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繁杂而人脑容量有限，为了信息传递的高效便捷和信息记忆的长期存储，当一个事件或一种社会现象出现时，人们不是用一堆旧有的词语去讲述它，而是制造一个便于记忆的新词语（如“顺口溜”）将之代码化、浓缩化，它实际代表着一系列复杂的事实并表达出特定情感。常常当人们已经淡忘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是非对错时，词语本身却拥有了脱离于事实之外的生命力，而可能被运用为宣泄负面情绪的工具。以2011年9月百度搜索热词排行为例，前五位分别是地沟油、月饼税、天宫一号、步步惊心、四大名爹。“天宫一号”这个词语时效性很强，生命力很弱，一旦主流媒体放松宣传，很快就会被淡忘；“步步惊心”作为热播电视剧只有很短的关注周期；而其他三个词语则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毫无例外的，三个词语都是和负面事件伴生的，即使有一天人们忘记具体的负面事实，却绝不会忘记这三个词语：“地沟油”引发的联想是中国糟糕的食品安全状况和薄弱的食品卫生监管机制，“月饼税”引发的联想是中国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和纳税人水深火热的生活境地，“四大名爹”引发的联想是“权贵”后代胡作非为和“权贵”阶层垄断社会公理。一旦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或者在网络上遇见相关类型的事件，这些词汇便会自动跳进脑海，成为他们判断是非的依据和“定义”社会的材料。
当然，并非所有产生负面作用的新词语都有明确的指向，近些年还从事件炒作中产生了很多看似中立实则意味暧昧的新词语，如“你懂的”、“打酱油”、“河蟹”、“草泥马”、“杯具”、“神马都是浮云”、“伤不起”，都有其隐晦的所指。同时，来源于日本漫画的日系词语也大量流行，如“宅”、“御”、“腐女”、“正太”、“萝莉”，既构建起新的语言体系，还宣扬了消极避世的生活方式（如“宅男”），不断蚕食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进取心。
“语言再生产”不但生产了定义社会的新材料，而且提供了描述社会的新形式。其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以特定字为词缀的造词法。近些年来几个词缀“～族、～门、～奴、～男、～女、～姐、～哥、～客、～帝、～二代”等的使用率居高不下，形成了几个比较大的新词语的“词语群”。这种造词法通常随意性较大，恶炒一点而不顾其余，容易使人们形成偏执的看法。
二是流行的网络文体。如梨花体、凡客体、淘宝体、咆哮体、见与不见体、3Q体，还有最近的蓝精灵体。这些“体”因为社会认知度高、娱乐性强，所以传播快、易接受，成为传递人们想法和情绪的便利手段。
三是所谓“火星文”。这种脱胎于汉语的“新创文字”，多由中小学生使用，刻意与现行的语言文字系统保持距离，具有逃避监控、拉拢青少年的潜在破坏作用。
可见，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失去控制的语言再生产都成为了影响社会情绪、“重构”民族心态的重要工具。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前苏联解体后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民族心态导致了俄罗斯经济一落千丈、社会动荡不安，直到今日，青年人参与黑社会、滥交、吸毒仍然是俄罗斯社会普遍存在的顽疾，严重阻碍了俄罗斯的再次腾飞。日本经济进入停滞期以后，加之老龄社会来临，日本民族基本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和奋发的锐气，产生了一系列基调阴郁、心理阴暗的文学作品和动漫作品，反过来又进一步消磨了日本青年一代的信心和斗志，使日本的复兴遥遥无期。
融合了现实态度和未来预期的民族心态，具有“自我实现预言”功能，即，如果一个民族在心理上对国家的未来失去希望，那么，这个国家在这一民族的手上，就极有可能真的失去希望、一直沉沦下去。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地阻断“自我实现预言”变成现实的路径。
五、对策与建议
