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人笔下，雍正被刻画成精谙武艺、神通广大的阴谋家，他的手下豢养了一批技艺绝伦的侠客力士，操持着一种名日“血滴子”的杀人利器，能取敌人的首级于千里之外。同时，“血滴子”也是秘密杀手的代称。传说中还说，雍正的八弟“阿其那”（允禩）、九弟“塞思黑”（允禟）都是为“血滴子”所杀。小说中所谓的“血滴子”大约指的就是粘杆处的这些人。不难推想，雍正是把政敌比作鱼、蝉、蜻蜒一样的小动物来撒网捕捉、加以控制的。
一说认为血滴子这种武器杀人的方式，是专门把人头从人的脖子上取下来。可以使人头和脖子分开的武器很多，大刀砍、利斧挥，都可以达到目的。而这个血滴子却不是寻常的武器，从可以看到的记载中，它在使用的时候，是“放出去”的。然而它又不是可以“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的飞剑。它在使用时，和目标的距离不会太远，把血滴子放出去（或者是抛出去），它会把目标的头罩住，然后割下目标的头，再收回来。割下的人头，就在血滴子里面被带了回来，所以被害的目标，就成了无头尸体，十分恐怖。血滴子的使用过程如此，可是它的具体形状如何，又如何一下子就可以把脑袋割下来，现在已经没人知道。但我们可以在银幕上看到艺术家想象出来的血滴子，有的像一顶草帽，有的像一个鸟笼，有的在放出去的时候会“呜呜”怪叫，有的会旋转，有的有许多牙齿一样的利刃，有的有像照相机快门一样的装置——“咔嚓”一声，人头分离。
还有一种说法说血滴子是雍正秘制的一种毒药。我们从电影艺术中时常可以看到，雍正作皇子时，为夺取王位，罗致侠士剑客供他驱使，又炼就种种毒药暗器。这种异说传闻，被演绎得引入入胜。这种说法认为，“血滴子”里面所贮者为一种极毒的毒药，这种毒药系用毒蛇的毒液混合一种毒树的汁液炼成，一滴就令人通身溃烂而死，故称“血滴子”。炼制这种毒药主要原料的树汁，是一种名为“撒树”的树汁，这种树是出产在广西边境深山中的。苗人所用的毒箭，箭簇上所敷的“见血封喉”的毒药，就是用撒树汁熬成的。雍正曾有密谕给广西巡抚，要他暗中寻访这种毒药．并研究熬炼和解毒的秘方，可知说雍正用这来炼制血滴子，是有相当根据的。
雍正即位后，曾下密旨给广西巡抚李绂，要他在广西寻找一种毒树汁。从他的谕旨里，可以看出雍正本人对这种毒药的性能及用途，已有相当认识。雍正三年（1725）雍正的这封密旨内容如下：
近闻贵州诸苗之中，猹苗之弩最毒。药有二种，一种草药，一种蛇药。草药虽毒，熬成两月之后，即出气不灵。蛇药熬成，数年可用。但单用蛇汁，其药只能溃烂，仍有治蛇之药可医。更有一种蛮药，其名日“撒”，以此配入蛇汁熬箭，其毒遍处周流，始不可治。闻此“撒”药，系毒树之汁，滴在石上凝结而成。其色微红，产于广西泗城土府。其树颇少，得之亦难。彼处猎人暗暗卖入苗地，其价如金，苗人视为至宝。“尔等可着人密行访问此树，必令认明形状，尽行砍挖，无留遗迹。既有此药，亦应有解治之法。更加密密遍处访询，如有解毒之方，即便写明乘驿奏闻。”
可见，雍正对于广西的苗人所用毒药，知道得非常清楚，也可知他平日非常注意这类东西。而传说中说的血滴子杀人不留痕迹，正好与这种毒药有密切关系，故引起人们传说不衰。
十、不忘笼络部下
清代，设有专门掌管宫内医疗事务的太医院、除院使、院判行政长官外，下属医务办事人员分为御医、吏目、医士、医员、医生、经承6个等级，定额人数为113名。太医院的医官们除了在宫内值班，为皇帝和后妃们看病外，有时还奉旨前往王公府第、文武大臣衙署或“外藩”王公寓所以及军营、试院、监狱等处，为身份特殊的有关患者治疗。雍正时，太医院的御医就常常被派出去，为内外文武大员看病，这是雍正用以笼络臣工的一种手段。
湖广总督杨宗仁，大概是雍正帝即位后派御医看视的第一位封疆大吏。雍正元年（1723）四月，杨宗仁胸膈不舒，常常头晕，虽然也吃药调理，可是两个月过去了，仍不见好。雍正帝听说后，马上差遣御医赵士英赶赴武昌，为杨宗仁调治。赵士英于六月下旬到楚，先让杨宗仁服下丸药四次，接着又吃汤药，到七月初，杨宗仁胸膈渐觉宽舒，精神如旧，只是大便还不十分通顺。杨宗仁向雍正帝报告说，御医治病真是“见效如神”。雍正帝叮嘱杨宗仁“用心调理，有年纪人，斟酌一些妥当丸药，常服有益。”七月底，杨宗仁上折，希望能让御医赵士英再留一段时间。雍正帝提起笔来回话：“赵士英去的时候，朕已有旨，你要留他多少日子，就叫他住多少日子，要等你的病大好了再回。如今任凭你留他就是了。”这样，直到九月十五日，杨宗仁的身体完全复原，才派儿子杨文乾护送御医赵士英回京。
