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水平高超
工作方式属于方法论的范畴，是完成任务、实现目标的手段。毛泽东曾经用过河与桥或船的关系对比作了深刻而通俗的说明。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没有桥或没有船都是不能过的。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尽管有正确的方向，良好的动机，如果方式不当，就会影响办事的效率和效果，完不成任务，甚至南辕北国计民生，背离初衷。周恩来极为讲究方式方法，做什么事情总要反覆琢磨，选择运用最精当妥贴的方式方法实现目标。
一九七二年一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黑格、白宫发言人齐格勒等一行，为尼克松访华来到北京作技术安排。齐格勒提出，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周恩来指示他的助理熊向晖约请有关部门负责人讨论此事。会上，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表示了断然否定的态度，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在中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并说这也是"首长"的意见。与会同志都明白，于所说的"首长"就是指江青一伙。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气愤地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经由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做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做宣传？"他明确反对那种表面上似乎很革命的极端作法。
当时中国还没有通讯卫星及有关技术，须向美国租用卫星，转播技术方面也得请美方协助，问题是采用什么方法进行。当时提出了三种方式，一是美方齐格勒提出的：租用卫星很贵，尼克松访华八天，八天的租金可能要一百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费用由美方承担。二是熊向晖提出的：他认为修建地面站的费用，若由美方承担，这有损中国尊严。他向齐格勒表示，费用由中国支付，只要求美国的技术协助；至于租用卫星问题，他考虑的是既然美国政府已经作了准备，就何必花那么多钱为美国记者租用卫星呢？周恩来听了熊向晖的汇报后，认定齐格勒的办法，有损中国的尊严和主权。熊考虑的方式虽有道理，但美国卫星若不由中国租用，而是由美方在中国使用，为美国服务，岂不同样损害中国的主权？周恩来批评熊向晖说："让你商谈租用通讯卫星，你一听百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他提出了第三种方式：一是向美国租用一颗通讯卫星，二是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国收取费用；三是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齐格勒听了中国方面提出来的这一合情合理的方安，立即表示接受。至于租用费和使用费他认为是互相关联的。他说，他想这两项费用将画个等号。
上述三种方式，都是用美国卫星、美国技术，在中国修建地面站，为尼克森访华服务，而实质上不用中国出钱，但却有了不同的性质和效果。按照齐格勒和熊向晖的方式，程度不同地都损害了中国的尊严和主权。而按周恩来的办法，中国实际上仍不用拿出分文，却维护了我国的尊严和主权。周恩来考虑问题的周密细致，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的精当妥贴，给美方人员留下深刻的印象。齐格勒一再表示："我很佩服你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
与方式相联系的是形式问题，形式必须和内容一致，否则，无法正确表达内容。刊登新闻报导版面的选择，属于形式，它必须和稿件内容的特点及重要程度相一致，才能收到良好的新闻效果。周恩来对这类形式问题，从不马虎对待，总是要求有关负责人，精心地选择采用最恰当的形式表达内容。
一九六二年，中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蒋介石集团以为有机可乘，叫采反攻大陆，调兵遣将，有蠢蠢欲动之势。当时认为蒋介石如果没有美国当局的同意和支持，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为了摸清美国的态度，周恩来指示参加中美会谈的我方代表王炳南，约见美方代表，对美国提出严重警告。
四天后，美国总统甘乃迪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反对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重申美国军事力量在台湾海峡地区的目的是所谓"防御性的"。他在答记者问时又进一步说出了台湾曾经作过的保证，即：一九五四年美蒋条约签订时，双方交换过信件，国民党当局在信件中保证未经美国同意，不对大陆采取行动。他明确表示："我认为那封信仍然有效。"很明显，甘乃迪的声明和谈话是对中国政府的警告做出的正式反应，断然否定了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问题。美国当局的态度清楚了。
