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时号称世界第一强国，手里握有原子弹，充当着国际宪兵的角色。1950年他纠集了十几个国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气势汹汹地越过三八度线，直逼鸭绿江边。而中国经过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一直没有喘息机会，真正是"国是弱国，兵是疲兵"。对于美国燃起的直逼家门的侵略火焰，怎么办？是放任不管坐视不理，还是起来应战，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先是发出警告：我国和邻邦朝鲜是"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对于美国的侵略"不能置之不理"。警告无效，中共不惧敌人的强大，果断地派遣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这叫"行于所当行"。抗美是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体现了爱国主义；援朝则是协助邻邦赶走闯进家门的强盗，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任务。于情于理，于人于己，都是义不容辞。如果在侵略者面前表现出软弱怯懦，迟疑退缩，则朝鲜不保，新中国不被侵略者所扼杀，也将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协之下，无法进行和平的建设。针锋相对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现在对美帝如果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反之，如果予以打击，让他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
中朝英雄儿女并肩作战，使侵略者伤亡惨重，他们被迫求和停战。中国怎么办？是继续打下去呢？还是把战争停下来？毛泽东、周恩来等审时度势，考虑到侵略者已遭到沉重打击，而我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进行经济建设，应该适可而止。于是通过和美国进行停战谈判，最后实现了停战，这叫"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果当时不止，战争长期延续下去，我国人民长期承受战争的负担，是不符合我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意愿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的。
在处理错综复杂的事务时，有时不能在行与止、为与不为、说与不说中作简单的选择，还有一个行到什么地步，为到什么程度，说多说少的量的掌握问题。只有进一步掌握量的分寸，才能真正做到行止适宜。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一方面积极起来抗战，另一方面仍在坚持和实行许多错误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在负责处理国共关系的过程中，既坚持和其错误的方针政策作斗争，斗争时又善于掌握分寸，做到了恰如其分，适可而止。
1937年10月下旬，日军占领武汉后，继续驱兵南下，十一月十日岳阳沦陷，长沙告急。在长沙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及要员，纷纷从长沙撤退。正在长沙的周恩来，准备十三日离长沙去湘潭。谁知十二日深夜，长沙城突然四处起火，火焰蔓延全城。周恩来等从火海中冲出，步行出城。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长沙大火"。
蒋介石不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抗战，在一败再败之后，大肆宣传所谓"焦土抗战"，并于十二日上午密电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要求焚毁长沙城。长沙军警负责人根据这一部署，又误信了日军已逼近长沙的谣传，下令纵火。其实，当时日军尚在几百里之外的岳阳，没有什么动静。据不完全统计：大火毁房五万余幢，约二、三十万居民无家可归，死二万余人，伤者无法统计。
十四日，周恩来、叶剑英赶到南岳，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会上，周恩来就长沙大火问题，对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进行了坚决而又有分寸的谴责。国民党宣传机器把长沙大火说成是中外战史上最常见的"坚壁清野"，因此，"坚壁清野"成了掩盖蒋介石罪行的遮羞布。撕掉这块遮羞布，长沙大火的罪责该谁承担，就不难看清了。周恩来没有直接点明蒋介石是长沙大火的主犯，而是从正面驳斥把长沙大火粉饰为"坚壁清野"的荒谬说法。他说"坚壁清野"是一项最深入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同仇敌忾共同制敌的工作。必须极端关心和照顾群众的利益，关心他们的安全和生活，必须尽量使他们少受损失，才能取得他们的支持，使他们愿意牺牲个人的局部利益，成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现在放火烧长沙，事先不动员，不通知老百姓，深更半夜突然全城起火，烧死多少居民，焚毁多少公私财产！侥幸逃出火海的人，深冬腊月无处安身，无衣蔽体，也将冻死饿死。这种便宜了敌人，牺牲自己的做法，绝不是什么"坚壁清野"的做法。最后他提出了三点善后办法：拨款救灾，安置灾民，惩办放火首犯。
