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周恩来为人的和蔼宽厚印象极深，他自己则认为母教的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形成很有影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给国内团中央的报告，曾经对他有"态度温和"的评语，其实这只讲了他性格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刚强坚定，不过这种刚强性格的表现形式，是以外柔内刚、柔中带刚出现的。
南昌起义时，他对张国焘阻挠起义感到十分气愤，拍桌子大发其火，但还是留了台阶让张国焘下台，使其作为中央的随军代表，与起义队伍一起南下广东。
抗日战争初期，马老在重庆大学任商学院院长期间，目睹国民党四大家族强取豪夺发国难财的罪恶行径，极为气愤。他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为民请命，在校内多次发表反对官僚资本、反对通货膨胀的演讲，奋起抨击时弊。他提出征收"战时过份利得税"的主张，把矛头直指四大家族，获得了社会上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却引起了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刻骨仇恨。但马老是个中外驰名的经济学家，不敢对他断然采取强硬的措施，而派专人恳请马老和他们"合作"，出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总裁。马老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严词予以拒绝。利诱不成，继以写匿名信、附寄枪弹相威胁。马老嗤之以鼻，无所畏惧。利诱威胁都不能迫使马老"就范"，蒋介石终于1940年12月逮捕了马老，投入息烽集中营囚禁。
马老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山城。周恩来同志会同各方面人士极力呼吁营救。1940年12月29日，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了《要求政府保障人权，释放马寅初氏》的社论。1941年3月23日，《新中华报》又发表了《马寅初教授被捕经过》的文章，都是周恩来同志从中促成的。他还通过各种方式、多种关系奔走呼吁，进行营救。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声援下，蒋介石被迫于1942年夏释放了马老。但仍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家中，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和发表文章，不准教书，没有行动和言论的自由。监禁关押，磨灭不了马老见义勇为、敢怒敢言的锐气。他出狱后写了一篇《中国工业化与民主》的文章，试送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但没隔几天就被退了回来。后又试送《扫荡报》，同样被退回。马老感到无比愤怒。在这万分苦闷气愤的时候，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就指示在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的许涤新同志说："马老是踊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大力支持。"于是《新华日报》派了一位记者到歌乐山马老家里去访问，并取来了马老的文稿，周恩来同志又亲自看了一遍，最后在《新华日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全文发表，轰动了山城，纷纷传阅。为此，马老深受感动，并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为老百姓说话。
这件事，大大鼓舞了山城各界人士，特别是文教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他们对周恩来同志英明果断的处理和马老敢怒敢言的大无畏精神，无不感到钦佩和敬仰。从此马老在周恩来同志引导和帮助下，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新华日报》每次开座谈会，马老都积极参加，并积极地发表爱国言论。有一次，马老在座谈会上说："只要是为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
1941年3月30日，马老还被蒋介石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里时，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为了营救马老早日出狱，举行"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的启事刚在重庆《大公报》和《新民报》两报刊出，立即引起了国民党的惊惶，下令两报立即撤版停止刊载。蒋介石还亲自下"手谕"给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由陈布雷会同教育部长陈立夫，明令重大师生禁止召开"马寅初祝寿会"，并威胁要用法律制裁。到了开会那天，破坏了重庆城区到沙坪坝的交通，把平时已经十分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削减班次，不让人们到沙坪坝重大参加祝寿会，并把重大礼堂上了锁，断了电。但虽经多方破坏，还是阻止不了"明师永寿"的祝颂。重大进步师生历尽辛劳，排除了种种阻碍，祝寿会还是如期举行。各界人士、报社记者都纷纷参加，有徒步30余里来参加的。寿堂设在一间大教室里，没有电灯，而焘烛高照，反而增加了祝寿的气氛。各方面送来寿联寿幛，"马首是瞻"、"老马识途"、"不屈不挠气征性，敢怒敢言见精神"等挂满了寿堂。特别醒目的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的一幅，写的是："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冲破了重重阻挠送来的，挂在寿堂正中，大大增添了祝寿会的热烈气氛，也鼓舞了与会者的热情，称颂马老敢怒敢言、正气凛然、临危不俱的民主战士的精神。
1955年，马老根据在浙江、上海等地实际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写了一份《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为了慎重起见，他先在人大浙江小组征求意见。有的代表认为马老不识时务，有的代表主张对马老进行批判。后经周总理劝阻，才未进行批判。马老认为人口问题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问题，必须引起重视，继续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他几乎跑遍了浙江，从实际调查中，更加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为了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幸福，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必须及时引起重视，早日执行。1957年4月27日，马老在北京大学发表了人口问题的讲演。这是马老解放后公开进行的学术讲演。之后，又征求了潘序伦、陈达、竺可桢等专家学者的意见，把讲演稿修改加工整理成一篇《新人口论》的专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后在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他认为我国人口基数大，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高，人口发展太快，人口质量低，身体素质差，平均文化水平也较低，加上我国经济底子薄，因此，已经产生交将继续产生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必须及时引起重视加以解决。
