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良贱籍就是除了士、农、工、商这四种人以外的人称为“贱民”。这个贱民也是“世袭”制度的，它世代相传，谁也不得改变。这些贱民一不能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二也不能入朝为官走仕途。贱民主要有以下几种：浙江惰民、陕西乐籍、北京乐户、广东蛋户等。在浙江的绍兴有“惰民”，历代相传下来说这些“惰民”是宋朝、元朝时候那些罪人们的后代。这些“惰民”们，凡是男的就从事捕蛙、卖汤之类的职业；女的就只能做媒婆、卖珠这样的活计来赖以生存，要是实在走投无路，揭不开锅，她们就只能兼带从事出卖肉体这样忍辱受屈的事情。这些人被所有人都认为是“丑秽不堪，辱贱已极”的人，所以人皆贱之。安徽还存在着伴当、世仆这样的贱籍，他们的地位比起乐户、惰民来是更为悲惨。如果村子里有两个姓的，那么这个姓全都是另外一个姓的伴当和世仆，如成为有钱人家的奴隶伴当相世仆，稍微有不合意的，每个人都可以随便地打骂他们。广东沿海、沿江那一带，有种贱籍叫蛋户，他们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生活总是漂泊不定，因为他们不得上岸来居住。江苏苏州府有丐户，也是所谓的贱民。
雍正皇帝就对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乐户、惰民、丐户、世仆、伴当、蛋户等贱籍，下令去掉他们的贱籍，将他们赦免为普通老百姓，编入到正户里去。
雍正只当了短短13年的皇帝，可是他所作出的改革却比他的父亲康熙皇帝当了61年的皇帝还要多得多，可以说，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的皇帝。
雍正皇帝又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他清楚康熙皇帝末期积累下来的种种弊端，并且推行一系列政策，为推动清代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就是因为他统治的严厉与超乎寻常的努力，才慢慢地把大清帝国推向了鼎盛，也为后世流传美名的康乾盛世做了很好的铺垫。
除此之外，雍正皇帝的勤奋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他当皇帝的十二年零八个月里，几乎每天都是批阅奏折到深夜的。一年里面没有休息，除了他生日那天，而且每天的睡眠时间还不到四个小时。光是数万件的奏折里他写下的评语就有1000多万个字。雍正皇帝的勤勉的精神和治理国家的业绩，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也堪称是楷模了。
八、接受纳谏
雍正靠夺得帝位后，下令朝中大臣，凡对他的奏章，一律密封上送。有关奏章直谏雍正敢于采纳的故事很多。
先来看看孙嘉淦的故事吧。孙嘉淦（1683-1753），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山西兴县人，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前期一位突出的有胆识的宰相级官员，也是著名的敢言直谏、刚直不阿的名臣，更是一位政见卓越的学者、思想家。前人评价他说，“嘉淦初为直臣，其后出将入相，功业赫奕，而学问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实以嘉淦为第一人”。
孙嘉淦在上疏中，针对雍正迫害自己的兄弟、大肆授官、无故用兵三事，尖锐地提“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三条建议。雍正接疏看后，非常生气，召集朝中大臣，传阅议处，说：“孙嘉淦原是这样一个狂生，绝不能让他留在翰林院。”吓得诸臣都不敢说话。只有大学士朱轼回答了一句：“嘉淦确实是够狂妄，但他敢于直言进谏，为臣也很佩服他的胆略！”雍正沉默了半晌随即笑着说道：“朕亦服其胆！”孙嘉淦总算没有受到处分，后来反倒升为国子监司业。
孙嘉淦为祭酒时，曾荐其弟孙扬淦为国子监丞。后来，他又负责对宋镐、方从仁等人的教育培养。当学习期满，引荐给雍正时，孙嘉淦说：“宋镐、方从仁都有教学，可委以重任。”当孙嘉淦有发现方从仁的所作所为名不副实时，于是又直方上疏说：“方从仁不怎么样，实在不值得使用。”这使雍正很生气，斥责他反复无常，欺蒙圣上，为此将他撤职，交给刑部治罪。刑部提出，孙嘉淦犯了欺上之罪，准备将他斩首。这时，雍正又对朝中大臣说：“孙嘉淦太憨厚，他有优点，就是不爱财。”又免了他的死罪，把孙嘉淦发落到户部银库干些杂事。
孙嘉淦出狱后，到银库服役。当时，执掌户部大权的是果亲王胤礼。他一向认为，孙嘉淦是担任过朝中大臣的人，如今被罢免，到银库服事，一定瞧不起、也不会去干会计之类的小事，以后，又听到流言蜚语，说孙嘉淦为了收买人心，取得好名声，对收交的银两，一概不去核数。为了弄个明白，果亲王胤礼亲自察访此事。他到银库检查，所查结果，同传说的完全两样。他进入库场，又看到孙嘉淦正和吏卒等差役人员在一起，不辞劳苦，又是记账，又是搬运，还拿着秤一份一份细细地称。他所收得的银子，都集中起来固定地放在一个地方，取来复称时，没有丝毫差错。这件事传给雍正皇帝后，雍正愈加器重他。雍正十二年（1734），任命他担任河东盐政。
孙嘉淦可以说是一个忧国忧民、正直敢言的好官。他的为官八戒，他的治学态度都非常值得后人借鉴、效法。雍正能赏识他，也说明雍正的明察。
