解，知道那里充斥着贫困和令人咬牙切齿的屠杀。但是，对历史必然性的肯定，和未来将能获得果实的幻梦，使他认为这数十年的既存现实似乎并不特别重要。第二个，则是来自西方的共产党人。他首先关注的是，自己身处的制度中存有的不公平；对此，他内心充满崇高的义愤，向往他的同志来的那个地方正在进行的实践。他的同志和善地注视着他，而同志口中说出的每句话，都完全符合他的期盼。只是偶尔同志的眼中会流露出某种几乎觉察不到的幽默火花。这是人之常情，不能责怪他。他的幽默掺和了那么一点点嫉羡的意味——对方显示出的那种道德愤慨以及热情，对他而言是不可多得的道义安慰的奢侈品。假如跟他交谈的那个人知道或经历过他在东方所经历的一切，将会有怎样的信仰呢？经验证明，这类西方人中的大多数如果生活在中央地区，他们的精神都不会撑太久。
这帖药的剂量对他们来说太重了。这类西方共产党人若在异教徒中做传教士可能十分有用，或者当他们的国家被解放他们的红军占领时，他们可能也有用武之地。而一旦他们没有选择余地，想回头为时已晚，他们内心的疑虑对事业也不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我先前提到过聂鲁达。对每个现代诗人而言，波罗的海三国的问题要比风格、节律和隐喻的问题重要十倍。如今唯一堪称诗篇的诗是末世论的诗歌，这种诗歌就是以大变革的名义否定今天非人的世界。读者寻找的是希望，并不关心如何把围绕他的一切理解为一成不变的诗歌。如果有人具有鲜为人知、被称为诗才的天赋，他就会无力反抗普遍的期望，因而不断去寻求、跌倒、爬起，然后再跌倒、再重新爬起——因为他知道，这就是他肩负的责任。一般而论，革命者写的诗歌比生活在小圈子里的艺术家所写的诗歌蕴含的艺术性要高一些，因为其内容更接近人的渴望，将文字从一时的文学时髦襁褓中解放出来。革命诗歌的弱点往往表现在把人们向往的未来前景，作为在地球的某处已经出现，或者正在出现的现实大加赞扬。使人接受这一点的困难并不在于“积极的”价值与文学本身的原则相矛盾；而在于为了使读者心悦诚服，革命诗歌必须以真实为基础。文字与现实相抵触将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哪怕作者本人怀抱着善意。多愁善感仅是自我感情的宣泄，倘若仅仅是为宣泄而宣泄，为写作而写作，不考虑接受对象，而无法使群众起共鸣，就不可能写出好作品。文学早晚要经受现实的检验。“穆尔提丙”主义的作家们所采用的完全脱离现实的巧妙手段是值得商榷的。我认识一位诗人，在签订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爆发“二战”之后，他置身于一个被苏联红军占领的城市。诗人内心感到十分恐惧，因为那座城市正在实施大抓捕行动，他的朋友和熟人中经常有人会突然消失。在极度恐慌之中，他坐下来写作，笔下涌出许多开朗的长诗，在诗歌中他祈福和平，赞美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我记得他在一首诗中对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幸福、富裕的集体农庄”大加赞扬。时过数月，当德国军队开始对乌克兰大举进攻时，“幸福、富裕的集体农庄”的居民却热烈欢迎德国人，将德国人视为把他们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救星，直到征服者展现出毫无理性的残酷行为，“幸福、富裕的集体农庄”的庄员们这才认识到自己错了。对教育人民而言，数十年只是很短的时间，不足以成为反对制度的任何论据，但这却是足以推翻诗人所写诗歌的论据。
在帝国之外及其境内运用双重的伦理道德标准，这阻碍了诚实的文学。辩证法的推理也许完全正确，但艺术不可能从辩证法的推理中产生；艺术的根源要追溯到人类世代传承下来的更深远、更原始、更古老的层次。这一事实也许不合统治者-哲学家的心意，因为他们想看到的文学是只为理解历史进程服务的纯辩证法文学，他们所褒奖的不是文学，只是文学的外观。由于暴力压制而隐藏在深处的压抑情感会毒害整个作品，并使作品蒙上了一层异样光泽，就好像在工厂生产线上产生的规格化产品。这种光泽使受众产生警觉：注意！这是规格化的生产。于是，最崇高的词语只能成为毫无生气的装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