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自当上皇帝以来，更要注重各类系统化的行政处罚法规的制定、修订。除了继承并且继续修康熙朝时候的法规制度之外还新增加了不少法律，他对有关官员的行政处罚是相当严密的。主要有：雍正朝《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处分例》、《吏部则例·处分则例》、《吏部处分则例》以及《六部处分则例》，等等，这些系统化的行政处分的订立和前朝相比之下有了更大的进步。而且罚俸这一制度在雍正王朝手里是趋于完善了。
雍正首先矫正了康熙最后几年来的错误的政治。他澄清了官吏的管理，稳定自己的统治所以才要实行文官罚这样的政策。大家都知道康熙皇帝是我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当皇帝的那些年里，不但加强了中央的集权制，巩固了多民族的国家的统一，还促进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恢复等全方位的发展。
以允禩、允禟这些人为核心的反对推行行政策的势力以及他们的党羽集团到处去散布流言，制造很多事端，到处阻碍着雍正整改官吏治理，好去谋夺雍正的皇位。这毫无疑问成为雍正的心头石。而那个时候，雍正一直推心置腹的年羹尧和隆科多也开始仗着功劳仗着自己对他们的宠爱就嚣张跋扈，恨不得横着走。所以对雍正来说，敌对势力是不断地在膨胀，再膨胀，他怎么能不担心呢！
那个时候的年羹尧手里握着那么大的兵权，不但是川陕都督，手里还有抚远大将军的印章。还有隆科多不但是步军统领还是藩院大臣，内侍卫大臣，而且是吏部尚书，这些可是实打实的权力啊，雍正的兵权基本上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对他们不处理掉，雍正怎能安心的睡觉。所以雍正为了不让他们继续扩张势力，引起自己收拾不掉的麻烦，就先下手为强了。他深知其中的关系有多么的厉害，所以他下定决心要实行文官罚俸，来改革新的官员整治，好去消除那些朋党集团和有权之人的势力。用这样的方法来加强自己的皇权。
雍正皇帝还是一位崇尚严格治理国家的皇帝。他的主张就是舍“宽仁”而从“严猛”。他曾经在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奏折上这样批示过：“且猛做去，宽之一字乃上天之恩，若宽时得有可宽之日，乃尔我君臣之大福，天地神明之殊恩也。”他的意思就是，现在还是要做猛政的，宽容只是上天给我们的恩惠，如果真的有一天可以什么都宽松了，也就是我们君臣的大福了，这是天上的神仙给的特殊的恩惠啊。从这里可以看出雍正皇帝的意思是说从严格要求上去治理官吏，严猛的思想是不能丢掉的、不能废弃的，所以他在推行罚俸这个政策的时候，整顿官吏的时候就把这种思想贯穿在了里面。
为了提高所有文官的素质和行政效率，还有为了保证国际机器正常、健康地运转下去。雍正还根据《大清会典》以及它的处分条例，《吏部处分则例》、《吏部则例·处分例》、《六部处分则例》等等根据官员违反规定和法律的情形和性质来把罚俸分为不同的类别和处罚等级。凡是官员都要按照这些法律来办事，否则一旦发现就要处罚。
雍正开始吏部下面分设了稽俸厅掌满、汉文职京官之俸这样的部门。凡是要去上任的官员，还是刚刚要去的任职的官员，罚俸，降俸和停俸的人都要到这里来注册。
《大清会典》规定：“凡处分之法三：一日罚俸，其等七。罚其应得之俸，以年月为差，有罚俸一月；罚俸二月；罚俸三月；罚俸六月；罚俸九月；罚俸一年；罚俸二年之别！”就是说按照官吏所犯的罪行罚的俸是不一样的，从罚一个月到罚两年不等，分七个级别。
需要罚俸的规定如下：
第一条，接任官失报事故，罚俸。
第二条，出师官员议处，罚俸。
第三条，失察外官案卷交代，罚俸。
第四条，盗案承缉限满不获，罚俸。
第五条，失察旗人违禁外省置产，罚俸。
第六条，漕运失误，罚俸。
第七条，征收浙省南秋等米未完，罚俸。
第八条，失察讼师，罚俸。
第九条，漏泄本章，罚俸。
第十条，印文错误，罚俸。
第十一条，失察书役犯赌，罚俸。
第十二条，相对于降级、革职而言，罚俸。
总而言之，雍正那个时候对所有官员是要求很严格的，所以他制定了这一系列的罚俸的行政处分的法规，还自己定了那么一连串的处分条例，而且这些条例都不是信口开河说说的，这些都是经过缜密研究的，他从原来的基础上递进了一个层次，而且完善增强了这些针对官吏制定的法律法规的实际操作性，这些法律法规从一个侧面很好地反映出当时雍正王朝的文官发俸制度是基本上趋于成熟了的。
虽然这些制度都写明了处罚的罪名和适用的范围，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很多统治者和官吏都不会去严格的遵循法规条例，所以让这个制度变得很宽泛了。我们从下面几点就可以看出来。
第一，是对对犯轻过的官员，多采取罚俸处分。比如说1723年，也就是雍正元年的时候，因为注释的时候少了一个“清”字，所以礼部的侍郎一个叫伞泰的就被罚了六个月的工资。
