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区政府打破自由市场经济政府不干预的所谓“常规”，动用1100多亿港元的外汇基金，入市收购部分本地股票，捍卫香港股市，捍卫联系汇率制度。此举让屡屡得手的索罗斯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到2000年4月，仅32个月，特区政府就回笼了这笔入市资金，而且还持有等值的股票。
二、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特区政府与迪斯尼公司达成协议，斥巨资224亿港元合作兴建香港迪斯尼乐园，第一期工程在2005年启用。预计未来40年内，将为香港带来1480亿港元的经济效益和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此外港府还积极修建、扩建地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
三、退还税收，冻结收费，惠及民生。
特区政府退还了1997至1999年度应缴纳的利得税、薪俸税及物业税的10%，总额达85亿港元，惠及125万纳税人。同时还继续冻结了政府部门向市民提供的服务收费。
四、疏堵结合，推行金融改革。
疏，即提高效率，刺激投资，增强金融中心的魅力。堵，即堵塞漏洞，加强监管，防止过度投机炒作。疏和堵的对立统一，实质上就是开放与管理的对立统一，贯穿于香港金融改革的全过程。
五、积极提升创新科技和高增值产业在经济体系中的比重。
启动总投资140亿港元的数码港计划。该计划将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信息科技中心，并有助于香港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富有特色的创业板市场启动了，为成长性良好的新兴高科技企业新辟了融资渠道。守得云开见月明。到1999年第二季度，香港经济终于结束了连续5个季度的负增长，取得1.1%的增长。拐点出现了，香港走上了复苏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最困难的日子里，中央政府的援助之手一直没有松开过。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成为香港战胜金融风暴的有力后盾。旅游业是香港最早从金融风暴中“醒来”的支柱产业，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内地放宽访港游客限制，增加了访港游客名额。就这样香港慢慢走出金融风暴的阴影，2000年，香港经济增幅高达10.5%，是10多年来香港的最高增长率，也是亚洲乃至全球的最大增幅。以总量计算，2000年香港创造的GDP已超过了1997年金融风暴前的水平。进出口贸易大增。统计显示，2000年香港整体进出口货值同比增长了15%以上。作为重要支柱产业的旅游业又现昔日火爆景象。2000年访港游客达1306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5%，刷新了1996年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
但是，香港经济的复苏动力主要来自依赖外部因素影响的出口贸易和旅游业，内部需求比较疲软，经济复苏带一定的脆弱性和滞后性。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结构未能实现根本调整，创新科技产业和电子商务等尚处于起步阶段，短期内恐难充当带动香港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因此，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香港航运业、旅游业首当其冲，再次受到全球经济衰退拖累。
进入新世纪，《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英文简称CEPA）的实施，给香港带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而“自由行”的推行，则进一步繁荣了香港的商业。但是，近年来，香港和内地的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内地孕妇大量赴港产子。使得香港妇科医疗机构服务本港孕妇的能力下降，2011年2月，香港九龙土瓜湾发生一起香港女导游和内地客发生肢体冲突事件，4人受伤先后送院。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于2012年11月及12月，在香港5个热门旅游景点抽样访问了2337名游客，受访者分别来自美洲、欧非、中东、澳纽太平洋地区、东南亚以及中国内地、台湾和澳门，还有日本和韩国等地，以了解各地游客对香港观感。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各国旅客，对香港的整体满意度为75.07分，较去年升2.64分，创历年新高。其中以美洲游客评分最高，达79.9分，而日本和韩国旅客满意度则最低，只有70.11分，但相比此前的统计，得分仍见上升。而内地旅客的满意度则有所下降，仅72.08分，相比去年下跌了1.57分。在六项评分中，内地旅客对香港的交通、旅游景点、出入境部门和酒店的满意度均下跌，其中对酒店满意度最低（66.25分），不但跌幅最大（按年跌5.83分）更连续四年下跌，而出入境部门的跌幅则排第二，按年跌5.27分。
最严重的分歧出现在了2013年，“毒奶粉”事件以来，国产奶粉的口碑日渐降低，香港代购奶粉成为越来越多普通家庭的选择。然而由于内地游客大量扫货，导致香港本地居民买不到奶粉的情况，也引起了不少港人的不满。新年伊始，香港市场甚至一度出现了“奶粉荒”。因此，2013年开始香港政府对奶粉出口采取更严格的管理。鉴于香港地区的“奶粉脱销现象严重”，香港政府决定《2013年进出口（一般）（修订）规例》于2013年3月1日正式实施，对离境人士所携带出境的奶粉数量进行限制，每人不得超过两罐，违例者一经定罪，可被罚款五十万元及监禁两年，对此，不少内地人也反映这一条款影响香港自由港的声誉。
而在两地合作方面也有新进展，医疗方面：2013年3月底，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为期半年的首个正式运营期结束。按照院方的计划，在运营期结束后，医院每日门诊量应达到800人次，住院病床300张。然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港大深圳医院日门诊量为600人次，病房入住率也不足五成。首期运营效果不太理想，港大深圳医院依然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行。从4月1日起，医院将有限度开放急诊，而在此前的3月份里，港大深圳医院还陆续开放了临床肿瘤中心、不孕诊疗中心等科室，医院规模日趋完善。作为一家在CEPA框架下，由深圳市政府出资35亿元兴建，并委托香港大学经营管理的医院，港大深圳医院从诞生之初，其管理模式便天然的亲近香港公立医院。诞生于深圳，它又必须在内地的医疗体制下谋生。夹在两种模式之间的港大深圳医院，自然会吸引不少关注的目光。加之深圳市在该医院成立之初所确定的“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与非营利分开”的办院宗旨，外界对港大深圳医院的期待，便又多了“为医改探路”这个更为深远的目标。
