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前，凡到过安溪的人们都会记得安溪有一座气势雄伟的石拱桥，优雅地横跨在苕溪之上。那，便是广济桥了。广济者，连接此岸与彼岸，广济生民、普度众生也。几百年来，人们就在这座桥上来来去去。古老的大桥，不仅仅是安溪的象征，更是安溪的骄傲——如此规模的五孔石拱桥，苕溪上一共只有三座，另外两座，一在上游余杭城关镇，一在下游德清城关镇，但长度、高度和孔数都不及安溪的这一座。古代架桥的地方，多为交通枢纽的繁荣市镇，以上两地均为各自县治所在，南来北往行旅繁忙，丝毫不足为奇。但是安溪以非县治城镇而独有如此气魄的大桥，则她当年的一派市井规模，可以于此想见。南宋《九县山川总图》中，连良渚和瓶窑都无一席之地，而“安溪”二字却清晰醒目，亦是另一条佐证。究其原因，概古代陆上交通尚不发达，繁忙的河运几乎能与官道平分秋色，杭嘉湖一带古来为江南水乡，北濒长江，南临钱塘，中间更有京杭大运河绾和南北，交织的河网又蔓生出无数清溪支流，密布城镇，沟通四乡。人们出门除了步行便是用船，大宗的生意货运更是离不开河运，临河集镇也因此有着举重若轻的分量，苕溪边的安溪镇遂有了这座典雅的大型石拱桥。
桥下，缓缓的苕溪穿镇而过，将安溪分为南北两半，桥南桥北，以广济桥为衔接。民初时期的安溪商铺林立繁盛一时——南北炒货、布店染坊、酒肆茶馆、米店药房，乃至邮电照相、消防巡逻，各类商号星罗棋布；苕溪里的往来船只终年络绎不绝，有的甚至远至淮北江阴。然而富庶的经济仍然无法保全一方的安宁。由于安溪临河，特殊的水文环境使得它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与钱塘江、京杭大运河、上塘河并称为杭城“四大江河”之一的东苕溪，缓缓穿过这个古老而宁静的江南小镇，自西而东汇入太湖。东苕溪源出临安县东天目山，“据瓶窑水文站1954年—1978年实测，东苕溪年平均流量为9.848亿立方米。丰水年（1975年）流量在14.18亿立方米。其中水位最高时达到8.97米”。每逢夏季东苕溪的水位暴涨，浊流携着上游冲击下来的泥沙和竹木滔滔而下，使得安溪这一段的防洪压力较别处更为吃紧。清朝时期瓶窑仲学辂在其《钱邑苕溪险塘杂记》中这样写道：“苕溪发源于天目，经杭、嘉、湖三郡而入太湖。要其所以资蓄泄、衔田庐，则恃有闸塘，而三郡尤以钱邑塘闸为首重。盖天目万山三面出水，其东趋者，又流向南、北、中三大溪，浩浩荡荡，远出临安、余杭，至钱邑孝女乡（笔者注：即安溪）始合为一。每遇霪雨，波涛汹涌，三郡在吞吐间。”民间也素来流传有“早见平沙晚没芦花”的谚语和“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的诗句。由此可见安溪段西险大塘在防洪中的重要性。也因此，地方上对此十分重视，官方历代都有防洪措施。早在东汉熹平年间（172年—178年）余杭县令陈浑就下令辟上下南湖泄洪；唐朝宝历年间（825年—827年）县令归珧重修南湖，又另辟北湖；建国后修青山水库，以分减上游洪峰压力。沿溪两岸更是自古就筑有防洪堤坝。广济大桥南堤称“险塘”（即“西险大塘”），桥北河堤称“北塘”，安溪本镇素来流传着“牺牲一条线，保全一大片”之说，因为桥南较之桥北经济更为发达；沿杭宁古道前行，又与不远的良渚街同气连枝；且桥南以外，是整个杭嘉湖平原；故而险塘是高于北塘的，这样一旦发生毁灭性的洪灾，牺牲“桥北一线”，还能保全“桥南一片”。