第二，是对工作失职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官员，实施罚俸处分。这个也是雍正王朝的时候罚俸用得最多最广泛的地方。举个例子就是1727年也就是雍正即位五年的时候，太湖县参革知县朱颖蕃因为失察，自己擅自销了老妇绢布银两。这个案子，本来是江南总督的查弼纳在自己当官的时候罚二年的俸，本来是安徽巡抚的李成龙在当官期间罚一年俸。
第三，是对犯罪的公侯人家，多采取罚俸处分。比如说1727年雍正五年的时候，多罗顺承郡王叫锡保徇私包庇自己的党羽而且还没有把延信那些大不敬的事情和雍正说，还派了一个不能骑马的章京去抓延信，所以导致延误了事情，本来是应该革去爵位的，也要把他圈禁在家里，可是雍正却下令只罚了他三年的俸禄。
第四，是对失仪官员，多给予罚俸处分。
从上面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来，雍正那个时候罚俸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地方，一是从实践中不断地去修订规范法律，来严加治理官员；二是更详细地规定了具体的条文内容，好让官员明确在处罚宗的责任和权力；三是程序上更要的严密，来保障处分的执行。
雍正时代的严猛政治其中还包括了文官罚俸这一系列的各项制度，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比较成功地更新了官吏整治。他是清代初期官员罚俸实施算是比较成功还带有自身的特点的制度，而且总结归纳了中国历代以来的罚俸制度。他还在康乾之间做了很好的承前启后的衔接。这样一来国家不但可以让自己的官员们勤于职守，廉洁奉公，为社会的稳定作出贡献，而且皇帝的权威性也大大提高。这样，清朝政府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政治上都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推动了康乾盛世的发展脚步，使得清朝政府在18世纪中后期出现“德业于今称盛大，直超三五辟鸿蒙”的全盛景象。
五、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
明代的时候权力是集中在内阁的手中的，所以才有权相的产生。
雍正皇帝改变了这一集权内阁的形式，把大权进一步的集中在皇帝的手里，他创立了军机处。军机处亦称“军机房”、“总理处”。是清朝中后期的中枢权力机关。雍正七年（1729），因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泄机密，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雍正十年（1732），改称“办理军机处”，乾隆以后省去“办理”二字，遂简称为“军机处”了。
雍正用军机处来作为自己的秘书班子，军机处的主要任务是为皇帝出主意、给皇帝写文件和帮着皇帝处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军机处的特点就是处理政治事务精确简单快速和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军机大臣直接和地方、部门之间打交道，了解到地方的形势，传达皇上的旨意。
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
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专制独裁，所以一旦出现之后，便被皇帝抓往不放，不但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愈来愈扩大。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有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之任命，其名目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所谓“行走者”，即入值办事之意。军机大臣没有定额，军机处初设时为3人，以后增加到四五人至八九人，最多至11人。军机章京初无定额，至嘉庆初年，始定为满、汉章京各16人，共32人，满、汉章京又各分两班值班，每班八人。军机章京之任命，或称为“军机司员上行走”，或称为“军机章京上行走”。
