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夏，周恩来访问印度，事前就交代，在机场的讲话，要先译印度文，后译英文。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同阿拉伯人谈话，便要求用阿拉伯语翻译。1968年，某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访华，周恩来亲自出席答谢宴会。当发现我方仅安排英文译员现场翻译时，他严肃地批评说，人家有本国语言，要尊重和了解人家的语言，为什么不叫我们懂他们国家语言的同志翻译？
周恩来无论到哪一个国家，都十分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一次，在访问缅甸时，正好赶上当地过泼水节。当时，他身体不太好，但还是坚持和同行的陈毅一起穿上缅甸民族服装，同当地人民一起欢度佳节，欢迎缅甸新年。缅甸领导人见到这个场面，风趣地问："谁是中国人？谁是缅甸人？"周恩来回答说："我们都是"胞波"。"
周恩来还主张，在生活照料方面，也必须尊重对方的习惯。对于来自不同国家外宾，应该依照他们各自的喜好、禁忌和习俗，安排礼宾活动和饮食。1966年，非洲某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在一次协议签字仪式上宾主相互举杯祝贺时，周恩来见对方端起香槟酒时略有迟疑，便立即说，做做样子就行了。事后他指出该国是伊斯兰国家，他们的习惯是不喝酒的。以后遇此情况不要上香槟酒，可以上白开水。还有一次，某国亲王来访，周恩来知道他喜欢吃红烧狮子头，就交待自己的厨师去做，并嘱咐礼宾司领导先品尝后再亲自送去。
周恩来还要求外交人员出访时，要尊重对方的款待方式。有一次，周恩来率团访问阿拉伯某国，同主人一起吃当地饭菜，主人非常高兴。而有的同志吃不下，便回宾馆吃饼干。周恩来回来便批评了他们，并说，尊重一国的习惯，实际上是对这个国家的尊重，决不能马虎，决不是小事，决不能自行其是。
周恩来作为政府首脑，从不以势压人。相反，他常说："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领导地位。"他认为，一个好的领导人不能成为孤家寡人，不能是"先知"，因为"先知"这玩意是危险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在他手下工作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顾虑，不用怕冒犯他的尊严而守口如瓶。他不希望他的办公室中有唯唯诺诺的人，他讨厌谄媚和恭维。他对"总理的意见完全正确，我毫无保留地支持"之类的奉承话十分反感。一次他对一个说这种话的人谈了他的看法："我们谈话、开会，是讨论问题，权衡利弊，提出不同意见，以便得出正确结论。我喜欢听到与我不同的意见。不要总是说"同意"或"支持"。"
周恩来对党外朋友也十分尊重。李宗仁回国后，1965年9月26日在北京举行过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举行这样大规模的记者招待会。他提出请总理推荐几个人作参谋或顾问。周恩来决定推荐吴冷西、龚澎、张彦、姚溱四人，并反复交待：你们的任务是当顾问，只能从旁帮助，提供参考性意见，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强人所难，更不能喧宾夺主，一切都由李宗仁先生自己决定，这点你们一定要记住。周恩来强调："我们党的方针是三句话：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李宗仁先生这次回国，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既往不咎了。我们一律以诚相待。你们去当顾问，一切都要尊重李宗仁先生。只提供情况，如外国记者关心什么问题，可能提出什么问题。有疑难也可以坦诚相告。但他要讲什么、怎么讲，完全由他作主。讲话稿也不用我们起草，因为他身边的程思远先生能说会写，曾长期当过他的秘书，文字表达会比我们更适合李宗仁先生的习惯和身份。"
由于周恩来的坦诚和信任，记者招待会办得很成功。其他问题也是如此，他在党外朋友中有口皆碑，赢得了普遍的尊崇。
1965年秋天，周恩来在陈毅陪同下，视察新疆和田、喀什、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每到一地，周恩来见了汉族干部，就问学会了维语没有？见了少数民族干部，就问会不会汉语？周恩来说，不能够通话，怎么能够交心、谈问题呢？周恩来在短短几天当中就学会了好几句维语，见了维吾尔族同志就用维语问好："亚克西木？"（你好？）在听取各地汇报时，也一再勉励各族干部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
