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研究方法的多学科、多角度是西道堂研究的一个新特点，这方面的著作有：丁宏的《西道堂模式——一个宗教派别的社会实践及带给我们的思考》，马平的《中国回族的“普埃布洛”——甘南临潭西道堂尕路提大房子研究》和《甘南藏区拉仁关回族“求索玛”的群体研究》，高占福发表了《关于西道堂“大家庭组织”的调查与研究》，束锡红的《宁夏回族社区类型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比较——兼与西道堂回族社区对比》和《走进西道堂——对中国西部一个回族社区模式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成果表明，西道堂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学科、多方法的研究模式。
在国内对西道堂的研究方兴未艾时．国外也开始了对西道堂的关注与研究。美国学者乔纳森·N·李普曼的著作《熟悉的陌生人——中国西北穆斯林史》的第五章中，他以“马启西（1857—1914）及其中国甘南穆斯林大集体”为标题，对西道堂作了将近1万字的论述。他认为西道堂是一个卓越的穆斯林集体，西道堂的历史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播伊斯兰教过程中的灵活性。
（四）甘南基督教的研究
当前对民族地区基督教的研究集中在比较大的区域．如云南、内蒙古和西藏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了，现在有多本专著问世了。但是比较小的区域，如甘南目前还没有直接研究基督教的专门著作，即使涉及甘南基督教的有关著作的章节内容也是十分有限的。
《中国基督教史略》只提到基督教传人甘南藏区的这个事实，没有其他具体的记载。《甘肃宗教》的基督教一章中简单地记述了基督教传人甘南各地并修建教堂的过程。《甘肃民族与宗教》也仅仅提到基督教传人甘南后的艰难传播情形。《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在写到基督教时说，基督教的宣道会、神召会和安息日会等派别先后传人甘南各县，信徒人数不多。顾颉刚和王树民在甘南考察时分别惊叹于外国传教士藏文水平之高和传教毅力之大。另外，《甘南简史》中有一小节专门叙述基督教在甘南的活动历史，记载的史实相对来说比较详细。
有关甘南基督教的文章仅有两篇，《解放前拉卜楞外事情况述略》对夏河县基督教宣道会与神召会的成立以及教堂的修建过程有比较清楚的记载；而《基督教在甘肃的传播和影响》对甘南基督教的传入和发展只有一段粗略的文字叙述。
甘南基督教的资料以保存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志》、《临潭县志》、《夏河县志》、《卓尼县志》和《舟曲县志》等地方志书中的宗教篇章为主要部分，利用这些资料基本上可以勾勒出基督教在甘南的传播和发展过程。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马克思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导．在重视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实地调查资料和考古资料，使“三重证据法”达到有效的结合。在研究过程中，以宗教学的方法为主．又借鉴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应用这些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由于甘南地区宗教的演变过程，是一个既有纵向联系又有横向关联的复杂动态过程，因此，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是本文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纵向方面，要探讨甘南地区各种宗教形成、发展的历史性、过程性和阶段性；横向方面，要研究同一时期各个宗教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方法及运用的手段依据具体的研究内容而定．具体实施情况只能依据实际的可能性。尽力做到宏观贯通和微观深入分析相结合．从多视角展开较为宏观的透视及理论分析．阐明甘南地区宗教演变的历史与社会变迁的若干基本问题，为我国多种宗教文化和谐相处提供一些理论上的认识和实践中的做法。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一）历史文献方法
关于甘南地区的苯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宗教的文献资料虽然比较缺乏，但是还能够深入挖掘、充分利用。首先在各类图书馆查阅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掌握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到甘南地区的州、县一些部门查阅有关档案记载、统计材料等资料，然后对搜集的资料进行了整理、核实，做到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使调查资料真实、准确、可信，这些资料的运用可以复原各种宗教在甘南的传播历史。
（二）民族学田野调查法
在研究方法上，还采用了民族学传统的田野调查法，即实地调查。在西方民族学中，民族学实地调查通常被称为人类学田野工作。实地调查是民族学家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途径．美国人类学家R·M·基辛说过，田野工作是对社区及其生活方式从事长期的研究。从许多方面而言，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最重要的经验．是人类学家收集资料和建立通则的主要依据。①因此实地调查被看做是“现代人类学的基石”②。
