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寒冷的清晨，灰沉沉的天空飘起了阴雨。莱昂纳德紧握着手提箱和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行色匆匆地走在汉普斯泰德（Hampstead）街头。圣诞节就快到了，路旁小商店的橱窗装饰得五彩缤纷。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程后，疲惫不堪的莱昂纳德敲开了一家膳食公寓的大门。不巧的是，里边没有空房间了，他只能睡起居室里的折叠床。从小就被告知自己是摩西兄长亚伦后代的他不但接受了这样的住宿条件，还欣然同意了女主人开出的附加条件，即每天必须最早起床，打扫房间，烧煤生火；还有，既然他自称来伦敦是为了写一部小说，那就得每天完成三页书稿——这位严格的女主人叫普尔曼夫人。莱昂纳德洗漱一番，刮了个脸，然后出门买了台打字机——就是在那台绿色的好利获得牌（Olivetti）打字机上，他完成了自己的诸多杰作。在去买打字机的路上，他还走进深受英国上层中产阶级青睐的博柏利（Burberry）专卖店，购买了一件蓝雨衣。英国晦暗的天气并没有让他感到沮丧，古往今来，它曾孕育出多少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济慈……从他的住处步行10分钟就能到达济慈的故居，济慈就是在那儿写就《夜莺颂》，在那儿写下致芳妮·布劳恩的情信。莱昂纳德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
汉普斯泰德虽邻近伦敦市中心，却透着一股村庄气息，不过这个村庄曾经作家和思想家云集。海格特公墓离它仅几步之遥，卡尔·马克思、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乔治·艾略特、拉德克利夫·霍尔等伟人长眠在那里。在伦敦还弥漫着毒雾的时代，坐落在高地上的汉普斯泰德的800亩荒野，凭借着清新的空气，不知引来了多少诗人和艺术家。在莱昂纳德那帮蒙特利尔朋友里面，第一个来到这儿的是莫特，他在伦敦读艺术学校期间，一直租住在普尔曼夫人的公寓里。之后是南希·巴卡尔，她进了伦敦音乐戏剧学院学习古典戏剧，后来留在伦敦，成为了一名广播电视记者。和莱昂纳德一样，南希初来乍到时也是领了个热水瓶，睡在起居室里的“新来者床位”，待到莫特搬走后，普尔曼夫人掂量掂量，觉得她够格了，才让她住进了莫特空出的房间。1959年12月莱昂纳德搬进来时，她还住在那个房间。
南希·巴卡尔从记事起就认识莱昂纳德了。他俩同在韦斯特蒙长大，住同一条街，念同一所中学；此外，她的父亲还是莱昂纳德的牙医。“我们生活的社区非常紧密，但莱昂纳德与众不同。当别人惦记着要约谁去参加舞会时，他却忙于读书和写诗。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拓宽了自己的眼界。”而莱昂纳德也从未公开反抗过什么。在阿诺德·斯坦伯格看来，他这个人外表传统，尊敬师长，和叛逆这个词八竿子打不着边。
