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指标瞎指挥的建设方针已经使经济举步维艰了；天地不仁，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秋意渐深，温饱问题始终悬而未决。那半年对全镇人而言都是最难熬的，田埂上的荠菜、马兰头，已经是稀罕物了。挖尽了野菜，就上东明山、大遮山上去挖狼蕨根、野薯藤、葛藤、焦藕，甚至有人吃解放草充饥。处在社会最底层的黑五类分子，一般年景，勉强可以糊口；年成不好，劳作终年还会倒欠工分；而当全国上下都处在饥荒之中的时候，他们这些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可想而知。
一阵秋风一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严霜单打独草根，蚱蜢死在草根上……
那一年，眼看就要入冬，家无儋石又实在饥饿难捱，沈建就在自家私有地上偷偷地种了一畦番薯，却不幸被发现，挂了罪名牌被拉去批斗游街。事后羞愤难当，几欲撒手而去。寡母弱妻含泪劝阻，才终究没狠下心肠。可是这抬头无天、低头无路的日子，实在太漫长，太漫长，不知道究竟还要撑多久，也不知道究竟撑不撑得过去。无米下锅的大年夜，一家人抱头痛哭……
当一个人为生计而疲于奔命的时候，思维停止了，理性失落了，因为没有人会在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时候还去思考民主、人权、自由，那些生而为人最基本也最崇高的东西。决策者是否别有用心，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样的“疲天下之民以愚黔首”，即使出于无知，恐怕也很难撇得一干二净全身而退。
和全国很多地方一致，大跃进期间安溪镇非正常死亡人数为历史最高。如果，我们身边有年老亲人曾经历过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如果他们饭后常常会不自觉地舔舐残余汤汁的餐盘，如果他们总是舍不得把隔夜的饭菜倒入垃圾桶，那么，请一定要原谅他们的“失仪”和“悖时”。见过鬼怕黑，挨过饿受过穷的人，抬头举步都不免小心翼翼。这点斤斤计较，实在是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们落下的精神后遗症，太平生长的我们，不要加以苛责。
饥荒的阴影尚未褪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矛头再一次对准了“地富反坏右”。其实经历过解放初期一次又一次的清除、改造、甄别、打压，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施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反党反革命早已被消灭，地主、富农阶级也早已不复存在，即使过去是地主阶级的人，也已改变了阶级和生活形态。但是决策者一声令下，一切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假设高层的阶级斗争还确有所指的话，那么，在安溪这个小镇上的“革命运动”实在近似一出拙劣的闹剧。红卫兵杀气腾腾地闯入民宅，名曰破旧立新，实则傍虎吃食中饱私囊，旧家被抄走的金银物件，文革结束以后，端然挂在了曾经扮演过红卫兵的人身上。红卫兵第一次来沈家小瓦房抄家的时候，掘地三尺，在后院挖出一缸早年沈良悄悄埋下的银圆，这无疑是烈火烹油罪加一等。所以等到第二次抄家前，已经如惊弓之鸟的全家老小，把身边仅剩下的傍身的东西，如锁片、项圈、跳脱、脚镯、玉珏等“封建残余”早早清了出来，一塌刮子扔进了苕溪里；文革委员会又指出坟墓占用良田，要一并迁走埋在一处，指示“封建阶级的死人也要过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但是沈良夫妇的青石大坟实在顽固，只好劳动小将们搬来了炸药，一声轰响中，茔冢被夷为平地，荡然无复孑遗。都说“不得三尺土，子孙永代苦”，沈建偷偷跑去拾了几根残骸断骨，也不知谁是谁的，一起归葬东明山；沈桢的遗孀宝芸颤颤巍巍地踮着一双三寸金莲，寒来暑往，每天天不亮就要去扫大街。