对于这样一条重要新闻，《人民日报》如何刊出，应放在那一版，什么位置？报社负责人和编辑部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放在国际新闻版显著地位；二是放在第一版显著地位一；三是放在第一版不显著地位。他们倾向于第二个方案，但拿不定主意，于是向周恩来请示。
建国初期，《人民日报》负责人遇有重大疑难问题，总要请示周恩来。白天无论如何是挤不出他的时间，只好安排在晚上。所以周总理几乎成了他们的"夜间总编"。周恩来听了《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的汇报后，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样一个和中国直接有关的重大事件，放在国际新闻版显然不妥，但也不必放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因为甘乃迪的态度显然很重要，但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像这类很重要而不宜过分突出的新闻如何安排，他根据过去刊登这类新闻的经验，提出以放在第一版右下角为宜。大家都十分佩服周恩来精心刻意的处理和安排。把这类新闻放在第一版不显著位置，既未贬低，也未拨高，做到了形式与内容一致，天衣无缝，恰到好处。
三十七、情意深长
1958年7月的一天，江苏省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受县委委托，准备"走个后门"，上京见周总理，要点钢材发展地方工业。没想到总理接见他时，并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但在分手时，总理又说："我和你的事还没有完、改日再谈。"王汝祥听后，心里忐忑不安，两天来心上总像压了块石头。"改日再谈"，这一定是总理批评他不远千里来开后门吧。第三天，他忧心忡忡地穿过如茵的草坪，总理已在办公室大厅外等候了。
"吃好了吗？"总理老远打着招呼，拉着王汝祥在客厅藤椅上坐下。王汝祥局促不安地搓着手低着头，不敢正视总理的目光。想起那天来见总理时，自己没有将来意和盘托出，而是转弯抹角地以汇报家乡情况为由暗示故乡的困难，而总理却一语道破："你是来找我这老乡起后门吧？"王汝祥的脸上又觉火辣辣的。不知这次等待他的是什么？想到此，王汝祥更心神不宁地抹了把额上的汗水。
总理早已体察到老王的心境，他带着歉意地说："老王，这次你来，我招待不周，仅让你吃个便饭，你一定要嘀咕我这老乡小气了。"
"不，不，总理，那天我吃得很好。"
总理摇了摇头："你们在下面招待客人可能比它丰盛，我这总理不自由啊！国务院有待客标准，我不能例外。"
王汝祥听罢，心中别有一番滋味，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总理谈到对自己旧居的处理时说，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特殊，该怎样处理就怎么处理。当听王汝祥讲到近年出现的耸人听闻的咄咄怪事，大搞生产"捷报"的谎报，把粮食亩产以5000斤逐渐增加时，总理面色严峻，感情激动地说："干劲要鼓，但要实事求是。"接着又谈到当时执行政策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改造"。目前，改造讲得多，团结讲得少，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推心置腹地同我们交谈……"
谈着谈着，总理象要摆脱和暂时忘却那些纷繁的政务似的把话题一转，微笑着说："老王，老乡之间可不兴贿赂"。
"贿赂？！"王汝祥心中吃惊不小，想起这次进京，带一盒家乡土产茶馓子。旅途上，自己冒着炎日，汗流浃背地拎着这盒茶馓，唯恐受压。到京后，便托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转交给总理。想象着总理大口地吃着故乡的茶馓子，会连连赞不绝口的。可总理讲是"贿赂"，王汝祥低头嗫嚅地说："这是家乡人民的一点心意，请总理尝尝。"
"尝尝？整整一大铁盒子哩！不准请客送礼，国务院有规定。"
"这……"王汝祥语塞了。看到这情景，总理抬手摸了摸鬓角，哈哈大笑："看，都把我当成黑脸包公了！这么多年，你是第一位从家乡来找我的父母官，好吧，我也只好破例地来个执法犯法了。"
总理十分感慨地说："离开家乡太久了，连你这父母官都不理解我了！"说罢，又轻声地问道："文渠没有堵塞吧？"
"没有。"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文渠划船打水仗，大人们怕出事，把小船都锁起来，我们就悄悄地把锁敲掉，划船远游，吓得家长们敲着大锣，满街满巷吆呼寻找，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地从文渠划到河下去，婶娘守在码头，左盼右望，直到太阳落山，才见我们的船影。她急忙跑步相迎，身子晃动了一下，差点跌倒。我很怕，心想，这回少不了要挨惩罚！可婶娘半句也没责怪，相反，一把紧紧地搂住我，眼泪涮涮往下淌，这比挨了一顿打还使我难受，我忍不住也哭了……"
谈到童年，总理娓娓叙来，神情关注。他仿佛又回到了天真烂漫的孩子提时代，变得年轻多了。王汝祥见总理对故乡如此情深，便说："总理，您老离开家乡这么多年，现在家乡变化不小，您老该回去看看。"