我们再来看看有关雍正敢于接受直谏的故事。
朱轼乃康熙末年间的左都御史，雍正即位之后，封他为太子太傅，雍正二年（1724）兼任吏部尚书。雍正皇帝曾经赐诗给他，云：
忠岂惟供职，清能不近名。
眷言思共理，为国福苍生。
意即希望他能辅佐自己治理好国家并教好太子。但是，这个朱轼似乎有些不识抬举，新皇帝对他期以厚望，他却敢于违反皇上的意愿，强力反对雍正新推行的耗羡归公新政，力劝皇帝不要违反祖宗的成法。雍正并不怀恨。公元1725年，雍正又任朱轼担大学士。后来，朱轼也曾反对雍正对西北用兵，他以病乞休时候，雍正还是真心挽留的，雍正云：“尔病如不可医，朕忍何挽留，如尚可医，尔亦忍何言去。”朱轼被雍正拳拳真心的语言感动得泪流满面。从此，再也没有提过辞官还乡一事，一直到雍正驾崩之后，他才针对雍正的政策向新君乾隆皇帝上条陈，指责司法太过苛刻，之后，便撒手人寰。
反对耗羡归公的人不只朱轼，太原知府金鉷也曾公然反对过此新政。雍正不但将其提升为广西按察使，还很快擢升他为巡抚，金鉷为了使地方官的任用更加合理，向雍正建议把州县根据地理位置和贫富程度分为几类，然后根据分类情况而任用管理，得到了雍正皇帝的大力支持，金鉷得到了雍正皇帝的重用和信任之后，也更加忠心不二，曾静投书案中，他全力清查军流人犯在广西散布的反对雍正的流言，受到了雍正的大力嘉奖。而侍郎沈近思同样反对火耗提解的革新措施，雍正不仅不计前嫌，反而重用他，并赐诗赞许他说：“操比寒潭洁，心同日月明。”此外，沈近思还反对雍正信佛，这几乎让一心向佛的雍正孰不可忍，雍正也只是一笑而过。沈近思死后，雍正特谕他为礼部尚书、太子少傅，遣官往祭，又念他儿子尚且年幼，特别吩咐让吏部派官司经办他的丧事。
另一个反对耗羡归公的御史刘灿，雍正开始以为他是出于私心，便改授他为刑部郎中，降了他的官职，后来，见他依旧认真为官，“居心尚属纯谨”，便升他为福建汀漳道。雍正五年（1727），刘灿因为漳州知府及属县仓米急缺而向总督奏报这一事，结果文书被截回，刘灿竟气得以头撞墙，福建陆路提督丁士杰当即以此为借口，密参雍正说他浮躁失体统，雍正却不以为意，说他者是感恩图报心切，关心民生而忘掉了礼仪，认为他是爱民且为朝廷办事的好官。
雍正七年（1729），李元直为监察御史，上任八个月之后，便上疏奏达数十件，其中有一份奏折对满汉大学士等均有指责，李元说：“朝廷中只有赞同，没有争论，大臣们都是一味迎合。”雍正认为李元直“真实任事”，说中了要害，把他召入内廷面谈，还一起吃荔枝，鼓励他以后仍要“尽言毋惧”。原来，康熙晚年，清政府的朝中大员官僚习气相当严重，这些人身居高位，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并不拿出主见，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接受李元的建议，为此，他下令严加整饬此风。
为此，雍正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今朝中九卿大员坐班，每当商议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有的假装打瞌睡，有的海阔天空地闲谈，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时候，便鼓动一两个新来的科道官员发言表态，然后大家便“群相附合，以图塞责”。似此朝臣议事，何益之有？雍正指令朝中重臣，商议事件务要各抒己见，不得观望附和。雍正认为，官场上流行的八面讨好、圆滑世故的习气最为可恶，指出这种劣习实为“国家之大蠢，妨政败俗莫此为甚”。训导文武大员做官要有骨气，要果敢刚直。为彻底改变这种彼此观望的劣习，雍正宣布，即日起将议事的亲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相符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完全一样，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诿，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见。”雍正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事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
雍正深知，善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除了对皇上的话不敢说半个不字外，还想方设法地讨好他，雍正在李言的建议下，决定远离这种小人。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曾奉到一道谕旨，内容是令他实心任事，为政勤慎。吴关杰把皇上的谕旨奉为至宝，先是“悬挂堂中”，朝夕瞻仰，后来又找工匠把谕训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极力想以此博得皇上的欢心。吴关杰甚至还请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员，一律在大小衙门的屏门上刊刻谕旨，使圣旨高悬，举目皆是。雍正当即给吴关杰泼了一瓢冷水，教训他：你本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分内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对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十分反感，每有这类折子送达御前，必遭严厉痛斥。雍正二年（1724）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一道口传谕令，教导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常有一句你心里的话。”那些想通过美言赞词博取雍正欢心赏识的臣工，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等待他们的是一番毫不留情的责骂。
