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一直在想着自己那些波罗的海兄弟，想着那些劳改营，你可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一位在华沙的朋友问我，最近他开始全心地敬佩中央辩证思维的智慧。“当到了一定年龄时，你站在宙斯面前，而宙斯向你伸出手指——”说到这里，我的朋友伸出食指，做了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动作并且叫道：“白痴！你把生命都浪费在操心一些琐事上了！”
我真的无法放下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思考，但是我总能说点什么好为自己辩解。关心这些已经被历史的大象踩在脚下的民族的命运，除了证明感伤情调，这种思考一般不会有任何结果——关于这一点，在阅读了16世纪的回忆录后，我可以同意朋友的说法——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大都是些僧侣，他们记下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种种无可名状的暴行。当然，我为此义愤填膺也毫无用处，这样既不能让那些被德莱昂胡安·庞塞·德莱昂（JuanPoncedeLeón，1460-1521），西班牙征服者，首任波多黎各总督，参与过征服格拉纳达，他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第二次前往新大陆时发现了美国的佛罗里达。总督杀死的加勒比海沿岸人民复生，也不能为来自印加帝国的逃难者提供一点食物，这些逃难者被笃信基督教、挥舞刀剑的西班牙骑士逼退到科迪勒拉山科迪勒拉山（Cordillera），南美洲安第斯山的西部支脉。大致自南纬27°30起，沿智利-阿根廷国界，向北伸延至加勒比海岸。上。如今那些失败者早已被人们遗忘，如果想对那些获胜者过去犯下的罪行认真研究的话，也许能指出一些具体事例，研究者可能会因为恐惧而一夜白头，也可能会对发生的一切置若罔闻。很久以前，在被称为东普鲁士的地区，居住着一个叫作普鲁士的民族，他们被说德语、信奉基督教的人征服了，他们的命运跟加勒比海人的命运一样——历史学家都深谙这一史实，却从未提及那些母亲的悲哀和孩童经历的苦难，也许这样是对的。以基督教名义建立的文明，实际上建立在众多无辜者的鲜血之上。而那些在今天采取类似手段，试图建立另一种文明的人所表现出的高尚愤怒，也不排除有些虚情假意。这些罪行的记录可能保存在一个隐蔽且安全的地方，当未来的学者在布满灰尘与蛛网的某地寻找到这些卷宗时，他们会认为，那些行为与已完成的伟业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也许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卷宗，将来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卷宗存在；因为根据历史的发展，今日的统治者可以从简单的事实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纸上不存在的东西，现实中也就不会存在。
让我们设想一下，的确会发生这样的事。然而，我们对待现实的态度已经迥异于对待过去的态度——可是谁能确定这是缺点或是优点呢？一个活生生的人，即使身处数千公里外的地方，也不会那么轻易被人从记忆中抹去。如果他受到酷刑，他的声音至少会传到拥有丰富想象力的人耳中（想象力丰富对他们而言不是愉快的事）。甚至，哪怕这个人已经死了，可他仍是现在的一部分，因为杀害他的人，或者下令杀害他的人，这时正在地球的某一角落悠然自得地坐在餐桌旁，享受着面前摆放的面包、美味佳肴，啜饮着清茶，而他的孩子们也会为他带回家的礼物而兴高采烈。但是，要求把当下的事情当作过往的事情看待，同时抱以毫不在意的态度，认为这件事就像我的朋友所说，不过是些蠢事而已，要求透过历史的望远镜去注视明日即将成熟的果实——这种要求未免过于苛刻。历史与现在，或许有某种不可逾越的限度，否则明天将要成熟的果实就会腐烂。事实上我就是这样想的，这是由于在人类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中，呈现的不只是强盗、征服者和刽子手，也有其他活着的人在从事某种活动。对于他们来说，恶就是恶，而且必须称之为恶。集体大屠杀、革命的恐怖、淘金热、劳工阶级仍在遭受苦难——这一切都是恶行，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应该对此保持沉默，甚至表示赞许，谁知道这些灾难会演变成怎样的规模？我觉得，在拒绝对这些恶行表示赞许的同时，我比我那表示赞许的朋友更能保护明天的果实。我冒着犯错误和付出巨大代价的风险。假如我不愿去冒这风险，那我就不会写出现在写的东西，可能我会去写歌颂大元帅此处指斯大林。的赞美诗。其实，一个人在掌握诗歌韵律技巧的情况下，拼凑出一首铿锵有力的颂歌，赞美一个杰出人士并不是很难（这一类写作令我想到从事翻译工作时的情景）。
众所周知，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位于欧洲大陆的边缘。有道海湾（芬兰湾）把它们与芬兰隔开，波罗的海使它们与瑞典隔海相望。
