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假设，承认革命时期的恐怖手段是必要之恶，那么，波罗的海三国人民作为一个反革命集团，就会在必要的阶段被彻底消灭。但这马上令人产生疑问：能在暂时、即兴的恐怖与长期的恐怖之间画等号吗？殊不知一千年后，人们在看待这个世纪发生的种种事件时，是否会有人把将法国贵族推上断头台，与近几十年中将波罗的海各国人民作为民族整体流放的现象当成一回事。在一年和十年之间是不可以画等号的。时间因素在改变行为的质量。实行长期恐怖需要一架固定的机器，也就是说，要将其变成一个常设机构。因为，被流放者可能尝试逃跑，被流放者的亲属绝对不会感到欣喜，最好是将他们的名字也纳入下一批流放者的名单。被流放者亲属的家庭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只能借助恐吓对他们进行管束，他们也因此会遭遇与被流放者相似的命运。农民属于集体农庄中被强迫劳动的“族群”，他们不愿意在那里劳动，他们对不能流入他们口袋的利润漠不关心，唯有恐吓手段才能鼓励他们干活儿。人们早就知道恐惧是社会的黏合剂。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中，对缺钱的恐惧、对失去工作的恐惧、对滑落到社会下层的恐惧，会鞭策人们奋发努力。但在这里出现的恐惧却是赤裸裸的恐惧。譬如在一个十万人口的资本主义城市里，有一万人因为失业或可能失去工作而产生的恐惧心理。然而，这种恐惧对他们来说只是个人问题，其所以具有悲剧性，是由于周围环境对他们麻木不仁，冷淡无情，漠不关心。但是如果十万人全都持续生活在恐惧之中，那么他们就会造成一种集体恐怖的气氛，导致整个城市乌云密布，暗无天日。金钱固然可以使人异化，把人变成侏儒，可是赤裸裸的恐惧取代了资本（金钱）的地位之后，不仅不会缩小人的异化，反而会有效地扩大这种异化。
为控制这种恐惧，当局需要采取的必要手段是：培养新人。工作对他们而言不再是亚当受到的咒诅，而是喜悦和自豪。庞大的文化体系就是为此目的服务。报刊、书籍、电影、广播不仅要以宣传、改造人们为主题，而且还要激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因为这些敌人企图阻碍改造群众的行动。只要人学会心甘情愿地承担对社会的责任，恐惧的情绪就会减少，最终就会产生自由人。
实施了上述手段后是否会产生自由人，乃是信仰的问题。如果世界上的一切都能理性地服从于已被认知的法则，如果自由不是别的，正是对这种普遍、合理、必要性的理解，如果人有能力获得充分的意识，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应该想要的，知道这一切都是一体而不可分割的——那么未来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崭新的自由社会。在这层意义上，那位在监狱和强迫劳改营中度过了三年的共产党人是自由的，因为对他以及与他有同样经历的人所采取的手段被认为合理且必要。在这层意义上，人民民主国家的作家们有理由断言：“自由人已经产生，而苏维埃人就是这种自由人。”但是如果上帝的旨意（对神只来说不存在选择，因为神只不需要选择，他能清楚地看到一切）不能为世人所接受，那么，从统治者-哲学家的角度看，总有部分的人会做出错误的选择，而恐惧的压力一旦缓解将会导致剧变的威胁。因为，赤裸裸的恐惧不会像资本那样倾向于自愿退位。一个莫斯科的年轻人，在新制度下出生成长，如果他选择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他就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悲观的方式解决类似的选择问题。
然而，波罗的海三国问题是存在的，对他们所采取的行动绝对不是毫无理性的残酷。他们的命运与其他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各族人民的命运完全一样，没有理由受到区别对待。事态的尖锐性在于：波罗的海三国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吞并，他们完全没有准备去适应新的条件，没有经过任何过渡就被拉入苏联的体制。此外，他们作为非斯拉夫民族，其文明却远远高于苏维埃联邦其他国家的公民，对他们来说，学习俄语很困难（我在苏联电影中看到，有一位爱沙尼亚的小姑娘在朗诵普希金的诗歌，她的发音十分可笑）。在这里，民族差异无疑是个严重的问题。
“一旦社会主义在全球取得胜利，民族将逐渐不复存在。”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那时会创造出一种通用的语言，既不是俄语，也不是德语、英语，而是各国语言的大融合。可以设想，在这一目标尚未实现之前，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将使用俄语，最终俄语将成为新的通用语言的基础（因为有人说，法语是封建主义的语言，英语是资本主义的语言，而俄语则是社会主义的语言）。民族的存在虽没有合理的根据，然而在现阶段，还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必须支持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但只是为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作准备。凡是能使某一个民族在文化上与俄罗斯民族更形接近的东西就需要加以保护。与此同时，凡是一切有利于巩固现有制度的东西也必须受到保护。在科学领域，甚至可以鼓励各民族互相竞争，但条件是，必须尊重俄国科学处于领先地位这一事实（在某个人民民主国家，有人委婉地建议一群学者不要发表他们的科研成果，因为这些成果过于优秀会给人留下他们要在这个领域与俄罗斯科学竞争的印象）。