广济大桥横跨塘上，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水利地位。清人丁学谦所绘《杭属笤溪险塘图说》中以小字为图加注道：“……钱邑塘外乃会合之总口，上承三苕之灌，中当群壑之冲，下段又有安溪广济大桥峙立溪内，致使上流阻滞，下泻奔腾，而且溪形屈曲，塘脚松虚，稍不经心则塘堤崩溃。”即说三道苕溪（东苕溪、中苕溪、西苕溪）在钱塘县内合流，穿行过起伏跌宕的上游河段后奔冲而下，但由于广济大桥峙立河上，水势受到阻滞不能肆意泄去，因而这一段的西险大塘必须异常坚固。又，明代田艺蘅在《白鹤诸山记》中记载：“……再北，过全山，至无诤寺，又北为东狱庙（笔者注：即东岳庙），度安溪桥（笔者注：即广济桥），溪流上接苕溪，至此百里则势缓而渊深，无复崩溃之虞矣。越日，由东明取道游荀山……”根据以上两则史料可以推断出——以广济桥为界：大桥以上河段苕溪水流量大而急，每逢雨季汛情险急，塘脚稍有虚松则会崩溃；过桥后则水流“势缓而渊深”，不再有塌堤的危险。2008年末的退堤工程以大桥为分界线，于此可证。
大桥地位既重，其建造工艺也精。史载，安溪广济大桥始建于宋代，据南宋咸淳年间（1265年）编写修撰的《临安志》记载，那时已有“安溪桥”。大桥全长59.2米，宽4.5米，高9.2米；中孔最大，跨径16米，次孔11.4米，边孔8.2米；桥柱西面迎水，砌有分水角4堵；中孔两边两垛各宽1.3米，高5米，向外伸出3.2米；两次孔两垛各宽1.2米，高4米，向外伸出2.7米，是苕溪上最大的五孔石桥。大桥两边还设有狮头望柱和石栏，石栏两边配置抱鼓坤石。大桥曾几次被洪水冲垮，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年）重建，在南次孔劵顶上，镌有纪年题刻“大明弘治十五年重建”九字。
民国前，北堍第一、二孔桥柱之间的桥面还搭有戏台，人可在台下穿走，为桥司庙戏台。戏台坐南向北，台上演戏，乡民在北堍下朝南看戏，民初被拆毁。南堍一、二孔桥柱之间的桥面有栅门，深4米许，宽4.5米，形似凉亭，人在亭中，可以关闭南北栅门，将强盗或土匪阻之河对岸，保全一方安宁。栅门西边的石栏旁立有七佛柱一根，高1.8米，为七菱形塔式豆青石雕刻，上有浮雕七佛如来，坐莲花台，造像栩栩如生，但栅门和七佛柱都于解放初被拆除。南堍下距石阶20米左右是总官堂，供坐北朝南的总官塑像。总官菩萨是统领安溪的镇神，塑像着衣，每逢节庆可由人抬着游行。
广济大桥坚固异常，由于修建年代久远，确切年份已无法考证，但是明朝重建后的面貌，不用一根钢筋水泥，纯粹依靠力学理论架起。桥身每块桥石重达十吨左右，尤以桥顶龙石为最，5市尺（约2米）见宽，厚约一张八仙桌的高度（1米），在没有机器作业的五百年前，无法想象是怎样用人力抬起并嵌入桥顶的。镇上老人回忆说，1984年发大水，苕溪上游的百丈镇（“毛竹之乡”）放在河埠待售的竹排都被冲散了，像脱了缰的野马似的奔腾而下，随着滔滔的急流冲向大桥，一捆捆竹排横挡在桥洞口，如阀门一般使得冲击而下的洪水无法泄去。阻滞的洪水给大桥施加了千钧的压力，整个桥身都微微震动了起来，但是洪水退后，大桥依然挺立。
这样一座坚固精良的大桥，即使在近代也算得上一件大工程了。那一块块叠加的大青石是从哪里来的？是谁运来的？又是怎么运来的？镇上的人们自古以来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乡民入山砍柴，发现这样一块工工整整的巨石：石面正中凹凸有致，似成图案，隐约有龙形。整块方石天然浑成，不藉人工，而当时大桥毕功正缺桥顶这样一块劵石。可是巨石太沉，好几个人合力都无法抬起。正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仙风道骨须发皆白的老者经过，自称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然后老者便径自坐到石头上，乡民皆无法置信，但还是将信将疑地去抬巨石。令人惊奇的是，此时虽然大方石上还坐着人，却轻而易举地被抬动了。回到镇上，老者飘然远去，人们在大桥顶上跪下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皆以为是神仙相助。