九、可怕的粘杆处与血滴子
当然，雍正不可能总是对臣子们瀚海容纳，雍正是用了这么弱势的政治力量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胜利的，他的手腕可谓铁血。
雍正可以顺利地当上皇帝除了他自己有很大的心计和一套和别人不一样的政治手段之外，他还有一个训练得非常出色的情报组织。这个组织就叫做“粘杆处”。这个组织为了铲除其他几个阿哥的党羽，到处去收集情报，如有一点发现绝不留活口。
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禛从“多罗贝勒”被晋升为“和硕雍亲王”，其时康熙众多皇子间的角逐也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胤禛表面上与世无争，暗地里却制定纲领，加紧了争储的步伐。他招募江湖武功高手，训练家丁队伍，这支队伍的任务是四处刺探情报，铲除异己。雍正登上皇位后，为了巩固专制统治，也为了酬谢党羽，在内务府之下设立了“粘杆处”机关。顾名思义，“粘杆处”是一个专事粘蝉、捉蜻蜓、钓鱼的服务组织。雍正还是皇子时，位于北京城东北新桥附近的府邸内院长有一些高大的树木，每逢盛夏初秋，繁茂枝叶中有鸣蝉聒噪，喜静畏暑的胤稹便命门客家丁操杆捕蝉。“粘杆处”的头子名“粘杆侍卫”，是由有功勋的大特务担任的。他们大多是雍正藩邸旧人，官居高位，权势很大。粘杆处的一般成员名“粘杆拜唐阿”统称“粘杆拜唐”，由小特务充任。他们都是内务府包衣人，属未入流，薪水不高，但每天跟随雍正左右，炙手可热。可见“粘杆处”表面上是伺候皇室玩耍的服务机关，实则一个特务组织。
“粘杆处”虽属内务府系统，总部却设在雍亲王府。雍正三年（1725），J有l稹降旨雍亲王府改为雍和宫，定为“龙潜禁地”。但奇怪的是改制后的行宫并未改覆黄色琉璃瓦，殿顶仍覆绿色琉璃瓦，有人认为：雍和宫虽为皇帝行宫，曾经有一条专供特务人员秘密来往的通道。但是，今天的雍和宫其实是一个森严的特务衙署，为了不致秘密外泄，才改府为宫。还有一种传说：在雍和宫已找不到任何地下通道的痕迹了，很可能雍正的儿子乾隆为了消除其父留下的不良遗迹，改雍和宫为喇嘛庙时，已加以彻底翻修，将之平毁无痕。“粘杆处”在紫禁城内还设一个分部，御花园堆秀山“御景亭”是他们值班观望的岗亭。山下门洞前摆着四条黑漆大板凳，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四名“粘杆侍卫”和四名“粘杆拜唐”坐在上面。雍正交办的任务，由值班人员迅速送往雍和宫，再由雍和宫总部发布命令派人办理。雍正去世后，乾隆皇帝继续利用“粘杆处”控制京内外和外省大臣的活动，直到乾隆死后，“粘杆处”的特务活动才逐渐废弛。
很多小说中还总是出现“血滴子”这样的武器。
清朝将要灭亡，民国刚刚要开始建立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本来就喜欢讨论皇宫里面的那些所谓的秘闻，就算是没有认识几个字的市井小民也都可以读懂那些通俗的小说，所以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讲新话”的最好的载体。在清朝的13位皇帝中，雍正皇帝是一个实行政治最恐怖也是最严猛的强权主义统治者。所以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在民间流传是最为广泛的。在老百姓看来，这是一个在夺取皇位之前就开始老谋深算的皇帝，当上了皇帝之后他就变得冷酷无情，杀了功臣杀了兄弟。而且他兴的文字狱在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耳目，只要谁出言不逊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更甚者会灭门。所以老百姓谈到雍正就后怕不已。就是这些事情和这些老百姓的惧怕才给他的统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诡异万分。那个时代用雍正来写入小说作为茶余饭后谈资的作品有胡蕴玉的《胤禛外传》、孙剑秋《吕四娘演义》、紫萼《梵天庐丛录》和蔡东藩《清史演义》、燕北老人《满清十三朝宫闱秘闻》，等等。虽然这些小说都说是按照正史来编写出来的，但是大部分全部都是民间这么流传，进行了他们的艺术加工写成的作品。不过这些小说里有一个很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已经被艺术化了的形象，那就是让人惧怕的“血滴子”。血滴子这个形象的出现，它象征着无比的诡异神秘，也代表着残暴的统治手段。这些艺术的原型是来自雍正朝代的特务组织的。
那么，“血滴子”与特务政治的真相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