西南重臣、川陕总督岳钟琪，于雍正五年（1727）患病。雍正帝派出太医院御医刘裕铎前往四川，为岳钟琪诊治，使岳钟琪病情渐有好转。不久，雍正帝召岳钟琪进京，改授他为陕西总督，任所由成都迁至西安。在调任岳钟琪的时候，雍正帝没有忘记御医给他治病的事，刘裕铎奉旨也赶到西安，为这位总督继续治疗。到雍正六年夏，岳钟琪身体康复，六月初六日，他向雍正帝奏报说：“在御医的精心调治下，夙疾顿除，手足轻健，精力充壮，饮食倍常。”特委派督标把总郭新的家人白化林护送刘裕铎回京。雍正帝得报，对岳钟琪说：“悉卿痊愈，欣慰之怀笔难书谕，如上天圣祖赐朕珍宝之喜。”他嘱咐岳钟琪“仍当留意调摄”。对御医刘裕铎，在他回京之后，雍正帝给了他加级的奖励。
内阁大学士朱轼，原有咳嗽旧病。雍正六年（1728）四月间复发，以至不能上朝议事，雍正帝几次差派御医前往诊视，频繁地赏赐各种珍贵药物和食品，并将朱轼的儿子大名府知府朱必阶调进北京侍养其父。这年十二月，雍正帝以朱轼患病多时，委令内大臣佛伦到寓所探望。朱轼随即奏陈：“纶扉重地，不可久旷，而为臣之病一时难以速愈，请求暂时解退调养。”雍正帝就朱轼所请批复：望你从容调理，小疾不难治愈，解退之事大可不必。雍正帝还谈到，听说钦差内大臣看望时，你抱病叩谢，礼数繁多，很是劳顿，次日清晨天寒地冷你又至宫门谢恩，反让朕心不安，此后“即受朕恩赉，亦免其拜跪，始于病体为宜”。由于朱轼身在京师，太医院的御医前去诊治毕竟方便，因此，奉旨为朱轼看病的御医接连不断，朱轼的病终于很快治好，在整个雍正一朝的机要政务中他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雍正九年（1731），广东总督郝玉麟也得到了御医的治疗。这年四月初一日，郝玉麟前往四乡劝农，偶感风寒，这本不是什么大病，可是因医家误用补药，致使郝玉麟胃口受伤，饮食顿减。进入七月后，郝玉麟的病情进一步加重，身体已很是虚弱，督衙公务只能勉强支持着办理。在这种情况下，郝玉麟于八月初八日上奏说，广东山海重地，总督任重，“伏乞皇上将臣罢斥，另简贤能，以重职守。”雍正帝得报，一边委令广东提督张溥前赴肇庆督衙，暂时署理总督事务，让郝玉麟回省城静养，一边赏下药物，命郝玉麟日前派赴北京的送折家人乘驿马立即带回，同时又派太医院御医沈宏窠驰往广东，为郝玉麟诊治。十月十五曰，御赐药物送到。十月二十二日，御医沈宏窠到粤。在广州，沈宏窠对郝玉麟细心调理，每日看视一次，让他服用丸药，用人乳送下。仅用了十几天的工夫，郝玉麟“胸膈遂觉宽舒，日见功效，饮食较前渐增，精神渐复”。雍正帝知道后，手谕郝玉麟：“深慰朕念，加意调摄可也。”太医沈宏窠在广州滞留期间，还奉旨顺便为广州将军蔡良看病。到雍正十年二月，郝玉麟身体复元，他差派家人护送御医沈宏窠回京，并送给太医400两银钱作为路上盘缠，由于朝廷规矩禁严，沈宏窠不敢擅收这笔钱，郝玉麟再三说明这不是私下馈送，御医仍不接收，郝玉麟便把这些银两交给家人随带，供北上一路花用，并呈递专折奏明这一情况。
雍正帝对宠臣，还派医常年跟随护理。河东总督田文镜是雍正帝十分信赖的大吏，身体却不太好。为此，雍正帝操了一番心。当雍正八年，雍正帝得知河南按察使陈世佳的胞弟陈世偓很是通晓医道时，便派他到开封田文镜的官署，名义上是让田文镜委署试用，实际上是诊视照看田文镜的身体。就这样，陈世偓跟随田文镜左右，并一度任开封府管粮通判。雍正十年六月，田文镜具奏，说身体转好，拟将陈世偓调往山东任用，雍正帝却不同意，批复道：“卿疾虽大愈，然尚需调理。陈世俚之蒙恩，皆由医卿病而邀者，何必如此急于见用，如果人可取，将卿病调治痊愈时，朕格外加恩擢用，不胜伊候俸升迁乎？目下且不必。”陈世偓成了钦定的田文镜的私人医生。
也正因田文镜很受雍正帝的信宠，他不仅身边有钦派的医务人员，而且还敢向皇上讨药求方。雍正九年，田文镜进京陛见，雍正帝赏给他一些琼玉宝膏。田文镜回署后，“朝夕服食，消痰止嗽，甚有效益。”次年九月，田文镜上折奏请，希能再赏一服，并说：“此膏原方，可否赐示臣下，得以如法修合，终身服食。”雍正帝立即派人把一服琼玉宝膏及其药方给田文镜送去。同时，雍正帝还赏给田文镜一些既济宝丹，田文镜服后，奏报说精神大有增益。雍正帝在田文镜的这件折子上亲手写道：既济宝丹乃有益无损之药，朕现今日日服之，此药既不属寒凉温热，亦非治病之方，唯培补元气及其专功，将用完时可奏请。朕再颁来。雍正帝根据自己的养身用药体会，把试用有效的补药赏给宠臣，可见他与田文镜君臣间的感情非同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