总理微微点头，仰躺着藤椅上，微启双目，充满感情地说："是啊，我何尝不想回去看看！1946年，有一回，我在南京梅园新村，梦见自己在文渠划船，醒来后便想，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一定要回去看看。可这些年有多少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有时候工作忙，遇到棘手的事情、难遣的烦恼，紧张得饭都成不上吃，觉不能睡，真想立即回去约几位童年时的朋友，爬爬鼓楼，放放风筝……"总理说着，说着，双眸湿润了，完全沉浸在缠绵的思乡深情之中。
王汝祥不忍打断总理的回忆，他深情地打量总理。王汝祥忽然发现，总理两鬓斑斑，瘦削的面孔铁青，一刹那间显得那么疲倦和憔悴。想起曾听总理的婶娘讲过，总理少年时"乌眉大眼，天堂饱满，身体很结实"，王汝实心头一震酸楚，极恳切地相劝道："总理，工作再忙，您老也要注意休息啊！"
总理微笑着未加置否，沉默了一会，说："老王，你是父母官，我的心里话对你不隐瞒。我讲个事你听听，你裁判裁判。有这么一个摆渡的，他在湍急的激流中，把船划到了中心，这时，他感到很疲劳，而对岸又是旅客们很向往的地方，你说，这个摆渡的该怎么办？"
王汝祥听了这话，胸口顿时象一股强烈的漩流在激荡：自己是个打游击的出身，年轻时是抱着找出路的思想参加革命的。解放后，自己这"老革命"有时还怀有一种功臣的荣誉感；而总理自幼投入革命，戎马多年，出生入死，到现在还感到渡船才走了一半，还要为他毕生追求的事业鞠躬尽瘁！相比之下，这差距……王汝祥倏地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双眼酸涩，忍不住住掏出手帕，擦了擦眼角的泪花，望着总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为打破沉默，总理递过一封信，信封上写道："江渭清刘顺元惠浴宇同志收"，总理说："扯到现在，没入正题，你从老远来，我不能让你空手而归。我这淮安人也得尽点淮安人的责任。这封信你交江苏省委，你们的困难尽量请他们帮助解决。"
王汝祥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对开"后门"，吃"小灶"，王汝祥深感给总理带的麻烦，想不到，总理并未过多责怪，还牢牢记在心里。怪不得总理对自己说："我和你的事还没有完。"王汝祥接过信，高兴地连看都没看，就小心翼翼地把这封沉甸甸地信札放进口袋。总理的乡情，比金子还贵重。这时候，王汝祥只恨自己的工作没做好，没能尽快改变淮安的落后面貌，还要让总理操心。
总理看看王汝祥装好信札，又用商量的口吻说："老王，我有个不成熟的看法，上次，你说你们打算把全县的旱田全部改为水田，我看这不一定妥当，要照顾群众的习惯和情绪，旱作物也有高产的。"总理的话更引起王汝祥的一阵内疚和不安。
转眼3个小时过去了，王汝祥起身向总理告辞，缓缓走出客厅，又回头望着总理，许久舍不得离开，总理站在台阶前，也沉默地凝视前方，好象在深情地看着家乡那汩汩流淌的文渠，又象在牵拉着家乡那飘在白云间的风筝。王汝祥百感交集，再次请总理有机会能回去看看。总理没有忘记家乡人民的请求。1960年，总理从上海开完会，准备回故乡一行。正好毛主席来电要他赶回北京参加一个重要的会，原订回乡的计划未能实现。他在飞机经过淮安上空时，紧贴机窗，目不转睛，眷恋地俯瞰故乡的土地。他多想实实在在地捧一把故乡的泥土，喝一口故乡的水，偿还多年的夙愿啊！机组的同志没惊动他，让飞机减速低旋，转了好几个圈了。总理察觉后说："毛主席在北京等我们哩，全速前进吧。"
总理始终没有回到故乡，但他的骨灰不是已经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了吗！他的浓烈的乡情，已经融会在故乡人民的心田里。
周总理的"小老乡"
——总理与"海政"演员杨桂林
一连数日，每当门外邮递员的车铃一响，杨桂林总是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出去，询问有没有寄给她的照片。是什么照片让她这样惦念，急切想得到呢？这不是从一次演出说起。
1959年的一天，绿萨掩映的钓鱼台礼堂里，正在进行着精彩的表演，周总理和许多中央首长都来观看演出。台上，一位扮作"红领巾"的部队小演员，以她那娴熟的动作，洒脱自如的演技，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周总理悄声问身边的同志"她是谁？"
"她就是著名杂技表演艺术家杨小亭的二女，"海政"文工团演员杨桂林。"
周总理欣喜地点点头。"噢，这孩子长这么高了！"
演出结束后，总理来到演员中间，他一眼便认出了演伞技术的小演员杨桂林，亲热地握着她的手，鼓励她："小老乡，你演得不错！"
桂林愣住了："怎么，总理也是天津人？"
"哈哈哈！"总理爽朗地笑了，"我嘛 ，就算个半吊子天津人吧！"
桂林恍然大悟。天津——桂林的故乡，正是周总理早年投身的革命的地方。那时，总理和邓颖超等同志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领导过风起去涌的学生运动。难怪总理对天津一往情深，风趣地自称是"半吊子天津人"，而称自己是"小老乡"呢。
周总理拉着"小老乡"的手坐在一张沙发上，关切地询问她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小老乡"无拘无束地和总理拉着家常。总理还勉励桂林姐弟几人，要象他们的父亲那样，做一个既有精湛技艺，又有高尚艺德的杂技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