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不属于斯拉夫民族；爱沙尼亚人的语言与芬兰语有渊源；立陶宛人的语言与拉脱维亚人的语言为何相近，时至今日对学者们来说都还是个谜——谁也不知道，这些部落从何处游牧到此地，又是怎样在涅曼河涅曼河（Neman），立陶宛语作Nemunas，德语作Memel或Njemen，波兰语作Niemen，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境内的河流。与北德维纳河北德维纳河（СевернаяДвина），位于俄罗斯北部，由苏霍纳河（Сухона）和尤格河（Юг）汇流而成，向西北流，最后流入白海的德维纳湾。下游定居下来的。人们只知道，已被驱逐的普鲁士人曾经使用的语言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很相近。在这三个民族中，只有立陶宛人在过去曾建立过一个大国，它的疆域曾扩展到第聂伯河（Днепр），还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三个人口稀少的国家，自从居民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就经历了一段盛大的殖民化时期——主要是被德国和波兰统治。由于殖民化，这里曾使用两种语言：真正的统治者（土地拥有者）使用的语言是德语（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和波兰语（在立陶宛）。一部分原因是新来的人带来了自己的语言和风俗，另外就是，当地贵族接受了外来人士所带来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而大部分人民则继续使用自己的母语，保持了远古传承下来的独特文化。“一战”之后，这三个国家获得了独立，不再是沙皇俄国的行省。激进的农业改革消除了大地主的影响，民族语言成了新兴国家的语言，而文学和学校教育则与民间传统相结合。
1939年，这三个国家的总人口只有六百万左右，比当时的智利人口略多一点，比瑞典人口略少些。这三国都属于农业国家，借由组织良好的出口，保持了预算平衡。那时，三国向西欧出口的主要产品有熏猪肉、鸡蛋、黄油、谷物和家禽。因而与丹麦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实也不仅在这方面与丹麦相似。任何了解农场主生活方式的人，都可以轻易描绘出波罗的海三国的生存状态。农村合作社的良好发展，为农民销售自己的产品提供了便利条件。从三国居民的外表、住房条件和饮食方式来看，可以发现他们的生活水平高于其他东欧国家，当然，或许捷克斯洛伐克是个例外。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绝大多数信奉基督新教，而立陶宛人则信奉天主教。三国人民的共同特点是：怀有热忱的爱国主义，有时甚至会表现得有点沙文主义——就三国人民过去经历的苦难历史来看，这点表现是可以理解的。
这三个国家另外的共同点是，都不具备军事防御能力。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МихайловичМолотов，1890-1986），苏联政治家与外交家，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总理）。与里宾特洛甫乌利希·弗里德里希·威廉·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UlrichFriedrichWilhelmJoachimvonRibbentrop，1893-1946），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外交部长。的会谈决定了这三个国家的命运。1939年秋天，莫洛托夫要求在此建立军事基地，波罗的海三国政府急忙答应了这一要求（当时，报刊均发表了大量文章，表示他们与强大、善良的东方邻国之间的友谊永恒而牢不可破）。1940年6月，以这三国政府无法给驻扎在其境内军事基地的苏联官兵提供必要的安全保证为借口，苏联红军公然入侵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接管了这三国的政权，三国迄今的国家机器就此不复存在。
我对波罗的海三国历史的叙述不是取材于书本或报刊。我生命中看到的第一束光、第一次嗅到的土壤的芳香、看到的第一棵树——就是我出生的那个地区的阳光、气息和树木。我出生在立陶宛一个说波兰语的家庭，我的家坐落在一条小河边，那条小河有立陶宛的名字。我对那里发生的一切记忆犹新，就像从我们所熟悉的人们脸上和眼里看到的那样鲜活。
