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继新浪微博之后，腾讯微博上线，成为“广播式病毒传播”的又一平台。据笔者统计，2010年1月起至2011年10月中旬，社会影响力较大的负面炒作共有27个，按事件先后排序，分别是：《阿凡达》炒作（外星拆迁，抵制孔子）、谷歌退出中国（不作恶）、深圳富士康员工连续坠楼事件（第N跳）、“逃离北上广”和“移民论”炒作（逃离北上广）、南平袭童系列案件（社会病了，社会吃人）、“挟尸要价”照片真伪炒作（挟尸要价）、宜黄强拆事件（血房，微博直播）、“李刚”事件（我爸是李刚，恨爹不成刚）、王鹏遭跨省追捕事件（跨省）、上海静安高层住宅大火事件（市民社会）、《让子弹飞》炒作（让……飞一会儿）、钱云会案（公民调查团）、77元租客事件（77元）、西亚北非茉莉花革命（穆巴拉克，卡扎菲）、福岛核危机事件（谣盐）、食品安全系列炒作（健美猪，百毒不侵）、药家鑫案炒作（激情杀人）、殡葬费用高企炒作（死不起）、故宫系列炒作（公共权利私有化）、郭美美事件（郭美美，干爹）、中央部委公布“三公”经费（晒三公）、康菲漏油事件（就是骗你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反正我信了，这是一个奇迹）、李双江之子打人案（冲锋枪，四大名爹）、王烁王珂王府井火拼（京城四少，军牌）、洛阳地窖性奴案（国家机密），18名路人漠视汽车碾压女童事件（小悦悦）。
可以看到近两年的负面事件炒作有如下特点：
第一，在目标、话题上，表面上相对分散。国际、国内问题交织，经济、政治问题混合，个人、社会问题掺杂。炒作者和好事者马不停蹄、四面出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成为炒作的题材，工农商学兵都成为炒作的对象。在将青年学生和白领群体对法律的信心和信任基本摧毁以后，涉法炒作有所减少，比例由50%减少到35%。同时，从垄断行业到公共事业，从中央部委到基层政权，都陷入了舆论漩涡的中心。
第二，炒作越来越呈现出极端化、违背常识常理的趋势。违反中国法律的谷歌被描绘成对抗强权的勇士，袭童凶手被披上了受害者的外衣，钱云会案中不可辩驳的录像证据被公然无视，洛阳性奴案中个人的犯罪行为被生生扣上政府纵容甚至庇护的帽子。
第三，炒作目的、表达方式越来越露骨。如果说之前的炒作还是欲盖弥彰的话，那么在今年年初以来发生的西亚北非政局动荡中，国内某些媒体和个人已经公然为西方发动的直接战争和代理人战争击鼓叫好，对这些国家从此可以过上“民主的幸福生活”的艳羡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在网络上以“带路党”自居，以“盼王军”为念，以致劝诱煽动富裕阶层移民国外。
第四，道德失范现象已经危及到执政党的统治合法性议题。最近的广东2岁女童遭碾压事件，与一直在全国各地持续不断发生的“类南京彭宇案”，以及湖北“挟尸要价”事件，屡次挑战着人们对道德水平的心理承受底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有对民众进行教化的义务，若庶民无德，就要追究统治者“失德”的责任。
第五，食品安全问题持续高热，质疑政府能力首当其冲。民以食为天，不断得到渲染的对食品安全的担心使公众人人自危，政府监管部门的道义性及合法性遭到质疑甚至否定。
第六，微博、社交网站成为负面事件的集散地。它们不但起到了负面信息传播者的作用，还充当了各种新闻制造者的角色，“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基本合一。
四、分析：话题逻辑、操作手法和现实效果
1.“转化”逻辑
“转化”逻辑是中关村从业人员向消费者兜售电子产品的一种策略，即采用一切手段将顾客的关注点从之前熟悉的产品上，转移到不熟悉的产品，从而稀里糊涂地接受购买了陌生产品。在这里，“转化”就是将人们对社会基本面的正确认识，对偶发事件的理性对待，转化成对局部问题的过分关注，对负面事件的极端解读。
纵观2008年以来社会热点负面事件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这些话题基本上是经过用心挑选和精心制造的，其领域涵盖了与人们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个领域，使人们在负面信息的轰炸中陷入对生活现状和未来前景的失望、迷茫和否定，对自身日益增长的福利视而不见，对社会管理阶层的信任全面崩溃，甚至“端着碗的也骂娘”。
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被告知：即使你现在是受益者，将来未必是；即使你在这方面受益了，在另一方面却可能成为受害者；即使你今天活得好好的，明天可能和别人一样不明不白地死掉。把这些现实的阴暗面告诉你们，不是为了增添你们的苦闷，而是为了在厄运来临的时候，让你有所准备，不会手足无措。很明显，这是一种“教你如何死得明白”的自杀逻辑，“可能”二字将负面事件的消极影响无限扩大，使人们走向否定社会、否定自我的虚无主义深渊。当然，炒作者还会指出另外一条“明路”——不合作、不妥协，彻底推翻现有体制，为此所做出的牺牲被赋予了崇高的道德感和神圣的宗教感。
2.“刻板印象”及其后果
图穷匕见，执政党和政府才是这些炒作大肆传播负面情绪的目的所在和矛头所指。在历次炒作中，形成了屡试不爽的一套“联想跳跃思维”，即任何问题最终都是制度问题，谁的责任最终都是政府责任，中国的政治体制要为每一个人的不如意买单。这种攻一点而不顾其余的手法，使人们只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的阴暗面上，“历史是可以忘记的，主流是可以忽略的”。这种持续制造、炒作各种热点，将人们的关注点死死锚钉在负面事件上的做法，势必形成人们对中国社会基本面认知的“刻板印象”，养成人们自觉不自觉的“负面思维习惯”。
这种“刻板印象”和“思维习惯”一旦形成，就会造成，每当人们遭遇不如意或身边发生负面事件的时候，第一反应并不是从自身找原因或者就事论事，而是直接大而化之地将所有问题归咎于现行体制，对逆境的承受力和容忍度明显降低，造成“官民矛盾”的燃点持续降低。