军机处成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就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废止了，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二端，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军机大臣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出没于宫廷之间。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臣也无不随从在侧。但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不像正式国家机关的样子。
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仅称“值房”。军机大臣的值房称为“军机堂”，初仅板屋数间，后来才改建瓦屋。军机章京的值房，最初仅屋一间半、后来才有屋五间。军机处也无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这些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
这个军机处存在有两百年的历史，一直到了清朝末期。
奏折的使用，始于康熙中期，最初仅限于皇帝指定的少数亲信官员。
奏折制度是相伴着军机处这一个部门而得以大力推广的。以前的官员文书由审批然后再转批程序非常繁乱复杂，而且经过很多人批阅了之后，需要很久的时间不说，而且保密性非常不好。
而奏折是清代专有的一种文书。直接交给皇上批阅的，不用过转他人之手，直达皇帝本人。雍正皇帝扩大了可以向他递交奏折的范围与人数，除了康熙时期有奏事权的地方的将军、督抚、提督和中央的大学士、尚书等人外，一些翰林、科道甚至地方上低微之员，亦允许上奏折。这样，不同身份的各种官吏可以及时地反映他们任所发生的情况，报告他们的政务，可以让皇帝一目了然地洞察下面的情况，以方便及时地制定出政策。这样一来也使得官员们可以相互监督，皇上可以第一时间掌握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和操守。
奏折所涉内容非常丰富，大致可分为请安、谢恩、缴批和陈事四类。前三类比较简单，陈事折则非常繁杂，涉及内政、军务、外交，上自国家政务，下至百姓琐事，无一不包，大多不盖印章，直接报告于皇帝，因而保密的程度很高。在当时，奏折是皇帝控制政权，了解和掌握内外官员的动向的有效途径。
奏折用纸多为榜纸、本纸和毛边纸，统称素纸，均为竹纸。臣子缮写奏折，封好后装入报匣，专差递送，经专门负责收发奏折的内外奏事处，到达皇帝手中。皇帝披阅奏折，皆用朱笔，称“朱批奏折”，发还给具奏人。‘雍正帝时，命令将前朝朱批奏折缴还，此后成定制。
雍正七年（1729），下令实行副本制度。凡奉朱批的奏折，都由军机处誊录一份备查，即为“录副奏折”。只有极少数奏折或因事涉机密，或因风闻奏事，被皇帝留在宫中，称为“留中”。凡留中的奏折，一般不朱批，不录副，也不发抄，过后以原折交军机处归档，故亦称作“原折”。
六、开放洋禁
康熙末年，南方一部分沿海的百姓被剥夺了赖以谋生的手段，雍正皇帝刚登基的时候也严格执行了海禁，但是后来因为考虑到沿海的老百姓们的确有疾苦，所以在雍正五年（1727）的时候开放洋禁。恢复了沿海百姓赖以谋生的手段，也促进了中国和西方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雍正允许老百姓可以和南洋做生意。当时，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实行了海禁。雍正当时对鸦片的贸易也是比较重视的，他对鸦片流入的政策是：贩卖毒品，严惩不贷。他要求严格地区分药用鸦片和毒品鸦片烟，是毒品的就严禁，如果是药用的就不干涉。而且他还能照顾到小本经营商人的正当利益。
另外，雍正对待西方欧洲国家来的使者也是以礼相待的。他虽然非常反对天主教这样的教会在中国的民间传播，可是他对天主教是不存在什么恶意的。雍正五年（1727）的时候，博尔都噶尔也就是现在的葡萄牙来了一位叫麦德乐的使臣，雍正皇帝对他的优待让他深深地感激着这位中国皇帝。他甚至在雍正皇帝生日那天在天主教堂给雍正皇帝祝寿祈福。
雍正皇帝还选了一批有才能的传教士，在宫中专门研制国外的一些仪器，烧造一些材料。马戛尔尼当年能到中国来，有一部分原因是伏尔泰笔下描写的那个“开明”的中国皇帝雍正，使得欧洲人人所共知。就是这样才让欧洲人对中国皇帝、对华商充满了美好的幻想。
七、废除了腰斩和贱籍
雍正皇帝废除了腰斩和贱籍，这也是他的一个改革功绩。其实废除腰斩还有一个小故事：事情的开始是雍正皇帝有一次准备用腰斩处决一个人。腰斩就是拦腰斩断，虽然身体已经分裂，但是大脑的意识还是清醒的，一刀下去连腰斩断后人还活着。被处决的人能感觉到自己的疼痛，和将要面临死亡的恐惧，最终失血过多而亡。这个被雍正处以腰斩的人，在渐死亡的过程中，用手指沾了自己的血，在地上连着写了七个“惨”字。很快这件事情就传到了雍正皇帝的耳朵里，他也觉得这样的刑罚真的让人不寒而栗，所以他就下令废除了腰斩这一刑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