人们要永远记住一个长远目标，即逐渐将许多民族融为一个整体。从这一观点来看，民族主义应受到无情的铲除。因为民族主义的定义是一种信念，认为民族文化必须建立在“民族内容融合于民族形式之中”的原则上，但众所周知，迄今为止，民族文化内容一直都具有阶级性。与民族主义相反的公式是“民族文化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因为俄罗斯民族完成了革命的任务，并且为各国人民树立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样板，在汲取自己成果的同时，简言之，可以将民族主义视为具有反俄性质。一些较小的民族集团如果患上了反俄病，就得将他们彻底消灭（例如，成功地将全部克里米亚鞑靼人赶出了克里米亚半岛）。然而，如果是某个较大的民族反对俄罗斯，那么就要准备好与他们进行长期斗争。可以说，这种斗争在乌克兰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有越来越多的乌克兰年轻作家迁居到莫斯科，并且用俄语写作。那些试图建立乌克兰独立文学的乌克兰诗人与文学批评家都已离世。为自己的民族剧院感到自豪的演员也已离世，因为他们都走得太远，居然敢与俄国的剧院竞争。在波罗的海三国，事情正朝好的方向发展。至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则对它们采用另一种公式，实施一项长期纲领，目前这些也已取得了成效，这项长期纲领同时也是对早前实践经验的一种修正。
任务是艰巨的，因为各个民族都背负着自己的过去，并且倾向于将有产阶级的文化视为自己的文化，例如，波罗的海各民族，就是将富农文化视为自己的文化。他们以这种文化与俄国文化相抗争，怎么可能做这种比较呢！俄罗斯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孕育了革命，就像母亲孕育了胎儿。它的过去充满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只有渎神者才想将它与那些被俄罗斯民族所解放的民族的过去做比较。俄罗斯民族才是世界的拯救者。
俄罗斯没有实施任何暴行。他们杀死的是那些需要杀死的人，他们折磨的是那些需要从他们那里获得供词的人，他们流放的是那些该被放逐的族群。如果说被强迫迁徙的人在陌生的环境里易于死亡，那是气候、艰苦劳动以及营养不良的过错——而这一点在现阶段是无法改变的。难以要求一个自身承担着如此伟大使命的国家，像英国为自己的士兵提供补给那样，向自己的囚犯提供足够的补给。也许提供物资能让那些被流放者不致那么快死亡，但那时，他们的劳动就不能抵补成本。再说，提供的食物在落到囚犯手中之前，早已被劳改营的监管截走了。今后，当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之后，这一切都会发生变化的，那时，对囚犯也就会更好些。
上述论断不排除值得赞赏的远见卓识。俄罗斯认为，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曾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随时准备互相残杀，以便从邻国夺得一小片领土。今天他们知道，这些行为是多么不明智（如果没有中央的监督，他们很可能早就互相紧紧掐住了对方的脖子）。在中央的统治下，他们同意互相让步：波兰人让出了自己的东部领土，德国人同意以奥德-尼斯河为界，捷克和匈牙利不再觊觎外喀尔巴阡山的罗斯土地。于是，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就此消失，他们接受了中央推行的统一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只是语言还没有统一。我们很难否定这种伟大计划的正确性。
唯一的麻烦是去治疗那些不断挣扎和叫喊的病人。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一书中，描写了包法利医生做的一项“畸足手术”。这位外省医生与他的朋友药剂师赫麦合作，决定对乡村酒馆的跛脚仆人进行治疗。费了一番口舌之后，跛脚仆人同意接受治疗。包法利医生在身边摆上许多医学课本，并且委托人制作了一个重达八磅的木盒子，里面装有铁钩子、螺丝钉和皮吊索。手术非常成功，仆人的那条腿被螺丝钉拧在盒子里。“光荣啊！三倍的光荣！”——当地的一份日报疾呼着。并借机叫嚷说：“瞎子能看见东西，瘸子能走路啦！正如从前的宗教狂向自己宠信的人们许愿那样，如今，科学向所有人保证自己能做到一切！”遗憾的是，五天以后，这位跛脚病人就出了问题。他痛得吼叫：“疼啊！”于是，盒子被打开，结果他的腿肿得十分厉害，而且化脓了。两位朋友认为，一定是螺丝太松了。于是，他们决定将螺丝拧得更紧一点。但是病人的病情还是一天天地恶化。后来，人们从邻近的小城镇请来了一位医生，这位医生下的诊断是坏疽，他将这条腿截了。显然，福楼拜是个爱恶作剧的人，在嘲笑赫麦先生对进步的崇拜。但这绝不意味着，如果是由一位良医为跛脚人做手术，手术还会不成功。但人们总是会提出疑问：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医生，是否就是良医？
“一切都这么枯燥乏味，”一位来自人民民主国家的高官对我说，“我在俄罗斯已经见过。所有的阶段都是由上面预先定好的，然后以数学的精密一步步地实现。唯一有趣的是人们的反应。”
人仿佛有个特点，就是不喜欢仅仅被当作物质的人来看待。必须完全服从中央制定的一切步骤，并且放弃对变化施加任何影响，当然事后很容易做一些逻辑的解释，但这种感觉总是令人惊诧——对人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