在无数个桥顶纳凉的夏夜，苍苍的老桥，欸乃的橹声，满天的繁星，拂面的晚风，爷爷奶奶们的蒲扇，还有那神奇而遥远的传说……交织成了一个关于故乡、关于老桥缥缈而莹洁的梦，在每一个小镇孩子的心目中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桥顶上那块带着浓厚传奇色彩的龙石，据说镇上女子过桥是不准从它上面跨过的，而必须绕道右边。而男子则可以堂而皇之地行桥。这一古旧而保守的风俗，也生动地反映了我国民间男左女右尊卑有别的传统。
在旧时的安溪，男娶女嫁，围绕着广济桥，还有“大邀神”的传统。所谓“大邀神”，顾名思义，即新人要绕镇一周，从广济桥开始，将镇上所有的神佛都拜一遍以求庇佑。吴越文化素以“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见称，民间家家户户崇神敬佛，而安溪又因为依山傍水，为造化所钟情，自古便多佛寺庙宇。南宋时期香火鼎盛，沿着天目山脉一路延展，沿路的萧寺庵堂竟然多至三百座，堪堪一幅《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山水古刹写意画。即使到新中国成立前，仅一个小小的安溪镇上，尚有十九庙、十寺、十庵、二堂、一观。新人们一路拜下来，不仅费去好多功夫，更是在做一件体力活。然而大家都乐于看这样的热闹，沿路每每观者塞途。大邀神遂也成了婚礼中一样极富娱乐精神的重头戏，六七总官菩萨，净水庵净水娘娘，东岳庙东岳大帝，接待寺送子观音……甚至还有奉口陡门的笃头菩萨，都须要新婚夫妇礼敬跪拜。
说到广济桥西边、安溪陡门的笃头菩萨，其来历还十分有趣。传说从前安溪有位壮汉，虎背熊腰力大无比，还号称能够追赶太阳。于是就有了一场夸父逐日式的赛跑，扬言将在夕阳落下之前到达那座山头。可是他在路过陡门时停下来帮当地人们造了水闸，完后抬眼一看太阳已下山了。想到自己夸下海口结果食言，他便一时气结跳了河。讹传开来后约定成俗，即成了妇孺皆知的“笃头菩萨”。“笃头”在江浙方言中常指疯人，但也不尽然是辱骂的意思，“小笃头”在母亲口里说出，含嗔带喜，意思是“小傻瓜”；“书笃头”则是“书呆子”的意思，带着一丝善意的取笑。“笃头菩萨”名不虚传，专治疯病。旧时心理医疗不发达，镇上哪家有人不幸精神失常了，便雇一只舟子，悠悠地摇到陡门口，趁那失了心智的人不注意，猛地推他入水。当然是有绳子事先系好的，马上会将他拉上船来。只是这一惊吓，确实非同小可，家人们希望这突然一个刺激能够把病人惊醒，套用武侠小说里的招数，大概便是“以毒攻毒”吧。家祖父回忆幼小年光，每有舟子远来求治，广济桥上总是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陡门处更甚，因为那些来求治的人家总会做上几大托盘的糯米圆子，黄豆馅，番薯馅，还有萝卜丝，豆沙馅，通称“笃头圆子”，名义上是孝敬笃头菩萨的，其实还是散胙给人群。小孩子们是最来劲的，又有稀奇的热闹看，又有圆子食。在大塘上追着行舟一路跑一路追，争先恐后，生怕落在了后头抢不到圆子。
现在听来，一切似乎都是那么荒唐可笑，然而据说当时确有人治好的。大抵民间传说，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传说便是这样，你可以嗤之以鼻，也可以置之不理，但它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现在依然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一）风雨沧桑五百年
