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周恩来待人诚实，实事求是。张治中是周恩来在国民党当权派中的朋友，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共产党给予过帮助，表现了比较开明的政治倾向。他对周恩来怀有深深的敬意。但这种尊重，并不妨碍彼此坦率地交换意见和观点，甚至进行激烈的争辩。
1941年4月，在国共和平谈判的正式会议上，张治中一再强调："国内两党之争，好比兄弟之争。""大哥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可以看出张治中的意图是好的，他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主张国民党交出政权，由中共当政，领导国家。但是他把国共之争比作兄弟之争，抹煞了国共两党的阶级界限，国共之争的原则分歧。对这种根本性的错误，周恩来不能保持缄默，立即严肃指出：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愿意接受。假如拿过去国共两党的关系说，就不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的斗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对曹锟、吴佩孕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如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
五○年代初，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熟知近代中国屡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历史的张治中，对于这一捍卫中国主权和尊严的正确决策极力赞成，为了几千言的书面意见，阐述自己的看法，其中有"接受美帝的疯狂挑战，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等词句，征求周恩来意见。周恩来看后对张说：你这个将军这么激烈呀！别人可以这样说，你就不行，你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说这话在国际上会有影响的，会发生误会的。
周恩来每次坦诚进言分析深刻得体，态度诚挚友好，张治中从内心感激和佩服。
吴耀宗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信仰基督教的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当日本侵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斗争。在武汉和重庆期间，他和周恩来有过几次深谈，有时持续一整天。谈话内容涉及抗日战争、国共合作以及当时国内外形势等诸多重大问题。谈到宗教问题时，周恩来总是明确强调：马列主义者当然是无神论者，但十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他真诚表示，愿意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每次交谈，总是给吴耀宗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他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是一切爱国人士可以信赖的力量。他越来越钦佩周恩来，越来越靠近共产党。
周恩来与吴耀宗的每次交谈，气氛总是和谐亲切的，但也有过不同意见的交锋。有一次在谈到宗教问题时，吴耀宗情不自禁地说："马列主义和基督教之间有99%的共同点，尽管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分歧，但无关紧要，最终都是可以一致的。"周恩来理解吴耀宗的愿望是好的，但对他这一认识上的错误则提出了异议。因为马列主义与基督教的分歧，涉及唯物论与唯心论，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原则分歧。周恩来开诚布公地表示，不同意吴耀宗的这种看法，并重申了党的宗教政策。周恩来说："不同的世界观并不妨碍我们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工作。在目前艰难的条件下，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在即将到来的新时期中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不仅不妨碍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反而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吴耀宗从周恩来坦率的谈话中，发现自己对马列主义认识论很肤浅，便请董必武开了一张马列主义书单给他，买来认真学习。这些书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列宁传》等。此后，他一直珍藏着这一书单和书籍。他不只一次地表露内心深处对周恩来的深深敬意。他说：总理的名字"是中国人民尊严和自豪的象征"，"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到一种伟大和平凡浑然融成一体的魅力"，"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能够代表共产党人的一切最优秀的品质"。
其次，周恩来胸怀诚意，与人为善。周恩来在工作和生活中，对人总是宽宏大量。他也批评别人的缺点和错误，有时批评起来还相当严厉，但被批评者不仅不产生反感，而且心悦诚服，充满感激之情。这种效果是和周恩来一片真情善意分不开的。
