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央派出以任弼时为首的“三人团”经八闽入赣，“三架马车”首先罢免项英中央局代书记职务，再成立以总前委组织部部长周以栗为首的“富田事变”审判委员会，等待应召过河的代表。
关于过河与否的争论，有人说“代表去开会可以，但二十军千万莫过河。”
四月十八日红二十军与省行委赴会代表一过河就全数被捕，不久相继被处决。
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原中央局改组，“三人团”成员均在中央局任要职。
三四月间南风起了，好多庄稼开始变得焦黄，枣花落尽，桐叶蓬蓬松松成片成片生出来。
去上海汇报的人却没有书信转回。
项英领导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没有坐等，他们在积极着手解决富田发生的问题。
项英刚从上海抵达宁都黄陂村，听汇报说清查“AB”团成果很大，心里也很高兴，因为当时苏共肃反风头正劲，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上海的中央，中共中央派项英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何尝又不想立下一个奇功？但“AB”团一下牵连出了那么多党的干部，不得不使项英陷入了沉思。那些都是早年参加革命甚至党一成立就加入了组织的老同志，说他们是反革命的“AB”团，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如果说他们有意颠覆他们自己组建的共产党，那么他们不如开始就组建“AB”团，根本就不参加共产党？一旦人有了自己的理想与追求，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何况这一整批人大多数项英是了解的。
正巧有几个专门从富田赶来的被清查过的人正在前厅闹吵吵的，说是要找中央苏区的领导讨个说法，不给平反就不回去。
项英就在门口听。
当时对富田事件苏区中央局还没作决定，有个秘书在跟他们谈一些恐吓的话，试图把他们吓回去。
室内的气氛搞得很紧张，进屋谈话的人立时就想起了当时被刑讯的情景。他们本来听说来了个新书记，可能对富田事件会重新评估，就来看看风头，所以完全可以说是外强中干，当地老表叫做“鸡公屙屎头节硬”。
正是因为同样原因，接待的秘书也摸不清新来书记的态度观点，心想按原来的方针办事不得错，也就声色俱厉地大声喝斥，说是可惜当时没把你们这些反革命“AB”团整死搞残，事情过去才没几天就想翻案，反了你们了。骂得那几个人掉头就要走，秘书年青气盛，又见项代书记就在门口不表态，立即大喝一声：回来！那几人就不敢走了，惴惴地走了回来，秘书拿出一张纸作记录状，问了声“姓名、年龄”，几个看风头的人立马蔫了。
项英知道这些事不好表态，表态就等于中央局作决定，自己下车伊始不好放炮，就回办公室办事，让独当一面的秘书去处理。
不料一直到了黄昏时候，项英发现那事还没完，就直接推门进了临时审讯室，看见主审人员已经换了，受审那几个鸣冤者已经神光褪尽，犹如犯人一般了。
口供上又供出了一大串人名。
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就吓成了这个样子。
项英看着口供上供出的段良弼、李白英等人，心里突然想做一个实验，就马着脸问：还有个人怎么不交待？那几个望着他不知他的意思，只好颤颤兢兢不开口。项英又说：不交待的后果你们是知道的，在富田你们是尝试过的哟。秘书更来劲了，就伙着几个人在旁边吆喝，有几个陪审还下去要动手。
那几个人赶快说我们愿意讲，愿意讲。
说完又不开腔，因为他们不知道指的是谁。
两旁陪审又是一阵吆喝。
“我实在想不起了，请首长提醒。”其中有个瘦子怕受刑，就自动请示说。
“项英。”项英轻轻提醒。
“对，对，对，我怎么把他忘记了呢，就是项英介绍我参加‘AB’团的。”
项英就点头笑，鼓励说交待得好，交待得好，你们其余几个人呢？也怕是项英介绍的吧？
又有几个人怕受皮肉之苦，连连点头说是，那个龟儿子项英把我害惨了，他不介绍我我还没得今天。
也有两个人整死不承认，说不认识项英。
项英心里有些感叹，觉得到底还有正气在人心，不愿乱咬人的人也还大有人在，正想叫他两人先回去，其中一个就说：唐（项）英跟周三结婚还是我介绍的，唐英是我姨妹，她怎么会介绍我？
另一个呸了一声骂道：“刘建你别装疯卖傻，说共产党员见面不识项英我承认，若说不知道他的大名我就不相信了。但我坚信，项英同志决不是‘AB’团，更扯不上介绍我。”
项英就问：“你叫什么名字？”
“刘兴汉”那人大声说，大有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味道。
其他的人就齐口说我们本来不愿意来，就是刘兴汉怂恿我们来的，要找就找他。
项英这时心里好难过，心想这些人哪里值得肃整呵，留在组织无益，清除出去更无益，但心里默默记下了刘兴汉的名字。以后项英组建新四军，还派专人从安徽回来找他，刘兴汉领一百多人投他，在抗日斗争中立了大功，不过这是后话了。
项英挥手让他们全部回去，什么解释也没有，只是说你们再耐心些等。
不久，就有了以苏区中央局名义发出的《对富田事变的决议》，紧接着又发了二月十九日的《通告》。
项英明确表态：富田事件的制造者、参与者和红一军团总前委双方都有错误，不应该以斗争的方法解决，而应该用教育、会议的方法解决问题。
