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制度形成的过程和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
关于拉卜楞寺与外界的关系，张庆有的《河南蒙古亲王岱青和硕齐与一世嘉木样结盟考略》探讨了和硕特蒙古部与拉卜楞寺建立者嘉木样活佛一世之间的关系。华锐·东智的《拉卜楞寺与华锐藏区之法缘关系探析》，扎扎的《嘉木样世系与土观世系关系史述略》、《试述拉卜楞寺与清朝中央政权的关系》和《嘉木样系统与达赖系统关系考略》以及林跃勇《清代拉卜楞寺与官方的联系渠道》分别探讨了拉卜楞寺与外界各方面的广泛联系。
对卓尼禅定寺的研究，杨茂森的《藏传佛教占刹——卓尼禅定寺》和《卓尼版（大藏经）》两篇文章主要介绍了卓尼禅定寺建立的历史和刻印的《大藏经》，资料性较强。王继光撰写的《卓尼丹珠尔目录》对卓尼禅定寺所刻印的丹珠尔目录进行了考据性的勘误。并对卓尼杨土司的世袭传承也做了勘误。杨勇的《试论卓尼大寺在安多藏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对禅定寺的地位作出了全面中肯的评价。另外，丁谦与丁志胜的《临潭藏传佛教寺院述略》对临潭的藏传佛教寺院也作了概括性的介绍。
关于寺院经济方面，唐景福的《拉卜楞寺僧人学经制度与经济来源述略》论述了拉卜楞寺的经济来源是施主的奉献、广收布施、信教群众的供奉和经商放债等。东噶仓·才让加的《拉卜楞寺院经济模式初探——藏族寺院经济现状调查之一》、张庆有的《藏族寺院经济运行的历史与现状——拉卜楞寺院经济调查》、结古乃·桑杰的《甘肃藏区寺院经济探析》都对甘南的寺院经济从历史和现状两个方面作了比较分析，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在甘南藏传佛教的著述方面一，杨士宏的《卓尼杨土司传略》和翻译的《卓尼政教史》，对研究卓尼的藏传佛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拉卜楞寺志》和《安多政教史》等著作也对，研究甘南藏传佛教提供了极大方便。
（三）甘南伊斯兰教研究现状
在中国，伊斯兰教的重心在西北；在甘肃，伊斯兰教的重心在临夏。因此，关于甘南伊斯兰教的研究除了西道堂外，资料和研究成果比较缺乏。
收集甘南伊斯兰教资料最集中的是《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志》、《临潭县志》、《夏河县志》、《卓尼县志》等地方志书中的宗教部分。陈世明的《夏河县的穆斯林及其清真寺简介》和马旭的《伊斯兰教在甘南藏区传播情况初探》两篇文章分别对夏河和整个甘南伊斯兰教的发展情况作了简单的概括，敏文杰撰写的《临潭县伊赫瓦尼教派的传播与发展调查》，对甘南临潭县伊赫瓦尼教派的传播和发展现状进行了详细的记述。除此之外，目前再也没有关于甘南伊斯兰教的公开文章。
西道堂的研究成果是甘南伊斯兰教研究中的一朵艳丽的奇葩，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回族和伊斯兰教的著作几乎都要涉及西道堂，例如，《中国回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伊斯兰教在中国》、《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等著作中都有专门的章节论述西道堂。
关于西道堂的研究现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对西道堂的研究。西道堂虽然自1901年脱离北庄门宦独立成派，但在以后的三十多年时间内．除在本地有一定的影响外，一直不为外界所闻。1935年范长江以上海《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在西北旅行报道，8月到达临潭并采访了西道堂。他在以后出版的报道集《中国的西北角》中，对西道堂的宗旨、经济、教育、婚姻等方面作了介绍．而且指出了西道堂模式的重大意义，“在哲学上、宗教上、社会活动上皆有值得重大注意之必要”。
1937年5—6月，历史学家顾颉刚在考察西北地区教育时顺路走访了西道堂。1940年他的考察日记在成都齐鲁大学《责善》半月刊上连载发表，日记中记载的西道堂由此被学术界所知。1988年5月，甘肃人民出版社以《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的形式正式出版了包括顾颉刚的《西北考察日记》、王树民的《陇游日记》等，其中涉及顾颉刚和王树民当时对西道堂的考察记录．因此，西道堂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被人们所了解。
从1935年以范长江等介绍西道堂为起点，到1949年底，当时的一些报刊如《新亚细亚》、《新西北月刊》、《时论月刊》、《西北通讯》、《边政公论》、《西北论衡》、《边疆通讯》、《甘肃民国日报》、《新西北》等都发表过介绍或论述西道堂的文章。
但早期的研究者一般以“客位”身份进行“他观”，加上他们对伊斯兰教了解很少，因而对西道堂产生和形成的深层次社会和宗教原因没有展开来探讨，对西道堂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观察上，基本上侧重于感性论述。
（2）西道堂研究的重新启动。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30年时间内，对西道堂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只在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甘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写的《临潭回族资料》中略微提到过西道堂。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道堂作为一个教派，逐渐出现于《宗教词典》等工具书的词条中。1982年关连吉的《西道堂历史概述》和朱刚的《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信仰述评》分别从历史发展和宗教信仰两方面对西道堂作了深刻细致的论述。并使对西道堂的研究重新得以启动。
在20世纪80年代马通撰写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和《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制度溯源》中不仅对西道堂的发展历史和主要特点作了详细的论述，还对西道堂的教义渊源、名称来历、教派归属作了有理有据的剖析。1987年由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与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合作编辑的《西道堂史料辑》，是现在唯一一本论述西道堂的资料专集。书中收集了从民国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有关西道堂的研究资料和文章共16篇，涉及西道堂的历史、宗教信仰、创教人马启西和历代教长的生平、清真寺、刘智思想对西道堂的影响及大事记等方面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西道堂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对本教派的研究。第三任教长马明仁之子马富春先后撰写了《西道堂马启西兴办教育记》、《刘介廉先生的宗教译著对以后伊斯兰教派的影响》、《马明仁、敏志道二先生与西道堂的经济、文化建设》等文章。西道堂现任教长敏生光也发表了论述西道堂的文章《刘智思想与西道堂》，阐明了刘智“以儒诠经”的宗教思想对西道堂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青海民族学院学报》、《宁夏社会科学》、《甘肃民族研究》和《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甘南文史资料》等学术期刊和著作相继刊出了直接和间接涉及西道堂的资料与文章十余篇，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西道堂的历史和宗教信仰方面，部分涉及教育、经济等方面。研究的视野比较狭窄，介绍和概述性的文章比较多。
（3）近十多年来对西道堂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道堂的研究进入全面繁荣期。高占福先后发表了《刘智宗教思想对西道堂教派的影响》和《马明仁与西道堂经济的发展》，分别就刘智宗教思想与西道堂教义的关系和马明仁振兴西道堂的经济活动进行了评述。张世海的《临潭回族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中国回族大词典》和《中国回族大辞典》中，都有关于西道堂的论述和多个条目。
1994年和1995年，西道堂邀请国内多个科研单位和大学的一批研究伊斯兰教的著名专家、学者到临潭县进行了学术考察和研究。随后各位专家很快发表了许多篇文章，代表性的有高占福发表的《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历史与现状调查——以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为主》、秦惠彬的《从西道堂看宗教如何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冯今源发表了《访西道堂引起的几点思考》，这些文章对西道堂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对西道堂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