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在漫长的民主革命斗争中，他长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教育、争取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把他们聚集在党的周围，为坚持抗日战争，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以及推进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担任国家行政首脑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统一战线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是他重点兼管范围，在筹建人民政府的机构时，他注意吸收安排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参政议政，发挥他们之所长。当党内出现不重视和排斥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倾向时，他在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历史性论断。"文化大革命"中，挺身而出，殚精竭虑，保护了一批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他是党内最理解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最善于做他们的工作，最受他们的爱戴的一位领导人。他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既坚持党的原则，又感情真执，态度诚恳，方法得体，使人备感可亲可敬，可信可从。
三十、跟周恩来学理解
理解和信任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知识分子尤其需要理解和信任。在旧中国，知识分子是独立劳动者，他们有文化和技术的优势，比较熟悉我们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不满旧中国的腐败统治，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希望把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贡献给国家，使国家强盛起来，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可是，他们这一崇高抱负为残酷的现实所不容，所得的回应是政治上遭排挤，经济上受盘剥，生活上无保障，志不得伸，能不得展，是个有为而难有所为的阶层。新中国诞生后，他们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一度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有的人往往只看到他们曲折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关系，以及个性上的和工作生活中的某些缺点，不能全面正确地估价他们，因而发生排挤打击知识分子的现象。因此，要争取团结知识分子，首先必须尊重和理解知识分子。
周恩来一直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他在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中，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乐意与他相处，有心里话向他倾吐，有了疑难，向他求救，有了困难，向他求援，都无比地信任他、尊敬他。这种非凡的吸收力，来自于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正确理解和真诚信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周恩来有许多精辟而独到的论述，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论述，反映了他对知识分子尊重、信任和理解。所谓"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人最珍贵的莫过于理解和信任，不少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正是在周恩来这种理解和信任的启动下，认识和靠拢共产党，坚定地跟共产党走。
周恩来和郭沫若是一对相知甚深、交往甚久的挚友，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认识。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群众时，郭沫若对蒋进行了义正辞严、淋漓尽致地揭露和声讨。随后，他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他的两个入党介绍人之一。起义失败，为躲避蒋介石的缉捕和屠杀，经党组织同意，渡海去日本。在日期间没有气馁，埋头于历史学、文学、古文字学研究，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抗战兴起，对祖国命运的关心，再也使他无法安心于书斋生活，毅然停笔掩卷，回归祖国，投身于抗日洪流。周恩来准备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时，极力动员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郭沫若团结和组织文化界进步人士，作了大量的抗日宣传鼓动工作。
由于鲁迅先生去世，中国文坛失去了一个伟大的旗手，谁来接替鲁迅在文化界的领导袖地位？鉴于郭沫若在文学、历史学等领域中的巨大贡献，在政治上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他在文化界和社会上的广泛影响，经周恩来提议，党中央于1938年正式作出决定，确认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