黄陂的苏区中央局临时会议室里悬着当地手艺并不高明的土艺术家绘制的马克思、列宁的画像，望着这两个谁也不认识的洋人，信教的人说是共产党的洋耶稣，不过当中土布染成的红旗倒十分鲜艳，手工缀上的黄布剪的镰刀斧头（后来改成了铁锤）让人一下就认出了那代表工农群众，墙角有点潮，因此墙下部分有明显的水痕和斑点。
这一切没有掩盖住会议的庄重。
项英叫了声同志们，就说我先给大家讲个笑话。“大家都晓着中国有个孔老夫子，他老人家有个学生叫曾参，这个曾参呢品性很好，是个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人，在群众中口碑很好。有一天，有人对曾参的母亲说：你儿子在街上杀人了。老太太怎么也不相信，她自己生的儿子自己知道，后来又来了个人，给她讲的还是这个消息。老太太就有点怀疑了，一个人讲错了，不可能第二个了错吧？就在这个时候，第三个人进来了，这个人还是她的邻居，那人一见老太太就说不得了，你儿子杀人了。可惜了那么好品性的人哟，毁了。这个人一说，老太太就相信了。后来呢？老太太的儿子安安静静回来了，什么事也没有，大家一问，才知道杀人的人也叫曾参，但不是老太太的儿子。同志们呀……”项英拍了拍手，又说：“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老故事，就叫三人成虎。”
说罢脸色一静，就问大家有啥感想，见没人答腔，接着就说我们是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办事的，我们这里有没有三人成虎的现象？我看有嘛，影响还是不小嘛。有的还是两人成虎，甚至一个人把好人说成老虎就根据他的说法让在座的同志们定了性的。口安 ？你们还不懂？不懂我提醒你们，清“AB”团么，单靠一两个人的揭发我看是定不了案的，揭发的人也很复杂嘛，有的人受刑不过胡招，有的人图报复，也有人想把共产党的水搞浑，好摸鱼嘛，当然也有说实话的，我们的队伍中间确实也有不纯分子嘛，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好人坏人分开，自己莫要先乱了阵脚哟，老表同志们。
会堂里一下安静了，大家都知道接触到了敏感问题，也有对几天前苏区中央局发的两个文件不理解，就想听代理书记讲一讲道理，光凭一个并不逗人笑的故事毕竟不解决问题。
项英却没有讲道理。
他笑着问大家：你们看我项英像不像“AB”团的人？不象？怎么个不像法？昨天就同时有几个人揭发我嘛。
接着就讲昨天下午发生的事。
同志们当然会说，那是诱供，你自己有意让人家说的嘛。是呀，原来富田发生的事，谁又能保证没有这种现象？我们的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共产党的圣人马克思也说一切表象都是虚的，洞穿了一切虚伪的外衣才能找到世象的本质。大家请想一想，目前国民党大军压境，当然我们粉碎了他们的第一次大围剿，他们肯定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嘛，大敌当前，我们的同志是团结好还是相互斗争好？对富田事件怎么处理才对我们共产党有利？我也讲不好，不讲了，请大家讨论一下。
激烈的讨论开始了。
其实，江西本地的同志大多数还是同情受到肃整的同志的，只是平常不敢讲罢了。
抽烟的掏出了烟荷包，吐得满屋雾气腾腾，原来受亲戚朋友牵连不敢讲话的眉头也舒展了，整个会议室话声呱呱呱地犹如开春后池塘边那片被惊动了的蛙声，一阵连一阵响个不停。
几乎所有的人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大家都赞同苏区中央局先前发的两个文件，认为富田事件的领导人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和伪造毛泽东总政委的信肯定是不对的，但事出有因，而总前委在富田的肃反显然扩大化，是激起事变的诱因，现在是妥善处理富田事件的最佳时候了。
项英适时阻止了大家的讨论，他要作总结了。
这次项英态度严肃，认认真真总结了富田事件的起因和后果，中间运用了大量的马列原话进行分析，把与会代表听得一愣一愣的，想不到他马列主义水平那么高，难怪他不讲则罢，一讲就是一大套。也不晓得他记性哪里会有那么好，马克思的话一背就是好久，好像昨天夜晚才和老马摆过龙门阵，今天一早就重复样。连老马讲话时的标点符号都没有忘记。至于列宁更是他的老熟人，老马在德国，离我们中国太远，中间隔了个千山万水，而列宁则是我们的邻居，他对中国最大的恩惠就是除掉他们的皇帝硬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列宁也说中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兄弟家莫要争吵，他的话管得到富田以至全国发生的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嘛。
项英最后说：“这个和事佬我们当定了，这也是苏区中央局不容推辞的责任。”
会后经中央局讨论决定，同时派人通知就在宁都的总前委和河西的富田事变领导人及红二十军领导，要他们按指定时间到黄陂开会，由苏区中央局主持以会议方式解决双方问题。
信送到河西的红二十军以后，引起了二十军赣西南省行委领导人一片混乱。