满头早白的银丝在晨风中凌舞，伴着秧丝扫帚划过青石板大街的“嘶啦——嘶啦——”声，日复一日在安溪古老的大街上一直扫到了生命的尽头，那时，家中光景惨淡，衣裳也裁不起。可她是那么聪明的女子呵，自己采了芋麻织成细夏布，每天晨起用薄薄的稀粥汤汁把衣服浆一遍，挂在天井的竹竿上阴干，到晚间便可以穿上去广济桥上乘凉了，宝芸生得齐楚，即使上了年纪依然清秀周正，盘个包发髻，拿把蒲草扇子坐在桥边，浆过的芋麻白布衫又挺括又空阔，夜风的凉气便滴溜溜一丝不漏地纳进两只袖子里。年年夏天就这样一件衣裳，一直穿到她过身。当时，每日傍晚收工经过的工人们还会问起“咦，怎不见原来天天坐在这儿的那位老太太了？”活不留名死不留姓，身家性命以外的东西，落难的人本不该多作奢想。只是可怜她半生光鲜，死后连个声响儿都没有，而今恁多年了，还有谁记得这位温柔又和气的桥北女子？她最疼爱的儿子沈建，是属于“牛鬼蛇神”的地主，和其他的黑五类分子一起，每天天未大亮就要开工，到官庄上的田埂上一齐面向东方跪下，和声高唱一首《东方红》再下田劳作……
听到这些，脑中总会浮现出一些极富戏剧性效果的画面，有些忍不住要笑。可是，笑过之后，每每又想哭。那些叫人啼笑皆非的过去，不止属于一个微不足道的沈家，也不止属于一个弹丸之地的安溪，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那种对个人和自由的侵犯，与现在“以人为主的和谐社会”完全背道而驰。西谚云：穷人有份的，只有阳光、空气和水。当落难的人发现连人格尊严也成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之后，才明白，穷些苦些，其实并不打紧，信念犹在，志业犹在，安身立命之本犹在，即使遭遇一时的挫折，也是沉沙之折戟——虽系残余，可备磨洗——只要心中还有希望，就有一切重头来过的勇气。只是，时局变换得太急，连命运都插手不及。黑五类的阶级成分，从解放到文革，整整三十年，就像是被黔在脸上的一个烙印，千手指斥，万目睚眦，只因为出身就被否决了一生。这个身份好像一张无形的巨网，在这个庞大的机械的体系里，横的是条条杠杠的罪状，竖的是林林总总的禁忌，网下的人看不到转机，也毫无生气，人生已被写就，一眼就望得到尽头。
“文革”中，镇上的接待寺、桥司庙、东岳庙等大部分庙宇古建，悉被毁坏。两栋仅有的走马楼也在不加辨别的“破四旧”政策下充作了柴薪。沈樵留下的两壁的线装书，亦不能幸免于难。文革，成了古建古籍于“水、火、兵、虫”以外的第五种灾难。然而相比物质遗产所遭受的践踏，真正佛头着粪的又何止这些？人们不再仰望星空，也不再敬畏心中的道德律，五千年来温、良、恭、俭的处世古训，被踩在盲目而杂乱的解放鞋下。仁、义、礼、智、信的辽远弱音，被淹没在口号标语的叫嚣声中。记得法国影片《玛丽王妃》里，纳粹占领奥地利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被迫解散、全体专家流亡瑞士，那一刻王妃喃喃地说：我的一生之中从来没有这样悲伤过，我感觉人类文明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倒退了一个世纪。但是训练有素的德国士兵至少尊重了程序，而“文革”的种种群众暴动则野蛮得毫无秩序可言。这些运动的致命硬伤就在于对私人领域的监视和否定，它们要求绝对的服从，毫无保留的坦白，从思想到肉体，从理智到情感。于是，治下的人，最后剩下的，只不过是具行尸走肉。很多知识精英受不了这种智力的凌迟，傅雷自缢，叶以群跳楼，老舍投了太平湖……可是大多数的普通人还是活了下来，成了我们的祖父祖母。苟延残喘，也许是出于本能，也许是出于无知，也或者，只是因为千百年来最底层的生民万姓都是这样捱过来的，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不管日子有多窘，不管活着有多苦，肩头的担子再重，压力再大，我们的腰杆子也不会轻易折断。
那个年代，相比老天，人无疑更会折腾，这种折腾，借助强制力得以加诸大众，有术也有效，但是终究有限。1979年三中全会召开，国家的工作重心终于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浮云之蔽，终究无伤日月之明。从此，安溪镇上的革命委员会也彻底解散，安溪进入到了新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在经济政治重上轨道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平反许多干部的冤假错案。然而，伟人可以拨乱反正，文人能够沉冤昭雪，但那些无数像沈家一样的平头百姓呢？青春不能重来，人生没有彩排，误了一时，已是一生。升斗小民战战兢兢地三跪九叩了一辈子，有冤无头，有怨无主。所有无故加身的苦难和伤害，统统只能记到南柯账上。