西班牙人对阿兹特克族的入侵是令阿兹特克人恐惧的经历。他们认为，西班牙征服者所带来的习俗不可理喻，他们也无法理解西班牙人的宗教仪式，认为其思路也令人无法捉摸。苏联红军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立陶宛的入侵，也令三国人民受到震撼，其程度不亚于西班牙人对于阿兹特克族的袭击。诚然，年长者对沙皇时代的不满记忆仍历历在目——虽然现在与沙皇统治时期不同，但现在这种统治比沙皇时期更坏百倍。自沙皇制度垮台多年以来，俄国距欧洲非但没有越来越近，反而越来越远。俄国制定了一种欧洲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原则。征服者的思想和反应对被征服者而言也十分陌生、难以理解，就像阿兹特克族人对天主教神学的奥秘和西班牙人的卡斯蒂利亚卡斯蒂利亚（castillan），即骑士。荣誉观一无所知一样。
征服者要求他们进行国会选举，然而，这些选举与人们至今所了解的选举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新政权仅提出了一个候选人名单，那为什么还要在城市和乡村张贴传单、发放宣传小册子呢？为什么还要用高音喇叭不分昼夜地吼叫呢？干吗还要在卡车上装饰候选人的肖像，干吗要那些花环，干吗要举行群众集会和论坛呢？如果只有一个候选人名单，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为什么还要宣传呢？老百姓被搞糊涂了。可是，在选举当天，人们还是成群结队到投票站去投票。投票是必须参加的，因为只有在投票之后，他们才会在你的护照上盖一个章。如果护照上没有这个印章，这位持照人就会被视为人民的敌人——因为他表现出一种邪恶的意愿，即不投票。老百姓们诚然十分天真，以为竭力交上撕破的、涂抹删改过的选票，就可以使选票被视为无效票。但他们万万没想到，这种票仍被视为有效票，被算作投了“赞成”票。选举结果令人印象深刻。被选举出来的国会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请求将各个共和国合并到苏联。自然，这一请求很快就得到了应允。
新当选的一位立陶宛国会议员是我少年时的伙伴。我与他曾一起划着独木小舟，沿着欧洲不同的河流，驶过数十公里，艰难地游过无数个瀑布，我们爬过窒碍难行的山间小路，一起在德国黑森林的峡谷和莱茵城堡迎接日出。在“二战”爆发前几年，他成了斯大林主义者。虽说他出身于华沙，在战争爆发之初，他来到立陶宛这块土地或多或少是出于偶然，但在那里，他被提名为国会议员候选人（那时，由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员人数极少，莫斯科乐于利用每个共产党员），因为只要参加竞选就等于成为国会议员。他顺利当选，对他来说，这必定是一次奇异的体验：为一个与他毫无关联的国家并入另一个国家投票，而他对那个国家的认识，只不过是从宣传资料和官方统计中获得一鳞半爪的信息。对那时的东欧国家来说，这是件新鲜事，这位国会议员开了个先例，从此，由外国人代表某个国家便成了一种常态，必要时，外国人甚至改变自己的姓氏，变成某国人。
就这样，波罗的海三国居民“被成为”苏联公民，他们必须遵守别人的现行条例。在新政权眼中，这里的民众生活水平较高，相形之下，苏联其他地区公民的生活就显得穷困潦倒，这似乎是一种丑闻，是逝去时代的遗迹。因此，新政权决定，要好好改造他们，于是，监狱人满为患，不久，官方便开始将被划入某些范畴的居民成批成批地流放到苏联本土——主要是把他们发配到北极地区的劳改营、矿山和集体农庄。1941年，德国军队占领了波罗的海各国。纳粹分子按照自己的信条，又开始屠杀那些他们认为应该消灭的民族，即所有犹太人，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级，不分年龄与性别，都要将他们斩尽杀绝。纳粹分子十分精确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与此同时，纳粹官员也强行招募许多人到德国做劳工。1944年，波罗的海三国再度被红军占领，莫斯科中央着手改造此地区，使之与国家的其他地区相似。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摧毁这三个国家迄今建立在富裕农户基础上的农业结构。但是，农业集体化在那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强化农村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就是要充分利用穷苦农民与富裕农民之间的对立情绪，但成效甚微；农民们利用战后散落在人们手中的大批武器和在游击队受过的训练，发动群众性反抗。农民们纷纷逃进森林组织武装队伍。讨伐队包围了农村，屠杀那些留在家里的人。如此一来，反抗更加强烈，因为邻近各个村庄的所有人，包括孩童、妇女都宁愿加入游击队也不愿坐着等死。面对老百姓的敌对情绪，当局采取了十分激进的手段——大举抓捕人民，将他们装进闷罐车，并把他们流放到欧亚大陆人烟稀少的地区。当西欧人开始享受不甚平稳，且偶尔会被恐慌打破的和平生活时，波罗的海国家正经历着没有和平的黑暗年代。农村的居民不是逃跑，就是被打死或被流放，他们身后留下了空无人迹、反复受到掠劫的村庄，风在破碎的窗户与撞开的门上呼啸而过。“希特勒分子来了又走了，但人民会留下。”斯大林在确定反抗希特勒的战争已经取得胜利时，如是说。但对这些弱小民族来说，可以把这句话改成另一种说法：“人民来了又走了，但这些国家会留下。”“立陶宛会留下，但不会有立陶宛人了。”1946年，一位莫斯科中央高级官员在一次谈话中这样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