南希说：“宗教在莱昂纳德的血液里根深蒂固，他的外祖父是犹太教堂的拉比，这层关系让他与教堂紧密相连。他常说他外祖父曾用一枚大头针穿过《摩西五经》，针尖所触的每一页上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他老人家都能倒背如流。莱昂纳德从不攻击或冒犯任何人，也从不口出恶言，但他会冷不丁地抛出尖锐的问题，并时时不忘打破传统，寻找自己的路。他更感兴趣的是事实和真理。”她还记得他俩年少时曾谈论起自己生活的社区，“它太舒适了，所以我们会渴求其他东西，我们觉得那儿的人们不会去探求真理。”普尔曼夫人是他们的后盾。莱昂纳德始终将她的功劳铭记在心——若不是她定了个最后期限，他也许根本就完不成那部小说。“她总是说，‘你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书，抓紧把它写出来。我可不想看到你们整天在这儿无所事事。’她是经过战火洗礼的人，见不得别人瞎胡闹。莱昂纳德和普尔曼夫人相处得非常融洽。”莱昂纳德信守了自己的承诺，每天完成三页书稿。这部小说就是《钟爱的游戏》，彼时莱昂纳德叫它《近在咫尺的美人》（Beautyat Close Quarters）。1960年3月，《近在咫尺的美人》初稿新鲜出炉了，此时距他住进普尔曼夫人的公寓不过三个月光景。
深夜时分，在“威廉四世国王”酒吧喝到打烊之后，南希和莱昂纳德常会一道夜游伦敦。“那个时代的伦敦让人大开眼界。从二战结束到
‘披头士’登上舞台，那里一直是一片无人之境，是另一种文化。它阴郁，闻不到铜臭味，工人阶级大行其道，别忘了，我们最初接触到就是皮特·西格他们唱的左翼歌曲。我们常常凌晨一两点出发，游荡到东区，来到一群戴着帽子、操着伦敦腔的家伙中间。在简单粗野的狭小空间里，我们和这些夜猫子打成一片，一块喝茶。莱昂纳德热爱一切街头事物——街头生活、街头食物、街头活动、街头气质、街头规矩。”其实，莱昂纳德还在蒙特利尔时就对街头的一切着迷不已。“如果你要找莱昂纳德，”南希说道，“去小咖啡馆，或是那些巴掌大的简陋餐馆里找吧。他一旦发现一个此类的小铺，就会每晚都去。他感兴趣的不是表面的繁华，而是繁华下面隐藏的东西。”
南希周五晚常去索霍区沃德街的“火烈鸟”（Flamingo）俱乐部。那里的熟客都晓得，它得到凌晨两点才会进入状态。“那里很隐蔽，是个魔力之地，”南希说，“空气中飘着浓烈的大麻味，人们仿佛走在一幅烟雾缭绕的画里。”那儿的音乐很棒——除了演唱卡利普索的乐队外，键盘手兼歌手祖特·马尼（ZootMoney）、乔治·菲姆和“蓝色火焰”乐队（Georgie Fame andtheBlue Flames）等曾驻场演奏节奏布鲁斯和爵士乐；那儿的人也魅力无穷——黑人占了一半，这在当时极不寻常，他们主要是加勒比黑人，还有少数美国黑人大兵。剩下的一半白人是帮派分子、妓女和潮人。
莱昂纳德第一次跟着南希去“火烈鸟”，就碰上有人动刀子。“也不知道谁叫来了警察，”南希回忆道，“大家嗑得飘飘欲仙，跳得快活无比时，警察突然冲了进来。我不晓得你到过那种鬼地方没有，反正一旦开了灯，你肯定一秒都不想多待。所有人的脸都是惨白惨白的，吓死人了。这个意外没持续多久，但我们还是受了惊。我本来挺担心莱昂纳德的，不过他看上去很冷静。”莱昂纳德爱上了这地方。第二次从那儿归来后，他写了封信给姐姐埃丝特，信中说道：“我第一次跳舞跳得这么开心，我甚至忘记了自己属于一个劣等民族。‘扭摆舞’（The Twist）是割礼之后最伟大的仪式。”
小说的初稿完成之后，莱昂纳德将注意力转到了自己的第二本诗集《尘世香盒》（The Spice-BoxofEarth）上。一年前，通过莱顿的推荐，他从蒙特利尔开车到多伦多，将《尘世香盒》手稿面呈杰克·麦克莱兰（Jack McClelland）。麦克莱兰是加拿大“麦克莱兰和斯图尔特”（McClelland&Stewart）出版公司的创办人，用加拿大著名女作家、诗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话来说，麦克莱兰是“加拿大出版界的先锋。