1975年初，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在内蒙草原落户，为了更好地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希望进一步掌握好蒙文蒙语。当她把这个想法向周恩来汇报以后，周恩来说："学习蒙语文的事，我是赞同的。你下乡这么长时间，还不精通蒙语文？！你和那些懂蒙文的同志不一样，又要让你搞宣传，不学会这个本领怎么行呢？学习对工作是有利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向群众学习。"1975年10月，周秉建到内蒙古大学蒙语专业学习。一年多以后，就基本上可以阅读蒙文报刊，用蒙文写日记了。
1962年6月，周恩来来延边，看望延边朝鲜自治州170万各族群众。周恩来到延吉市长白公社新丰大队视察的那天，正淅淅沥沥地下着毛毛细雨，一串串晶莹的雨珠，顺着他的头发、鬓边滴落。团支书小廉看周总理淋得那个样子，主动上前递过一把雨伞，周总理微笑着谢绝了："社员们都在冒雨插秧，我还能怕浇吗？"到社员金再洙家里，周恩来按照朝鲜族的习惯，一进屋就脱鞋上炕，盘腿坐了下来。陪同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崔竹松同志，马上把主人的花坐垫递了过去。周恩来摆摆手表示不用。这时站在一旁的朝鲜族翻译老李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因为他懂得，朝鲜族的风俗习惯，尊贵的客人来了，都要坐在姑娘们精心制作的彩色坐垫上。坐垫是挑选五颜六色的花布，用七彩丝线，一针针，一线线做成的。它凝结着朝鲜族主人一片诚恳心意，客人不坐，主人会感到扫兴的。
周恩来理解朝鲜族人民的心意，还没等翻译老李解释完，便亲切地笑着说："尊重，尊重。"说着，便接过坐垫拉着崔竹松同志一起坐下了。周围的农民们看了，都惬意地笑了起来。
离开延边前，周恩来在宾馆前亲切接见了各族群众。那天，各族人民像欢庆盛大的节日，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来。起初，周恩来在门前跟群众一一握手问好，人，越聚越多，不一会延吉市8万人口，就有5万人拥到宾馆附近，你推我挤，前簇后拥。看到这种情形，周恩来说：咱们改变个方式吧，于是他登上宾馆3号楼阳台，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并用朝鲜语高声喊道："道母得儿安宁口台希兴尼嗄（同志们，你们好）！"
他从阳台的东边走到西边，又从西边走到东边。很久，又用朝鲜语向人们挥手高呼："塔希玛纳希达（再见）！"
西双版纳的傣族人民更是永远难忘周总理和他们一起欢度傣族的盛大节日——泼水节的欢乐情景。那是1961年4月13日，允景洪来了一位贵客，他身着对襟布扣的白上衣，下面是大腰身咖啡色裤子，头扎水红色包头巾，一身地道的傣族装束，和一个普通傣族群众一样，到澜沧江畔观看赛龙船和放高升。那熟悉的面容，炯炯有神的目光，爽朗的笑声，富于魅力的风度，人们一下就认出来了，这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欢腾的人群欣喜若狂，激动得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周总理好！"泼水开始后，周恩来和各族群众用一根柏枝蘸着银碗里的水互相泼洒。按照傣族习惯，水泼得越多、越热烈，就表示彼此越亲热、越崇敬。各族群众觉得用柏枝、银碗泼水还不能表达他们对周总理热爱、崇敬之心，于是改用大盆来泼水。周恩来的警卫人员担心他受凉，用雨伞去挡泼来的水。周恩来立刻要他把伞收起来，笑着说："其实，傣族群众的水，每滴都是热呼呼的，我一点都不感到冷。"说罢，他放下银碗，拿起脸盆，把一盆盆清水向群众泼去。水花在人群中飞舞，水珠在阳光下闪烁，水流在大地上流淌，周恩来总理和各族群众就是这样水乳交融，"只有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才能和各族人民心连心啊！"周恩来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三十五、跟周恩来学化敌为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由于对蒋介石认识不足，缺乏警惕，结果，他没有让周恩来、杨虎城知道，便于1936年12月25日下午3点多，陪同蒋介石夫妇由西安飞往南京。4点左右：张学良的卫队团长孙铭久得到了卫士报告便立即告诉周恩来，但当周恩来与孙铭久乘车赶往机场时，张学良乘坐的飞机已起飞了。见此情景，周恩来流着热泪，仰天长叹，连声呼唤："张副司令！张副司令！"
此后近40年，周恩来时刻牵挂着没有人身自由的张学良将军，一有机会，便为他奔走呼号。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时，在一天的会议发言中，周恩来深情地提到张学良将军，他说："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