在安溪，现在的80后一代年轻人已经成为小镇建设的中流砥柱，但是他们中很多人对文革的认识，只停留在热门的虚拟游戏“斗地主”上；新兴的网络文学更是迅速崛起，在图书市场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分庭抗礼。时间过去才三十年，文革，一场历时十年波及朝野的精神浩劫，到今天却已经沦为茶余饭后调侃的段子，或者年幼的孩子以为大人瞎编的故事。这是多么悲哀。那个年代，是应该被铭记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不是记住羞辱、愤怒、或者痛苦；而是教训，以父之名、以我们的子孙之名，永远牢记、警惕。
只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已作古的谢晋导演在《芙蓉镇》的片头如是说。
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曦、芳时歇。是谁说过，“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沈家有过姹紫嫣红的繁华，也经历过沉痛深切的没落。但不管怎样起起落落，绚烂终要归于平淡，创伤也会慢慢弥合。歌管深锁，画梁春尽，徐疾作歇的一曲笙歌，曲破之后一切收束于一个简单的指势，不着痕迹地划过清寂的夜空。一弯上弦，月华的清辉千百年来照临在苇花飞扬的苕溪上，日夜不停的江水，依旧无语东流，没有忧愁，没有怨尤，也不曾为谁驻留，带走了逝去岁月里无数的起承转合，也带走了红尘中无数深爱而大恨的故事——这一出万事万物同归于寂的结局，实在是，大慈大悲呵……
然而落寞之余，时常忍不住怀想，想象着如果安溪那些古朴雅致的老屋还在，如果出身旧家的子弟远游回来，在某个慵长的夏日午后，将是怎样一场神秘而亲切的华丽逅？在那存封的故纸堆里，你也许会不经意地翻出一柄小小的镜屏、一个竹根刻成的人像，或者一枚玉石琢成的小动物、一方锈得发绿的铜制蟾蜍滴砚。那些古旧而遥远的物事，写满了光阴的故事，仿佛从一开始便已经在那儿，只等你的翻阅、注视和发现。太爷爷也许曾在这方斗室的案头，蘸了徽州云烟墨在上好的雪浪纸上写诗作画；镜屏许是家中一位年轻女眷的，斑驳的镜面曾经映照出她颊上的轻红；玉雕是小孩子在田里或者地上拾来的，并不晓得是良渚先民的古物所以也不郑重其事地把它当古董；木刻小玩意，是一身好手艺的长工叔叔得了闲时把玩出来的杰作。
出得书房，经过那宽广的堂屋，空气中似乎还弥漫着清冷陈旧的香，那是克制砥砺的低调家风熏陶出来的。上首蒙尘的花梨木几上放着一台留声机，咿咿呀呀的老唱片沙沙转动，“我有一段情呀，说给谁来听”，是鼻音歌后吴莺音；“花落，水流，春去，无踪，只剩下遍地醉人春风”，低沉的女中音是白光；“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又转出甜美的金嗓子来。可是站在空荡荡的老宅子里，于没落中听老上海，听不到百乐门的纸醉金迷丽花皇宫的灯红酒绿，淡淡地，只觉忧伤又枉然。回过神来继续沿着幽深的壁弄一路走去，走到尽头是天井，古老的天井铺满古老的青石板，板缝间细细密密地挤满了柔软的青苔。天井左边种着一株石榴，枝叶扶疏花开欲燃，一幄绿荫依依可爱，为窗内的人儿平添了许多欢喜。天井外面是安溪街，仔细谛听，还有许多亲切有趣的市声，叫卖着桂花糕、虾米馄饨、猪油白糖莲心粥。继续往前，一壁摸索一壁走，眼之所及，尽是行朽的锁窗，皴裂的房梁，斑驳的院墙。踏着颤动的仿佛不堪重负的木楼梯缓缓而上，随意推开一道厚重的木门，“吱呀”一声，犹如惊醒了一位安睡老人的浊眼，黯淡无光，却装满了故事和沧桑。阳光透过纸糊的木格子窗户落下了斑斑点点的影像，推开窗户，望得见远处东明山起伏在漠漠青烟里的山冈。一束光柱照进窗来，无数粒的微尘，在安静的老时光里翩翩起舞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