不久，有人传出要批判马寅初的风声，报刊也有不点名批判马老的文章。有人主张干脆把马老定为右派。当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许涤新同志请示周总理。总理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由于周总理出面制止，马老才幸免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十年浩劫期间，原北京大学校长马老的住宅，没有遭受红卫兵抄家的浩劫，也是因为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一天，派出所所长来到马老家，对马老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你这个地方受到我们保护，有什么事，可以来派出所找我们。尽管那些"造反派"对马老虎视眈眈，但由于有周总理的指示，派出所的保护，他们始终没敢抄马老的家，也没有批斗马老。
1972年4月，疾病侵入了马老的身躯，大便出血。经北京医院及当时在北京参加医学界学术会议的名医会诊，最后确诊为直肠癌。据医疗文献记载，八旬老人就不宜再做手术，而当时马老已91岁高龄，多数医生主张不做手术，以放射结合药物治疗为宜。马老家属考虑，癌细胞扩散到后期，病人的痛苦不堪设想，必然会夺去病人的生命，与其眼睁睁地看着病人痛苦地死去，不如手术根除；万一不幸下不了手术台，也是出于无奈。马老也坚持让医生给他做手术。这样，北京医院院长也做不了主。当时只有军代表和"造反派"说话才算数。但是，他们也不同意做。院长暗示家属，这事只有报告周总理才有解决的希望。马老的儿子写了一个病情和要求手术的报告送给周总理，并希望天津人民医院院长金显宅和肿瘤大夫张天泽、王德元给马老做手术。周总理收到报告，当天晚上就做了如下批示："病人有施手术的要求，愿与医院合作，家属又坚持手术治疗，就应该从手术考虑，并拟定各种危险的准备。"
第二天收到周总理的批示，马老和家属感动得流下了泪水。更使马老和家属吃惊的是金显宅、张天泽和王德元三位名医第二天也到了北京医院。原来，昨天夜里，总理办公室通知了天津市，要这三位大夫出诊到北京。
由于事前考虑周到，准备充分，各位名医亲自上阵，给马老做的手术非常成功。
91岁的马老，手术后经医院精心护理和治疗，身体基本康复。冬去春来，一晃三年过去了。马老在家安心静养，颐养天年。而周总理在这几年里，却积劳成疾，病情日渐沉重。他在病榻上还惦念着马老的身体。1975年春节后不久，他特派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大夫等专程到马老家里，代表总理看望马老。两位大夫突然到来，真使马老惊喜交集，想不到周总理身患重病，还仍惦记自己，马老全家都深为感动。吴大夫详细地询问了马老身体恢复和日常生活情况，细致认真地检查了马老身体，之后，作了完整的记录，以备向总理汇报。临别时还说："看发展情况，过一年再来检查。"送走大夫，大约过了两个小时，马老家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是吴蔚然大夫从总理办公室打来的。说他们已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还问马老现在用的什么药物，希望电话里补充，这几句话，反映了总理细致周到的作风和对马老的关怀，深深地感动了马老全家。回电话之后，家里人默默静坐，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古往今来，哪里有这样肝胆照人的伟大人格呢？马老闭目沉思，自己一生能遇到总理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怎能不感到幸福和自豪呢？和总理交往感人的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不时地暗暗自语："总理是我的救命恩人。""总理可好？可惜我瘫痪了！我真想去看看他呀！"
总理的深情厚谊，感人的往事，深深地铭记在马老的心里，使他终生难忘。在马老的一言一语和书信来往中，都表达了他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1961年9月，他在给一位曾被错划为右派的四川大学政治经济专业的学生复信中说："大函敬悉，甚佩先生说真话的勇气，并怜先生所遭遇的苦难。我以为这些事实报告，理应送给党内高级领袖决定，读完两集后，把它送给最得人心的党员，这是我实事求是的态度……。"信中所指"最得人心的党员"是指周恩来总理。这充分说明了马老对总理敬仰的心情。1961年，马老又被公开点名批判而仍不顾个人利害得失，同情支持敢于说真话的人，也说明马老坚持真理维护正义的勇敢精神。
抗日战争以来，特别是解放以后，马老在经济学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马老拥护党，热爱社会主义，不是简单盲目地表现在人云亦云的随声附和上，而是表现在他为党和国家的利益，敢怒敢言，发扬知识分子的特长坚持真理上。他是党的真正诤友。而这些都是和周总理的关怀支持分不开的。
三十四、跟周恩来学以礼待人
1960年，周恩来对柬埔寨、越南、蒙古三国进行访问。这一次出访是一次宣扬国策、修睦邻邦的重要外交活动。1958年7月中柬正式建交，8月西哈努克第二次访华。周恩来这次回访，也是中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的首次访问。周恩来访问柬埔寨的时间安排在5月初。4月上旬，外交部忽然得到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陛下病逝的消息。外交部当即通过王幼平大使向柬政府了解，周恩来5月访问对柬方有无不便，同时把情况向正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报告。柬方的答复大意是：柬在国丧期间，欢迎礼节恐怕不能尽善。外交部当时也考虑到柬在国丧期间接待国宾恐怕有困难，悲痛哀悼的感情和欢迎的气氛毕竟是难以冰炭同炉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却指示外交部通知柬方，他将率代表团按期访问，专程前往吊唁老国王，并同西哈努克亲王会谈。因为正值柬王国丧期间，希望柬方在接待方面从简。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要为代表团访柬赶制素服，以示庄严隆重。1960年5月5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全体人员穿上素白礼服，登上专机。上午9时飞抵金边波成东机场。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亲王热烈握手，互相问候。亲王告诉客人，柬埔寨王国举国上下将为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守丧一个月，但为了欢迎中国贵宾，已将悼念活动中止，待贵宾访问后再继续举行。周恩来当即表示感谢，并申明此次率代表团首先是向不幸逝世的老国王陛下进行吊唁。周恩来当天下午拜会了主人后，接着便到银殿苏拉玛里特先王灵前献了花圈，举行了吊唁的礼仪。周恩来的这些做法，无论在柬埔寨，还是在国际上普遍受到赞颂。
周恩来认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与人之间尚有差异，各国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方面更是各不相同。礼宾工作应该充分了解、尊重对方的习惯，以免伤害对方的感情，影响彼此关系和我国的声誉。为了做好工作，周恩来要求外交工作人员加强调查研究，广泛搜集材料，过细掌握各个国家的不同习惯，丝毫不能疏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