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蒋介石面对周恩来义正辞严又留有余地的谴责及合理的要求，虽然羞愤和不满，但也无力辩解，不得不采取了一些紧急处理措施：拨款五十万元，救济灾民；调集五千民工清理街道，搭盖窝棚，安置灾民；几天后下令枪毙了他的替罪羊——长沙警备司令邓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三人。
从南岳回到长沙，周恩来亲自领导政治部三厅人员所组成的善后工作突击队，投入灾民的救济和安置工作。当他发现有的同志写标语、出壁报不愿写"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时，他问："为什么不愿意写呢？蒋介石不抗战到底，我们就不拥护他嘛 ，现在他还讲抗战，又枪毙放火的邓悌、文重孚、徐昆，拨款救济灾民……对打击投降派，支持抗战派，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嘛。"
蒋介石是下令放火者，是罪魁祸首，周恩来不公开正面地揭露和谴责，而侧重于驳斥"焦土抗战"的谬论，并要求"拥护蒋介石抗战到底"。多数同志能领会并佩服周恩来高超的斗争策略，但也有少数同志不理解。叶剑英对他们解释说："没把蒋介石揭出来，是为了继续拉他抗日，孤立投降派。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派就希望我们和蒋闹翻，他们好从中得利。要是把蒋介石揭得太厉害了，他恼羞成怒，我们连长沙的善后条件也争取不到了。那样做，对全国抗战更不利。"周恩来也简明地道出了他从抗战大局出发的一片苦心。他说："为了继续团结蒋介石抗日，才没有戳穿是他下令放火的。"
对顽固派需要斗争，又要团结，斗争不能一斗到底、逼得他无路可走，而必须留有余地，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一斗争艺术，周恩来在抗战初期已运用得十分出色。
和顽固派的斗争要适可而止，说话写文章也要讲究分寸。说与不说，说到什么程度，要看对象和条件。该说不说，无法成事，不该说的说了，则可能败事。周恩来在重庆曾给《新华日报》提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办报原则。
那时，正值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活动十分猖獗，中共代表团及《新华日报》的工作受到严厉的监视和限制。如何在这国共关系面临破裂的危急关头坚持办报，坚守阵地？周恩来认为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说："《新华日报》要成为"大后方"人民的喉舌，要敢于说出真理，也要善于说出真理。"他指出：凡是宣传马列主义，报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斗争，颂扬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揭露国内外反动派破坏抗战的阴谋的，就坚决"有所为"。要是敌人想利用我们报纸来为他们说话，我们就坚决抵制。有时考虑到策略上的需要，一些话需要等待时机再说，就坚决"有所不为"。
周恩来对《华华日报》的领导非常具体，他亲自审阅报纸社论和重要新闻，并自己动手写社论、专论及文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同时他又讲究策略，注意分寸，斗争时不忘联合，揭露是为了抗战。蒋介石视《新华日报》为眼中钉，但始终找不到将它扼杀的把柄和藉口。
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因此不能搞绝对化。必要时，静中有动，止中有行，不为中有为。周恩来处理中日贸易问题时，就曾提出"断而不断"的斗争策略。
1958年3月签订的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受到了岸信介政府的破坏，岸信介本人曾到台湾、美国等地活动，多次公开攻击中国，甚至扬言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1958年5月，在长崎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上，日本暴徒撕毁中国国旗。对这一侮辱中国国旗的政治事件，日本当局竟作为"毁坏器皿"案件草率处理，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愤慨。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停止签发对日贸易许可证，中日贸易一度陷于中断。
但是，中日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中日经济贸易是相互依存的，将来是要发展的。周恩来指出："这个大势是不可逆转的。现在看来免不了要争论、要吵架了，可是你们绝对不要把这个窗口堵死，不要把话讲绝。"
为了孤立日本反动势力，争取广大日本人民，在贸易中断期间，周恩来仍然时常去会见日本朋友，关注日本形势的发展。当他了解到日本某些依靠中国产品维生的中小企业，例如漆器行业、糖炒粟子零售商等，由于中国商品货源断绝，企业濒临倒闭，生活十分窘迫，热望中国给予照顾时，就指示中华全国总工会出面，以"照顾物资"方式，对日本中小企业进行适量供应。这就是对日本贸易"断而不断"的策略，从整体看，中日贸易中断了，但又保持着一股涓涓细流，当后来形势变化，正是这股细流，经过日积月累，发展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建立友好关系的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