在那个时代，许多加拿大人都不相信自己的祖国有文学，或者就算有，也不具备上乘之作，而他却敢为天下先”。诗人并不需要掌握营销的技巧，但莱昂纳德真的很会经营自己的书。他甚至反过来教起出版商该如何包装、如何宣传。一般来说，诗集都会做成薄薄的精装本，但是这样的话定价就会偏高。莱昂纳德认为这本书应该做成实惠的彩色平装本，而装帧设计可以交由他来做。“我需要更多的读者。”他在给麦克莱兰的信中写道。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贴近“有主见的青少年、爱河中痛苦程度不一的人们、沮丧的柏拉图主义者、偷看色情文学的人、僧侣和天主教徒、法裔加拿大知识分子、未出版过作品的作家、好奇心旺盛的音乐家，以及所有那些推崇我的诗作的人们”。总而言之，他希望能获得一个更敏锐的读者群。莱昂纳德收到了这本书的校样，并被告知出版时间暂定为1960年3月。
这个月的一天，他步出普尔曼夫人就职的牙科诊所，朝着地铁站走去——他刚刚拔掉了一颗智齿。“伦敦几乎天天下雨。”莱昂纳德说得没错。那天的雨下得比平常都要大，那是英国冬天特有的霪雨，冰冷的雨点密密匝匝地从天空斜落到地面。莱昂纳德溜进附近一个建筑物避雨，进去后他发现，那栋楼是希腊银行的一家分行。在那里，一个戴着墨镜、皮肤黝黑的出纳员告诉莱昂纳德，他是希腊人，最近刚回了趟春意正浓的老家。
之前，麦克莱兰那边传来消息，《尘世香盒》将延期出版。伦敦挽留不住他了，不用忙于推书给他带来了自由，也让他更易陷入由伦敦冬季短暂又阴暗的白天所触发的抑郁情绪中。在一年多前向加拿大艺术委员会递交的资助申请表中，他声称自己将去伦敦、耶路撒冷、雅典、罗马等古都游历采风。这一天，他走进汉普斯泰德高街一家旅行社，买了飞往以色列和希腊的机票。
作家们在论及莱昂纳德的神秘性和动机性时，生存本能就像个被他们遗忘在舞厅角落、手里紧紧抓着张舞伴卡的女孩，而性、宗教和抑郁症，就像三个诱人的美女，拖着他们在舞池里疯狂旋转。无可争议的是，这三者是他生活与工作的驱动力。不过，他的生存本能其实对他帮助最大。莱昂纳德有自我保护的本能，不是所有作家、情圣、抑郁症患者、修行者和创造性人群都具备这一点。莱昂纳德是个情圣，但在面对生存压力时，他也是名战士。
9岁时，莱昂纳德想得到一把刀和一支左轮手枪，那是去世不久的父亲留下的遗物；14岁时，他在中学年刊上发表了处女短篇小说《杀或被杀》，没错，年轻的男孩喜欢枪支和帮派分子，而作为二战期间成长起来的犹太小男孩，莱昂纳德无疑具有战斗精神。当我问及谁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时，他脱口说出了几位灵性导师和诗人的名号：“老师”1（Roshi）、拉梅什·巴尔谢卡（Ramesh Balsekar）、洛尔迦和叶芝。但他随即告诫道：“我钦佩许多人，但我排斥‘英雄’这个词，因为它蕴含着某种崇敬之情，这与我的天性有点格格不入。”隔天，我收到了他发来的电子邮件，想必是对我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深思。他在信中说：我忘了我的英雄是穆罕默德·阿里就像他们在“天美时”表广告里说的遭受惨败嘀嗒地走个不停
莱昂纳德是一名战士。多年以后，在发现前经纪人偷光他的所有积蓄后，已过古稀之年的莱昂纳德掸去西装上的灰尘，戴上费多拉软呢帽，毅然踏上巡演之路，去重新赢得他的财富。但众神给了他战斗精神的同时也给了他逃跑的本能。当生存压力来袭时，莱昂纳德也常会选择一走了之，如他所说：“是为了灵魂的安康。”