曹禺是一位人们喜爱的戏剧家，周恩来对他总是以老同学、老朋友相称。其实，他们只是相隔十年的校友，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读过书，先后在南开中学新剧团演过戏。说是老朋友倒不假，从1942年起，两人开始接触。那时曹禺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常客，经常和周恩来促膝谈心，从思想创作、形势、时事，到婚姻、家庭、老师、校友，无所不谈，周恩来成了指引曹禺前进的良师益友。
周恩来对曹禺十分重视，期望甚高，要求也严，曾经多次批评过他。那是建国后不久，曹禺等负责一次宴会的组织工作，由于缺乏经验，致使客人来后半个多小时才得以入座。周恩来也静静地等了半个多小时。会后，周恩来问及原因，曹禺脱口而出："这件事不是我办的。"周恩来听了严肃地说："革命工作分什么你我，出了问题应当大家承担，大家负责任。"这尖锐的批评，当时使曹禺很羞愧，但事后却越想心里越舒坦，感到这是总理对自己的爱护，认识到对革命工作不能有一丝马虎，更不可以推卸责任。
1962年2月，周恩来在中南海召集在京的话剧、歌剧作家座谈。在会上，他严肃地提出了文学创作中"新的迷信"的问题。他指出，新的迷信束缚了我们的思想，比如写一个党委书记，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要他代表所有的党委书记，这样就千篇一律、概念化。他认为"新的迷信"成了繁荣创作的最大障碍，并且以曹禺作为实例，进行了批评。他说："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变小了不好。入了党应该对他有好处，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
周恩来的批评是严厉的，但又是与人为善的，完全出自对曹禺的爱护和尊重。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是关于进言的信任。"善意的批评，坦率的进言，是同志朋友间相互信任爱护的标志。凡受过周恩来批评的人都能体验到严厉言辞里的真情实意，因而产生的不是怨恨和不满，而是对周恩来更深的亲近和敬重感。
第三，周恩来待人感情诚挚，体贴入微。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正在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各解放区，而中原解放区又是他们进攻的重点。为了揭露国民党军队即将屐全面内战的阴谋，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周恩来和美蒋两方代表来到湖北宣化李先念部队的驻地视察，解决中原地区的停止内战问题。
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针对国民党虚假的保证，委婉而有力地将了国民党代表一军。周恩来说："大家听了王天鸿将军（国民党代表）的保证了。他说他完全没有意思要消灭抗日有功的新四军，完全没有意思进攻人民的子弟兵，那很好，我们欢迎。今后怎样，要看行动。我想，今天在座的人都可以作证。"周恩来讲完后，在座的人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其中有美国朋友李敦白，他是以联合国救济总署观察员身分来这里的。散会后，李敦白高兴地上前与周恩来握手，周恩来亲切地对他说："开会时，我就看到你了，见你听我讲完话就鼓掌，而国民党代表讲话时，你显得很生气的样子，这样不好，他们会找你麻烦的。"李敦白听后又惊又喜：周恩来不仅注意到他的表情，而且考虑到了他这个年轻美国人的安全。"良言一句三冬暖"，几句充满真情实意的悄悄话，一直铭刻在这位外国友人的心中。
俗话说，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这是符合人们交往中的互换行为和心理的。周恩来以诚待人，完全是从党的事业出发，是不计得失，不望回报的。但是"诚则灵"，诚的巨大启动、感化作用，事实上取得了投桃报李的效应。党的不少真诚朋友，正是在周恩来美好心灵、高尚情操的感召下，对他怀着深深的敬意，并通过他认识共产党、跟党走的。
除了理想和信念以外，在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中还要建立朋友之谊，利用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也可以引发更多的共同语言。有一次，周恩来接见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中岛健藏，廖承志在旁插话："他是日本有名的集邮家。"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周恩来随后找来负责接待的夏衍，说："你不是也喜欢集邮吗，可以请他看你的邮集，再送他一套新中国的邮票。"夏衍照着做了，中岛健藏得到这一套邮票，比得到其他什么礼物都高兴，后来为中日友好出了不少力。
1963年底，周恩来访问苏丹。两国远隔千山万水，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现行制度差异很大，又很少交往，如何架起与这个陌生国家的友谊桥梁呢？经过一番琢磨，周恩来来到苏丹后发表的第一次讲话，突出的主题是学习苏丹人民反帝反殖的革命精神，并列举了苏丹人民用长矛刺死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的例子。这个戈登，曾参加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也组织了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后来成了英国派驻苏丹的殖民总督。一个例子，说明两国人民有着同样的历史命运和共同的敌人，一下子就找着了相通之处，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亲切感。
同时，周恩来很注意用词的份量，尤其在外事场合，更是字斟句酌，不容出现任何纰漏。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继尼克松之后，来华谈判建交问题。在周恩来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田中致答高等词，并就日本侵华这段历史说了以下的话："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间，中日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表示深刻的反省。"