1941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五十寿辰。这年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在皖南围攻屠杀抗日有功的新四军战士，以后，又在政治上、文化上实行法西斯高压政策。为了冲破这种黑暗的统治，周恩来兴致勃勃地向郭沫若提出要为他祝寿，并纪念他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郭沫若谦逊地说："我没有什么重大贡献，不必了吧！"周恩来解释说：做寿活动，不仅是表达人民对你所作贡献的肯定和敬意，更重要的是"为你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他指定阳翰笙负责筹备全国性纪念活动。
郭沫若生日这一天，重庆各界人士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祝贺会，周恩来亲自出席并在会上致了祝词。他说："郭沫若先生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他是革命的诗人，又是革命的战士，无论从他的著作中和行动里，都燃烧着烈火一般的感情。他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是特别值得我们效法的。"
同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刊登了他亲自写的代论《我要说的话》对郭沫若的革命热忱和爱国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对他在文化领域中的创作研究活动，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评价，指出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是继鲁迅之后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他特别强调了郭沫若在文化生活中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三个方面：一有"丰富的革命热情"，二有"深邃的研究精神"，三有"勇敢的斗争生活"。在谈到郭沫若的研究精神时，周恩来这样写道："有人说学术与革命行动不能兼而为之，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时代的话。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动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充实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在海外十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
周恩来对郭沫若革命道路和文化业绩的高度赞扬，对革命与学术"兼而为之。的精辟评价，以及其历史地位的深刻论述，为新文化运动和进步知识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郭沫若本人也起着巨大的激励和鞭策作用。他在历史剧《棠棣之花》中，始终围绕"士为知己者死"这一主线而展开，不是偶然的，是他对党深厚感情的表露，也是对周恩来"知己"理解的回报。在此后的征途，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杰出才干，投身于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仅1942年1月至1943年4月，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写出《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五个历史剧，通过历史题材，反映现实斗争，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表达人民的心声。他在党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党外知识分子联系中，充分发挥了桥梁作用，通过自己的工作，把他们聚集在党的周围，巩固扩大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郭沫若以自己坚实的行动和光辉的业绩，确立了他在革命文化界的领导袖地位。
郭沫若的道路与成就，是时代的产物，既是他个人虚心探求、勤奋耕耘的结果，离不开党和周恩来对他的理解、关怀和具体帮助。才气横溢的郭沫若，对周恩来却由衷的钦佩和敬仰，总是尊敬的称他为"周公"，把他比喻为"一棵擎天大树"。周恩来逝世时，郭沫若悲痛地在病床上写下诗篇，颂扬周恩来"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周恩来深刻理解知识、人才价值，反映了周恩来对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充分理解和信任。"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周恩来既有自知之明，又有知人之智。他懂得理解和信任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因而掌握了这把开启人们心扉的钥匙，而成为人们的知己，为党争取和团结了众多的真诚朋友。
三十一、跟周恩来学交友
周恩来说，共产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要集中一切可能集合的力量，而不是只靠先锋队办事"，否则，像"左"倾机会主义者那样，就会孤立自己，成为"无兵司令"、"空军司令"。他曾经批评有的党团员，自以为比别人高明，孤芳自赏，瞧不起党外人士，不愿接近他们，或怕"界线不清"而避开他们。周恩来认为这是自己画个小圈子把自己圈起来，"画地为牢"。他针对这种不愿与党外人士交往的倾向指出："我们在精神上要有这样的气概，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交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做有大勇。"
周恩来结交朋友，广而杂，可说是全方位、多层次。既有在野的爱国民主人士，也有当权的国民党中的民主派、爱国者，以及地方实力派；既有科学家、作家、教授，也有普通的演员、中小学教员；既有民族资本家、地方士绅，又有牧师居士；既着重交国内的朋友，又注意交国外的朋友。在结交的外国朋友中，有外交人员、援华军人、医务工作者、科技人员、新闻记者，也有资本家等。
广交友，首先要善交友。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交友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他运用一切可能的社会关系，利用民间风俗习惯，通过同窗、老师、学生、亲友、同事等联系，采用祝寿、送礼、贺节、济难、聚餐等风俗，或登门拜访，或送帖邀请，通过促膝谈心，交流思想，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使党的群众队伍越来越大。下面几个侧面反映周恩来广交朋友善交朋友的技巧和丰采。