他聊及自己有着“救世主”式的童年时，并不全是在开玩笑。很小的时候，他就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将来会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他将“成长为一位领导者”。他从小就想当作家。对一个敏感而抑郁的人来说，作家可是最危险的几个行当之一。作家和诗人需要挖掘自己最深、最暗的里边。“不是我，而是诗人们发现了无意识。”弗洛伊德说。作家及诗人创作时，应纵容思绪嘈杂混乱，乃至纵身跃入混乱的深渊，以期能带着些美妙而有序的东西浮上来。一个忠于内心和文字的作家需要将自己“长期单独囚禁”，事实上，一个如莱昂纳德般认真、严谨、自律、抑郁的人，选择做一名作家，无异于将自己长期单独囚禁在由黑色大狗把门的土耳其监狱里。
童年时代，总有女性保护着他，给他安慰，对他体贴入微。青年时期，他能从一群志同道合的男性友人那儿得到慰藉。云游四方于他而言不是问题，他习惯了轻装出行，并且不给自己时间多愁善感。无论在哪个城市，他都爱与三五热爱思考、志趣相投的友人为伍。这些友人既能和他把酒言欢，又能在他需要独处写作时自觉回避。但在雅典，他没有这样的友人。在一次聚会上，他遇到一位旧识——雅各布·罗斯柴尔德（JacobRothschild），一个显赫的犹太银行家族的后裔。罗斯柴尔德提到一座叫伊兹拉（Hydra）的希腊小岛，说他母亲即将改嫁旅居该岛的希腊著名画家尼科斯·哈德基克利亚科斯-基卡斯（Nikos Hadjikyriakos-Ghikas）。他建议莱昂纳德去岛上拜会他们。伊兹拉岛的居民虽然不多，却包含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作家组成的社群。二战伊始，亨利·米勒曾在那里写下《玛洛西的大石像》（The ColossusofMaroussi），将其“荒凉、赤裸到完美的景色”诉诸笔端。
离开伦敦后，莱昂纳德先是去了耶路撒冷。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以色列。他白天参观古遗址，晚上流连在“卡西特”（Kasit）咖啡馆。“‘卡西特’的每个顾客都以作家自居。”他说。在“卡西特”，莱昂纳德邂逅了以色列国宝级诗人拿单·扎赫（NatanZach），扎赫盛情邀请他住到自己家中。几天后，莱昂纳德飞赴雅典，游览雅典卫城。入夜，他乘出租车来到比雷埃夫斯市（Piraeus），住进码头边的一家旅馆。第二天一大早，莱昂纳德搭乘渡船来到了伊兹拉。那是1960年，水翼船尚未启用，航程是冗长的5个小时。还好渡船上有酒吧。莱昂纳德坐在阳光下的甲板上，抿着酒，凝望着泛起皱褶的蓝色海面和一碧如洗的蔚蓝天空。渡船突突地行驶在爱琴海上，将散落的岛屿如断裂的项链般缓缓地抛在身后。
渡船尚未进港，莱昂纳德便喜欢上了伊兹拉。眼前的一切都是他想要的：天然质朴的马蹄形海港，将其环抱在怀中的陡峭山坡，山坡上用石灰水粉刷的建筑。他摘下太阳镜，眯着眼睛仔细打量起来：它看上去就像一座半圆形露天剧场，山坡上一栋栋的白房子则像是座位席上一个个正襟危坐的白衣老人。他们面朝港口，观看着舞台上正上演着的一出寻常戏剧——小船在水中慵懒地随波轻荡，小猫在岩石上悠闲地打着盹，年轻人在忙着卸下打捞上来的鱼和海绵，被晒得和皮革一样黑的老人坐在酒吧外面或争辩或聊天。莱昂纳德踏上岛后，注意到这里没有汽车，取而代之的是驴，它们背着两只大篮子，沿着陡峭的鹅卵石街道在港口和山顶的以利亚修道院之间来回往返。这幅画面让莱昂纳德想起了《儿童圣经故事》里的一幅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