周恩来听了，只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没有打断田中的讲话。在随后与田中举行会谈时，他却坦诚地指出："田中首相对过去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深刻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你的"添了很大的麻烦"这句话，会引起中国人民强烈反感的。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没有表达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极大灾难和痛苦。"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如果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这一历史罪行不加正视，或轻描淡写，中烧两国人民无法接受，中日友好关系也难以顺利发展，甚至还可能出现波折和倒退。"
田中接受了周恩来的批评，在离开北京前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是言就这个问题重新措词，作了如下表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周恩来认为，与人交朋友和维持朋友关系，最重要的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意见，不强人所难，不责人之所不及，应设身处地，理解为先。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许多民主党派和文艺界知名人士针对国民党调动军队进攻边区，深感不满，决定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以示抗议。这件事由民盟和一些无党派人士共同发起，可临到签名时，有个平时与中共很接近的民主党派人士，又表示不愿意。这时负责协调这一签名活动的中共干部对此人讲了一些不满和带讥笑、讽刺性的话，使这个党外人士感到很难堪。
周恩来知道此事后，严肃地批评了这位干部，指出："和非党人士交朋友，希望或要求他们做一件事，不能凭权势，要替对方设身处地想一想。强加于人不行，人家不愿意而加以嘲讽，更是思想和作风上的错误。"接着，周恩来对"设身处地"四个字作了详尽阐述。"任何一件事，都要先想一想对方的处境，你能做到的，他不一定能做到，你不能勉强他嘛？强加于人，就会丢失朋友，甚至把朋友推到反对我们的人那边去。"他还进一步发挥说，我们不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去要求党外人士，对中间势力的错误思想也可以进行斗争和批评，但这种斗争和批评不同于党内的斗争和批评，"要以诤友的身份，耐心地帮助他们进步。"这位干部听后，感到十分亲切和中肯，愿意向党外人士赔礼道歉。
周恩来能够广泛团结人，并在朋友中受到极大的尊重与爱戴，是因为他尊敬朋友，平等待人。他说："对过去不认识的、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要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他在朋友中从不以领导者自居，并多次批评某些党员干部的那种"剑拔弩张"的态度，强调要和和气气、平等待人。周恩来说："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到我们是在领导。"这是他高超的领导艺术的经验之谈。许多朋友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他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后自觉接受共产党领导，跟共产党走。
周恩来酷爱文艺，特别是戏剧，并且很内行。但他每逢跟文艺戏剧界人士谈话时，非常谦虚，他总是说，自己的意见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从抗战到建国当总理以后都是这样。有时也有争论，但不以权压人，常说，你们是作家、戏剧家，应尊重你们的意见。1956年，他在广州邀集红线女等部分文艺工作者开座谈会，周恩来说："你们都是文艺戏剧界的名人、专家。请你们谈谈对祖国文学、艺术、戏剧事业发展的意见。"大家畅所欲言，积极发表意见。最后做总结时，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并谦虚地说："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供参考，还得请文化部和你们研究后再定。"文艺界的人士非常敬佩他、信服他，认为他和霭可亲，谦虚谨慎，既是领导，又是同行，互相商量，无话不说，就像是自己家里人一样。
1964年，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正要乘机赴加纳时，得悉加纳总统恩克鲁玛遇刺。迹象表明，加纳局势严重。中国代表团如果取消这次访问，也合乎情理；若如期前往，无疑要冒很大风险。
周恩来经过认真考虑，决定如约前往访问，并派人先去加纳了解情况，慰问恩克鲁玛。并打破礼宾常规，主动建议：访问免去一切礼节，总统不必迎接，也不要在城堡外面举行会议和宴会，凡有总统参加的一切活动，都在总统住地举行。恩克鲁玛深为周恩来这种为别人着想的风格和品质所感动，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的建议。
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时，对方却在首都以外的地方接待周恩来，明显失礼，周恩来却说："没有关系，外国对他们有压力，我们应该体谅他们。"
周恩来就是这样善于为别人着想、体谅对方的难处，其宽宏大度让每一位与之交往的人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