周恩来从不允许同志和亲友为自己祝寿，但却经常地参加革命老人、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国际友人及普通工农的祝寿活动。既表达了党对他们的关心，表彰他们所作的贡献，又结交了朋友，加深友谊。
为了团结科技界的朋友，推动他们组织起来，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周恩来主动和他们接触，参加他们的活动。1941年，自然科学界的一批知名学者梁希、潘菽、金善宝等二十余人在重庆成立"自然科学座谈会"，周恩来经常关心"座谈会"的活动，和他们恳谈交心。有一天，他邀请其中七位科学家到《新华日报》编辑部共进午餐。客人到后，看到桌上摆着寿桃和酒菜，很是诧异。周恩来笑容满面地说："今天是梁老六十寿辰，我们为他老人家祝寿。"他端起酒杯走到梁希面前说："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到那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梁希没想到共产党负责人，竟然记得他的六十寿辰，并为他设寿宴，他说："我无室无家，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回去后，梁希心潮起伏，夜不能寐，一口气作了三首七律。两首送给周恩来，一首送给《新华日报》。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和国共停战协定，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与此同时，加紧了对第三方面人士的迫害。七月十一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街头用无声手枪暗杀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四天后，又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周恩来为此悲愤到极点，立即向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出席旧政协的代表提出抗议。他在抗议书中激愤地写道："如此野蛮卑鄙手段，虽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政府独不敢肆意为之。"在给闻一多夫人发出的唁电中，沉痛地说："中国法西斯暴徒如此横行，虽极猖獗疯狂，实法西斯统治的最后挣扎，自掘坟墓。"十月四日，上海各界人士五千多人公祭闻一多、李公朴，周恩来撰写了《悼李公朴、闻一多词》。悼词中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冯玉祥的旧部，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襄樊战役中英勇奋战，壮烈殉国，在他牺牲三周年时，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写了题为《追念张荩忱（张自忠字）上将》的代论，热情地赞颂道："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不仅为抗战树立了楷模；同时，也是为了发扬我们民族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精神。这种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乃是抗日战争中所需的宝贵精神。"
周恩来之所以对文化界先进分子的牺牲和国民党战死疆场的抗日将领表示深切悼念，不仅仅是表达他对死者的褒扬和敬重，更重要的是为了激励更多的知识分子和抗日官兵，继承和发扬死者追求进步、精忠爱国的精神，是为了整滚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周恩来学识渊博，爱好广泛，学生时代就是戏剧、讲演活动的热心参加者，对诗歌、曲艺、电影等也有很浓的兴趣，下象棋也身手不凡。这些知识和爱好成了他交朋友的媒介，在和朋友们接触时，他根据对方的兴趣、爱好及专业知识，与之交谈，很快缩短了双方的距离，为观点主张的交流及情感交融创造了条件。
1939年的一天，周恩来来到重庆"东方文化协会"，拜访各党派热心爱国的民主人士。一阵热烈的寒暄之后，击恩来提议和象棋老前辈谢侠逊前辈对弈，谢老先生欣然应命。两人聚精会神，你攻我打，杀了约三个小时，最后以和局告终。谢侠逊惊讶地说："过去我只知道周公有超人的才智，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格，却不晓得周公还有这样精湛的棋艺，佩服！佩服！"接着，他们像一对老朋友，兴趣盎然地谈起象棋棋艺。周恩来说："从我国象棋艺术的发展史看来，明人重炮，有《橘中秘》一书总结；清人重马，有《梅花谱》一书出现；现代重兵卒，侠公对兵卒不是很有研究吗？"谢侠逊说："说不上很有研究。残局马胜炮；马虽有八面威风，但可以用兵卒制伏它！"周恩来接过话头引伸道："对！兵卒就是群众，抗日救国就是发动群众的力量啊！侠公到各地举行棋赛，宣传抗日救国，正是走的群众路线。"周恩来希望他继续举行棋赛，募捐慰劳抗战将士，用弈棋宣传抗日的道理。周恩来就这样把话题从弈棋转向抗日，从兵卒的作用谈到群众的威力，把结交朋友和党的工作结合起来了。
以诚相待，肝胆相照
肝胆相照，以诚待人，是周恩来处理同志和朋友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同志情谊，知心朋友，是以诚实为基础。古人说："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虚情假意，心怀鬼胎，是不会有真正的友谊的。诚实的人，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老实人。周恩来说过："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禁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他本人就是最诚实、最老实的人。他待人诚心诚意，与人为善，从无恶意；态度诚恳，不哗众取宠，更不盛气凌人；处事诚实，不欺哄，不蒙骗，据实说理，实事求是，和他相处过的人，莫不有一种亲近、信赖和敬佩的感觉，愿意向他交心，听从他的劝勉，接受他的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