如果说民族心态的消沉是这个民族走向衰败的开始，那么，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相当警惕的时刻。要扭转这种民族心态危险“重构”的局面，根本之道在于，通过经济社会的持续科学发展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消除负面事件的社会根源，通过建立为全体国民所崇尚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帮助人们自觉抵御负面心态和情绪的侵蚀。然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主流价值观的确立巩固，无疑都是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面对已经成势的负面舆论浪潮，必须及时采取得力手段，从源头治理、教育引导、渠道管控、语言生产等方面综合施治，扭转思维惯性，拨正民族心态。
1.源头治理
是哪些人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重构”民族心态？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有的放矢。归结起来，大概有这样几个群体：
其一，某些媒体及各省市都市类报纸的少数从业者。他们通常自视甚高，以救世主和“民主自由”的卫道士自居，是很多负面事件炒作的肇始者。
其二，以捧红或抹黑某一人物、某一机构为目标的网络策划公司及依附其存在的“网络水军”。他们通常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为赢得眼球不惜击穿社会道德底线，是大量负面信息和虚假新闻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其三，各类博客、微博客倾力打造的所谓“意见领袖”。目前以某些微博上的热点人物为代表，他们通常给自己穿上客观中立、忧国忧民的外衣，一向以对抗权威的“逆向思维”考虑问题，语不惊人死不休，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鼓动者。
其四，互联网已经成为其工作、生活的一种基本方式的青年学生和白领群体。他们对信息的渴求度高，一般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渴望独立思考，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对自己的判断过度自信（最近违规穿越四姑娘山的年轻“驴友”就是这一特征的充分体现），收入处于中等水平，因此缺乏安全感，敏感，承压能力低，容易受到蒙蔽和煽动，是负面信息的积极传播者。
其五，极少数主流媒体的从业人员，包括电视台、报纸等媒体的记者、主播。他们一般受过新闻专业训练，因为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与第一类人有相似或交叉之处，辨别力受到影响，容易被忽悠、被利用，是负面新闻的放大者。更有甚者，为了赢得体制内的竞争或为跳出体制赚高薪做准备，不惜竭力借助体制外的所谓“民意”力量，语出惊人，对普通百姓的影响尤其坏。
其六，不少“小报”记者。这些人以舆论监督为名，四处搜集负面新闻，“组团”向地方政府和有关企业索要“封口费”，为提高要价，不惜人为将负面信息扩大化、拔高化，是负面信息的窥探者。
这六类群体的共同特征是对中国社会的基本面缺乏全面真实的认识，以“小资”心态看待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只知痛骂，却提不出任何可行的问题解决方案。笔者无意在没有经过法律认定的前提下对以上任何群体作“有罪推定”，但有一点却不能不指出，那就是，无论这些群体是出于故意还是无意，其最终都造成了国民情绪的迷失和低落，他们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对于第一类、第二类媒体和公司，应依法加大监督、打击力度。目前，可组织包括宣传、政法、电信、国安等部门在内的专门力量，选择某些有代表性的个案（如移民论炒作）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查侦查，追踪、锁定煽风点火的主要人群，掌握不法分子及境内外敌对势力制造热点、炒作热点的手法规律，对社会影响十分恶劣的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可借鉴马云在处理淘宝商城被攻击事件中的做法，及时向社会曝光恶意炒作的发起者、参与者及其利益图谋，请群众公论，由历史检验。对于第三类所谓“意见领袖”，应将其列为影响国家利益的密切关注者，关注其和有关国家、有关势力的接触。对于第四类人，应加大对他们的国情教育，探索有效方式，为他们创造机会下农村、进工厂，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汲取养分，加深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明的认识。对于第五类人，应严格按照其所在单位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对于铤而走险、卖主求荣的，采取严厉手段堵截其后路。对于第六类人，应由相关部门依法给予严厉打击，清除新闻队伍里的“寄生虫”。