历史的车轮滚滚远去，那些曾经的兴衰荣辱亦随之消逝在时光深处。大桥作为历史的见证，那斑驳的桥石，那风蚀的雕刻，她的每一处岁月的痕迹都写着沧桑。武功赫赫的蒙古骑兵挥师南下，隆隆的铁蹄从安溪桥踏过；清末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太平军忠王李秀成调虎离山两度率部由武康过桥进攻杭州以解天京之围；日军为打击游击队，在大桥上炸毁护栏，无数革命烈士尸陈桥头，血染阶石……风起云涌的离乱之世，时代的激越呼号响彻古桥上空，回荡在漫漫青史黄卷中。当历史的风烟散尽，一切都归于寂灭，而大桥依旧优雅而谦然地横跨在苕溪之上，如果桥会说话，她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展开江浙一带的历代军事要图，总有“杭宁古道”（“杭”即杭州，“宁”指南京）四个大字赫然入目。古道自杭州武林门起，沿西塘河向北蜿蜒至勾庄，再到良渚安溪街，渡安溪广济大桥，往西北经章神庙，翻过九度岭（古称“狗头岭”）至武康，再北上湖州，一直进入江苏境内，全长270公里，是杭州至南京唯一的古官道；在安溪康门与德清县上柏炭桥间的那段官道，称“九度岭”。由于岭上两边峰峦林立古树参天，周围山势又峻险无攀，俨然一座天然屏障，素来被列为浙北重要的军事据点，也称“九度关隘”。关隘用大青石砌成，建有石墙和关门，也叫“安溪关”，南宋时号称“京畿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查阅史籍，可知九度岭早在唐朝年间就已是军事重地了——“唐，杭州将李藏用，使温升据狗头岭，以败孙侍封之师（《杭县志稿》·卷四·十一页上）”；“（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春正月，张景超引兵攻杭州……温升驰据狗头岭击败之（《杭县志稿》·卷二·三十四页上）”。今已被列入杭州市文物保护点，岭上立有刻碑。那么“狗头岭”是何时变成“九度岭”的呢？相传是因为抗金名将岳飞曾率岳家军在此九战南下的金兵，遂得了“九度岭”这个美名。在解放以前，无论是乡人运输竹木，还是商贾南北往来，乃至兵家行军作战，翻九度岭、越安溪广济桥是杭宁古道的必经之路。
赵宋一朝，说不尽的文采风流；偏安江南，说不尽的繁华烟柳。可是书生气太重，便有些温柔得近乎软弱。水性至柔，润物以恒，长江以南这片潮沃的土地，养人，养花草，养琴棋书画，养诗词曲赋，就是不养国。南京是六朝古都，短命的六朝如昙花一现般永远定格在了后人的遐思神往中，在文人墨客的华糜章句里被无限放大，直到今天，提起金陵依然是浓得化不开的怀古情结；而杭州的地气，与隔岸的秦淮，不正遥相呼应么？日夜歌舞升平的西湖，和脂流涨腻的淮水，又是何等的相似。西子湖畔，赵宋王朝自欺般将她认作了温柔乡；九度岭上，岳家军摇旗呐喊鏖战沙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九度关隘”，这个九战九捷显赫的名字背后，是无数汉家儿郎的骨架。君不闻一将功成万骨枯呵！岳飞将军麾下，多少须眉中的翘楚男儿中的丈夫，殒身不恤，拼着累累白骨才垒起这临安城的屏障。然而，主和派秦桧用事，堂堂大宋以四十万重兵惴然坐守界壕，而不敢与虏确。南方的马其诺防线一退再退，直到岳飞将军被“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于风波亭，至此，不管南宋王朝怎样起用骁将反抗，再也无法扭转颓势。《嘉庆钱塘县志》载：“元将阿喽罕由武康过九度岭，经安溪、奉口会师临安（今杭州）”。其时是德佑元年（1275）十一月，元军统帅阿喽罕率精兵抵达武康上柏，宋军守将张濡率兵迎战，败，死两千余人。被欧洲人称为“闪电的鞭子”的蒙古劲旅最终还是攻进了临安，南宋最终也无法扭转式微的国运。“忠无身报主，冤有骨封王”，临刑前岳飞将军只留下了八字泣血绝笔：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