在延安纪念"双十二"10周年的大会上，周恩来又义正词严地谴责了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迫害，他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先生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位将军从此就获得了人民的谅解和拥护，不是偶然的。现在抗战已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幽囚了10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
1961年12月12日，周恩来亲自邀请在京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中曾参加"西安事变"的同志，举行纪念"西安事为"25周年招待会，当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泣不成声地给周恩来敬酒时，周恩来的热泪潸潸而下，在座的无不为之动容。
由于怀念张学良，周恩来对张学良的亲朋故旧给予了多方照顾。他亲自访问了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夫妇，还赞美"赵四小姐，聪明贤惠。"周恩来还特地指定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经手，由全国政协出面将张家在北京的家产承顺王府作价购买，钱款平均分给张学良的家属，每人1万元，对于在海外不能回来取款的，把他们应得的份额代存入银行。
周恩来凡是接见海外回国探亲、参观、访问的人士，总是多方打听张学良的情况，极其关心张学良的下落和处境。然而无尽的关心终不能挽回张学良虎落陷阱的局面，周恩来为此抱憾终生。
历史往往会有相似的一幕。1949年国共和谈破袭后，南京代表团的去留问题马上突出起来。代表团中多数人认识到和谈失败回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如留在北平，静观变化，再作定夺。其中邵力子和章士钊两位老人，早已作了不回去的打算，为此，在和谈期间，周恩来便设法把邵老夫人傅学文接来北平。
但南京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执意要回南京，原因是，按理应回去复命。周恩来为此深感忧虑，因为南京和谈代表团来北平之前，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就扬言：凡是主和的都是秦桧，我要用手枪对付他。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的。原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为和平奔走，就被军统头子毛人凤派人在他的住宅里安放了定时炸弹，炸死了何的女儿，因而，周恩来不能不为张治中及其眷属的安全操心。周恩来认为，无论如何也要把张治中留住，不使他返回上海遭毒手，所以周恩来诚恳地对张治中说："现在的形势，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都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周恩来的话语恳切、温和又非常坚定，使代表团中原来想回去的人也都打消了回去的念头，张治中也深为感动，但仍然强调要回去"复命"。
周恩来对张治中已是礼貌周全、仁至义尽了，如果他不再努力，出现任何后果没有任何人能责怪他半句，然而，这是对人诚恳、热情、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周恩来做不到的，他要对张治中等人的前途和家眷负责！
为此，周恩来伤透了脑筋。他先是用缓兵之计使来接代表团的飞机放空，指示机场指挥台回话："飞机跑道正在修理，过一两天后再来。"
4月25日，周恩来突然来到张治中的住处高兴地对张道："文白先生，我们一起去接一个客人吧！"
张治中和周恩来来到西苑机场时，一架国民党派来的飞机正徐徐降落，等客人从飞机上走下来时，张治中不禁惊喜交加。原来，所谓的"客人"正是自己的夫人洪希厚和弟媳及好几个孩子，还有保姆。张治中热泪盈眶，十分感动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啊！"
对待同盟者，不论地位高低、年龄大小、大事小事，周恩来都非常注意热心对待，以情动人。1945年8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去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在重庆期间，周恩来曾亲自到蒋介石派来的宪兵队去找队长谈话，和他们的士兵一一握手，宪兵队的士兵感慨地说："周恩来这么大的官，还和我们握手，关心我们的生活，这在国民党内是见不到的，国民党的大官只是知道关我们，打我们，共产党官兵平等。"后来，蒋介石知道了，只好不断地换防，这样一来，影响面反而更扩大了。
正是由于周恩来关心对方、为对方着想，用热情去融化对方，所以，周恩来也赢得了国民党上下许多人士的钦佩和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