2.以“看得更全”取代“看得更近”
长期以来，媒体从业者已经习惯用放大镜和显微镜观察负面现象，看见伤口附近细菌丛生，便得出“社会病得很严重”的结论。我们并不否认“看得更近”有其优点，可以使视线集中、印象深刻，但缺乏对全局的把握、将局部问题无限放大，最终只会导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在国际上惊呼中国成为世界中心、世界范围内“中国热”持续升温的氛围下，在中国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成绩斐然、人民群众生活明显改善的背景下，无视社会正面积极向上的基本面，热衷报道社会的阴暗面，诱导读者关注负面信息，误导人们从个别案例“读懂”中国、“读懂”社会，有的甚至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吸引眼球的视频、图片，这在媒体圈里已经形成一定的气候。如果说不了解基本面的社会责任感不是真正的社会责任感，那么，故意无视基本面的所谓“社会责任感”则根本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
媒体从业者必须摆脱盯住一点、无视其余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法，站得更高才能俯览天下，才能真正肩负起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责任感，扎得更深才能心怀感恩，才能反映普通百姓平常的生活和质朴的感情。无论是站得更高还是扎得更深，都需要官方加以引导和规范（目前新闻媒体开展的“走转改”活动值得肯定），目的是使媒体从业者看得更全，从而通过他们的眼睛和笔触，对之前被负面信息淹没的群众进行路线教育，“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句凝结着古人智慧的老话在互联网时代更有其特别的价值。
3.媒体管理应疏堵并举
应严格规范网民在“微博客”、“××网”等网络媒介上的行为，尽快推行网络“实名制”，建立健全对恶意造谣者、传谣者的追责机制，依靠法律惩罚和舆论谴责增加其作恶成本。将来在审批具有病毒式信息传播特征的互联网应用时，应充分考虑到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对以炒作负面新闻或灰色新闻为业的策划公司和网络水军，要加强技术监管手段，加大依法打击力度。
也要看到，最容易引起网上舆论反弹的动作是限制互联网本身。各地应进一步完善舆情响应机制，对新生舆论热点及时进行分析预判，对于那些引起公愤的负面事件，主流媒体要及时介入，深入调查，第一时间揭示事件真相，阻断谣言传播的渠道，第一时间说明解决方案，消除人们不必要的猜疑，以真相应对谣言，以解决问题应对攻击谩骂，以坦白真诚应对不合作、不信任，着力塑造“坦诚知错，错而能改”的形象，最大限度降低负面事件对民族心态的消极影响，在纠正错误中重塑官方的公信力。
4.加强自主语言生产
商品生产是生产力，语言生产同样是生产力，而且是影响广泛深远的生产力。绝不能将语言再生产的主动权拱手让人。要建立一支熟悉新生语言、思想健康向上的语言生产和使用队伍，发现和推广如“最美妈妈”、“最牛校长”此类的正向语言，让“神马都是浮云”等中性语言和各种新“文体”去反映积极的意义。主流媒体要自觉吸纳带有积极意义的新生语言，2010年“给力”一词在全中国的流行就是官方主流媒体推动的结果。
执政党上下应高度重视流行语言的发展趋势。掌握话语权首先要掌握容易被接受的语言形式，从我做起，从上层做起，真正改变文风，杜绝“党八股”，使领导人讲话不再冷冷冰冰、高高在上，而是姿态平等、语气平和，只有这样，官方文件才能深得民意、深入人心，乃至成为市井传诵的热点，执政党才能真正掌握语言生产的主动权。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供职于某中央国家机关）
导读：美国究竟是不是在用货币战争阴谋不战而屈他国之兵，我们不妄下结论。但是，美国的一个动作，会给全球经济造成多大的伤害，是有目共睹的。三年前，美国又一次主导了一场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三年了，危机并没有过去，像幽灵一样纠缠着北欧、西欧，甚至你、我、他。今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也许都要叫“后危机时代”了。下一步，美国要怎么做，我们得知道，好提前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