近期，“老人摔倒该不该扶”问题的炒作，明显加重了人们履行道德义务的顾虑，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社会道德状况的判断。实际上，人们并非没有意识到负面事件及其炒作对社会道德的破坏作用，凤凰网针对与之相似的“18名路人漠视汽车碾压女童事件”作了问卷调查，截至2011年10月19日晚11点，受访者255751人，被问及“类似事件近期频频发生，你认为社会道德是否在倒退”时，104516人（占40.8%）回答“在一些负面案件和新闻报道的影响下，社会道德水平是在倒退”，被问及“你认为当前出现社会道德底线丧失的问题，原因是什么”时，138010人（占54.0%）回答“社会互信状况被负面案例不断蚕食”。负面案例固然需要依法惩处、引以为戒，而新闻报道和“好心围观”对负面案例的格外关注和无限炒作，显然已将人们对彼此的信任和对道德的信守蚕食殆尽，形成了刻板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
更有甚者，为了实现一己私利，某些势力或人群甚至不惜制造子虚乌有的谣言，这一点，连美国的《时代》周刊都注意到了——《时代》2011年7月的一期封面文章中便以“谣言人民共和国”指代中国。奇怪的是，“造谣”这种最为卑劣的手段成本极低，并不会遭致网民的憎恶攻击，更多时候博得了他们的理解和同情，因为“我个人可以错，你政府不能错”。退一步讲，“我认错是我坦诚，你政府认错是迫不得已，我认错不影响你黑暗的基本面，你政府认错却恰好证明了你黑暗的基本面”。如此荒谬的逻辑，竟然在现实中行得通，并被所谓的社会精英阶层接受，足见“刻板印象”的影响之广之深。即便有充分的证据反驳谣言，也已经很难改变谣言已经造成的负面影响和人们业已形成的刻板印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微博”的消极作用——人们乐于围观耸人听闻的140个字以内的谣言，却很少有人继续关注对谣言的真伪评判，用140个以内的字澄清谣言、赢取信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精确打击：攻击目标和影响群体
纵观2008年以来的40场炒作，以政府机构为直接目标的有33场，以官员为直接目标的有7场，其中包含的多个“官商勾结”桥段，使政府和企业被刻画成剥削、压迫甚至毒害老百姓的“共谋”。当今中国，执政党的领导之所以被认同和接受，主要是因为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导力和引领中国社会和谐的道义性。经过轮番的精准攻击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被污蔑为“带血”的“邪恶发展”，当权者被描述为“无官不贪、尸位素餐”，富人被描述为“为富不仁、欺男霸女”，社会被描述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执政党被认同、接受的基础受到严重侵蚀。
这些炒作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最积极、最富创造力的阶层的群体心态。首当其冲的是白领群体，他们是各行业的骨干，期待依靠自身努力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互联网已经成为他们工作生活的一部分，“××网”、“微博”是他们沟通信息的方式，甚至成为其生存方式，而网上海量的真假难辨的信息，尤其是负面信息成为他们口口相传、帖帖相“转”的主要资源。这些炒作极大地打击了他们对国家发展和自身发展的预期，在失去稳定感之后不思进取、享乐放纵成为普遍现象。
除了日夜打拼的白领受到影响，即使有了一定财富积累的中产阶层也受到负面情绪影响。在失去安全感之后，很多中产者宁愿过节衣缩食的生活，也要移民国外，尽快逃离中国这艘“将沉的大船”。
尚未完全进入社会的在校学生也是深受其害的群体，他们原本被社会寄予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建设国家的期望，本身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也很高，却在负面信息的汪洋大海中被“学得好不如做二奶，出门被富二代撞死”这些暗示所绑架，对前途丧失信心，长吁短叹、痛不欲生，终日以打网游为乐，以谈恋爱为业，健康完整的世界观尚未形成就被拉入心灵的深渊。有人评论说，摧毁青年心灵，是所有恶行恶果中的首恶，笔者深以为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将成年人的很多行为都归结为童年时的记忆，认为个人记忆对他的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
实际上，“集体记忆”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无论是白领群体、中产阶层还是在校学生，都处于世界观正在形成或者急剧变化的时期，如果他们的集体记忆被负面信息充斥，那么就很可能在某一时间点触发他们基于集体记忆的非理性行为，而这些行为，在他们看来，将是完全正确的。
值得一提的是，党员干部也是一个深受负面情绪影响的群体。很多党员干部不经辨别地接受负面信息，丧失了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丧失了工作的动力和热情，事业上稍有不顺，就自暴自弃，放弃阵地责任，甚至既然“天下一般贪”，就“不贪白不贪”。如果说网上信息还不能轻易突破党员干部思想防线的话，目前很多“理论走穴者”其实在扰乱干部思想方面起到了很坏的作用，他们借讲课、座谈敛财，凭借所在机构的权威性，积极传播甚至制造“莫须有”的负面信息，以显示自己“物有所值”，有效地瓦解了受众的理想信念和原则操守。
4.语言再生产：“重构”心态的重要工具
与负面事件炒作相伴生的一个同等重要的现象是新词语的产生和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