2005年7月开始田野调查时，我以甘南的临潭县城为圆心．在半径30公里的范围内，以藏传佛教寺院、清真寺、教堂为目标，以尽可能接触到的所有人，包括藏传佛教信徒、穆斯林、基督徒、喇嘛、阿訇、牧师、管理宗教的政府官员、非宗教信徒等为访谈对象或者观察对象，而我则以“本地人”的身份介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并且试图尽可能客观地观察、记录当地人们在宗教领域中的一切活动，考察这些活动所展示的宗教文化特点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根据事先安排，我最初选择礼拜时间在县城的各个清真寺观察宗教活动并与阿訇、满拉和部分愿意接受访谈的穆斯林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又在基督教教堂两次参与星期日整个礼拜过程．并对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等神职人员和部分信徒作了访谈记录。然后着重去距离县城30公里的藏传佛教寺院江口寺进行了参与式考察，又到距离县城10公里的卓洛乡重点对乡村伊斯兰教的发展状况作了调查。最后到距离县城25公里（将近一半路程不通车，只能步行）的羊永乡业路村对乡村基督教的现状进行了实地调查。我利用每一次可能的机会和当地各种宗教信徒交朋友，和他们一样遵守当地的各种宗教规则。在他们允许的前提下参加了各类宗教活动。这样，不仅获得了一定的亲身宗教体验，而且得到了大量生动、自然、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①[美]R·M·基辛著，于嘉云、张恭启译：《当代文化人类学》，21页，台北，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0。
②[美]C·恩伯、M·恩伯著，杜杉杉译：《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97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三）社会学问卷调查法
我国自从由传统社会进入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以后．由此带来的社会巨大发展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变迁现实仅仅只从资料的收集与描述方面进行研究显然已经远远不够。研究宗教文化在社会转型中的发展与变迁问题不仅要求田野调查的客观记录．更要求在此基础上的解释、分析及相应的量化研究。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原始资料绝对不会自己解释自己，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也不存在这样的数据，数据需要解释。因为基于自身的经历，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真理，所以理论和方法论的任务不是创造真理。而是达到解释的真实。”所以用量化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对研究成果的准确性至关重要。
在没有到达实地进行调查之前，我制定了比较完善的调查问卷，到了当地后，根据调查和访谈的实际情况，又进行了更加符合实际的修改，以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神职人员及其信徒为对象设计了6份不同的问卷。随后分别对江口寺的喇嘛和寺院所在地的亦子多村藏族群众、县城和卓洛乡阿訇满拉与穆斯林、县城和业路村的基督教神职人员与信徒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由于族际交流的障碍（藏族汉语文水平低）和文化程度低等原因，在翻译和向导（非政府官员和非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采取当面填写问卷的形式，以保证问卷的有效性。本书的一部分数据、资料就是来源于此。
四、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宗教的发展演变是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长期以来，多数学者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某个宗教的阶段性变迁过程或者某个地区单一宗教的发展变化。对于一个地区多种宗教的发展和渐变过程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但是在实际中，多民族地区基本上都是多种宗教同时共存，各种宗教之间不断地发生互动，从而对信仰不同宗教的各民族的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直接决定着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本文试图从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综合研究多种宗教在一个地区发展演变的规律以及这种演变对民族关系发生影响的途径，据此探讨多民族杂居地区宗教文化的整体结构性变迁问题，为文化多元地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撑。
（二）实践意义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国不同的民族群体形成了不同的宗教信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需要和机会增多，他们之间的差异、摩擦．甚至冲突逐渐显露出来，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这其中大多数事件都与宗教信仰问题交织在一起。实际上，民族冲突和世界范围内的地区性冲突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政治利益驱使等原因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因此在价值取向上各不相同。然而，中国境内具有不同宗教文化传统的各个民族能够和睦相处．探讨其中的原因和规律．无疑对世界上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体或国家和平相处具有一种范式作用。
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大家庭．尽管其中绝大多数民族文化之间都有共享的价值观念．但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别依然存在。实际上，目前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区的文化都不是一种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多种文化相互借鉴、相互吸收而形成的。如果把研究的地域和研究的对象限定在多民族杂居地区的多种宗教，通过对这一地区宗教文化变迁过程的研究，可以展示出不同宗教在相互接触、传播和演变过程中的变迁趋势，探讨存在于其中的一般规律性。这对于正确处理我国各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各民族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