李白芳说：自古会无好会，宴无好宴，这是诱敌之计，我们只要一去，肯定成为阶下囚，到那时喊冤的机会都没有。
大多数人都同意，说你们一走，我们这边保准群龙无首，说个不好听的话，如果把你们一抓一杀，我们不是连翻老本的本钱也遭收了么？去不得，去不得。
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同意李白芳的观点。说是人在部队犹如鱼入大海，只要一离开二十军的势力范围，立马就会成为他人刀俎之下的死鱼，人家想割哪一块就割哪一块，想死的就去，我肯定留下来带兵，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多打几次胜仗，以赎前罪。
鉴于大家想法不统一，省行委和红二十军领导人主动召开了一次征求意见决定行动的会议，会议是在二十军军部临时借用的一个旧戏台上召开的。
天上没有云，天空中一片沉重暗淡的铅灰色，死死板板毫无变化，门外一片苍凉萧索，房屋、村庄灰扑扑的，行人很少，满街是戴八角帽缀红星的兵，几行人行色匆匆进了旧戏院发黑的破木门。
天上和野外的风吹得一阵比一阵紧。
会议是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重新委任的政委曾炳春主持的。
会上李白芳、谢汉昌首先发言，他们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后来又说听从党组织决定，不管组织作出任何决定，他们都坚决服从。
持反对意见的是刘敌。他主张去，坚决要去，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不找个地方摆事实，到哪儿去讲道理？他说明明是我们有理，人一不去，不就是自己心虚，显得理屈词穷了么？
那天风刮得凶，天气很冷，刘敌争得凶巴巴的，牙腮骨都咬紧了，额头上全是细细的汗粒，一颗一颗排得密密麻麻的，曾炳春顺手把身前那杯已经没有热气冒出来的开水往他身前一推，说老刘慢慢来，不着急，语气温吞吞的，象在劝人莫闹架一样。
刘敌话是停了，手上的动作一直没停。他反反复复把支钢笔帽拧下来又戴上去，笔颈上的墨水染了一手也没意识到，动作都成神经质了，眼睛却一直望着旧戏台顶一个木雕的偶像发愣。谢汉昌偷偷看了一眼，见是个骑在牛背上的牧童，却不知道是刻画的哪一出戏，只觉得牛背上那娃儿瓜兮兮的，长年累月岁月的浸蚀使他和那牛黑黝黝的散发出股朽木味，叫人怪不舒服，就叫了声老刘你听我说，我有我的看法和观点，河东那边，咳，说真的我是有点儿余悸，我看是回不得乡，过不得河，时间不到嘛。
见他还要继续说下去，刘敌有点冒火，就说我们还是红军嘛，几天前不是还配合广西过来的红七军打了几个胜仗吗？不能因为过了河，就说是脱离了党的领导吧？红二十军还是共产党的队伍嘛，哪有不听苏区中央局指挥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谢汉昌，李白芳无言可对，只好望着其他与会者，想听他们的看法。
其他多数人主张去，说这正是与总前委化解矛盾的好机会。
既然是好机会，那就不要失脱了。曾炳春说，我希望同志们先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错误，我相信只要自己改了，还是我们的好同志，党也是相信你们的。曾炳春同志是刚刚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补选的候补中央委员，他的话是管用的，会上大调子就定下来了。
谢汉昌说，既然决定去黄陂赴会，我表示服从，但有一条我提请大家讨论：就是二十军千万莫过河，不要驱羊群入虎口。请军长和曾政委就在河西领军。有你们作后盾，我们过河开会的同志安全些，心里也有底。
刘敌看了他一眼，有点不屑地说：“还是不相信党嘛，我看你是遭搞整怕了，成了稻田里飞的麻雀，见到稻草人也害怕。
谢汉昌和李白芳不好回答，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谢汉昌也望定戏台屋檐外的那圈小小的天空不说话了。他不是怕，他是担心，如果总前委带来开会的人多，在会上直接解决他们的机会有的是。但一想到苏区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在场，有项英同志主持会议，估计总前委也不会傻到胡来的地步，这边河西又陈有大军，出事的可能性也就不大了。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有关人员过河赴会，会上争取首先作出检讨，听候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处理。
七十年后我们想拨开浓浓的历史迷雾寻找这群人过河赴会的相关记载时，发现那时条件与环境相当恶劣与简陋，不可能留下任何文件和记叙，好多试图重新描述富田事件的记者、作者以及后来各级调查组、调查团的同志在当地反复找知情人询问均告失败，只记得当时战火连绵，死人的血和尸首到处都是。至于问到富田事变的情形，当地野老谈虎色变，回避不及，哪里还谈得上任何细节？到了历史让大多数人醒悟过来，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家思想解放了的时候，知情人不是困于病痛，就是不在人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