教育方面：设在广东珠海的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简称UIC），今年将在广东省统招全面实施高考基础上的综合评价录取，并在提前批自主选拔招生录取批次录取。UIC作为首家内地与香港合办的高校，在广东省进行招生改革的探索，是粤港高等教育合作的新突破。
交通方面：于2009年年底开工的港珠澳大桥东接香港特别行政区，西接广东珠海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将于2016年完成，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环线的组成部分和跨越伶仃洋海域的关键性工程，将形成连接珠江东西两岸新的公路运输通道。此项工程能尽快构建港珠澳交通大通道，增强香港及珠江东岸地区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充分挖掘珠江西岸发展潜力，便捷港澳及珠江两岸之间的交通联系，已成为三地共同的愿望。
（第二十章）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
乔布斯的产生源于美国传统的科技优势
自从创造出全球市值最高公司——苹果公司的掌门人史蒂夫·乔布斯于2011年逝世后，许多国人发出感慨，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其中不乏名人，比如周鸿祎（奇虎360公司董事长），李光斗（品牌战略专家），他们说出了言之凿凿的理由。
周鸿祎在2011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表示：“成王败寇的文化没法创新，乔布斯的核心首先是创新，这是中国文化很难接受的。创新意味着失败的概率比较高，而中国人的文化里非常害怕失败。我们崇拜成功，鄙视失败，害怕失败。结果就是大家都去抄袭别人，让别人先走，然后再跟上，这样最保险。大家都愿意随大流，一块去做事，一块去做团购。但创新就要做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一定是少数派，要忍受寂寞和别人的嘲笑。”
李光斗在2011年9月的一期《中国经济周刊》上刊文：“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品质一流的iPhone4也全部由中国企业生产代工。上到精密电子下到袜子、打火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是为什么中国就出不了‘乔布斯’？中国与美国从文化、历史到体制和社会结构等都有差异，其中的一些差异阻碍了我国企业的发展，导致中国‘创造’不够，少有‘颠覆性’产品出现。美国一直都是冒险家的乐园，从‘西部淘金热’到今天的网络爆发，美国一直在制造着冒险宠儿。而苹果作为一家IT公司也是从冒险走向成功的。iPhone的问世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它标志着电话不再是电话，被赋予了时尚的功能，一切焕然一新。而中国企业家缺乏冒险精神，不敢创新，更不敢创造，一直尾随着国外企业的创新路径扮演着追随者。就拿中国电视机行业来说，从背投电视到现在的液晶、等离子电视等，一直在追随着国外品牌的创新步伐发展，不仅不能快速拿到市场，同类产品也缺乏话语权。”
两位名人的高论大家已经看到了，还有其他人责怪中国的教育的，说中国的应试教育使得出不了乔布斯这样的人物。关于中国教育的问题，在之前有关章节已经有所论述，这里就不再讨论。
我实在不能认同把出不了乔布斯这样极具创新精神的人物归罪于中国哪哪不行上面，中国虽然仍然有不少问题存在，但跟出创新人物上面，我觉得连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首先，应该先问一句“除美国以外的国家，他们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为什么不先问问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呢？比如日本、德国，还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他们几个和美国一样，都是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改革开放都远早于中国的国家，人均GDP都远高于中国的国家，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大家这样一想，就明白了，其实乔布斯就一个传奇而已，诞生了，也就充其量是个奇迹，而非常理。
我们来看看美国几家著名IT公司的成立年份：
惠普：1939年
英特尔：1968年
微软：1975年
苹果：1976年
甲骨文：1977年
戴尔、思科：1984年
雅虎：1994年
谷歌：1998年
中国几家著名IT公司成立年份：
联想：1984年
中兴通讯：1985年
华为：1987年
用友：1988年
东软：1991年
腾讯：1998年
阿里巴巴：1999年
百度：2000年
大家看出来了吧，中国的几家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公司都是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后，甚至可以说，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企业也是出现在改革开放后，这才多少年，而英国、德国、日本由于政治经济制度和美国差别不大，他们可是一直盯着美国的，而且二战后可没有被封锁过，也没有“文革”，日本追赶也最后只是在家电领域追赶成功了，德国追赶也只是在汽车方面取得成功，信息技术最早就发端于美国，而且美国一直是一枝独秀，尤其是在芯片和软件这两方面。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乔布斯的成功得益于美国在软硬件领域长期的积累。怎么能把中国出不了乔布斯怪罪在国内各种体制上面或文化传统方面呢？
关于李光斗提到的“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的问题，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和乔布斯式的人物也是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制造业大国是因为中国人口多，不大力发展从低端到高端的各种制造业，将导致非常多的人失业。乔布斯的问题是创新的问题，制造业大国是劳动力数量的问题，因此他们毫无关系。制造业强国才同创新有关。印度政府的智囊机构印度工业联合会（CII）也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过去30多年中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外资的推动，中国通过利用外资发展制造业，充分发挥了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制造业的发展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而印度长期引以为豪的软件业仅占GDP的5%，仅能容纳200万人就业。印度要吸收大量的农村人口就业，还必须发展制造业。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人是不乏创新头脑的，四大发明就是很好的证明。只是，由于近代以来，受到封建制度以及被侵略和内战影响，科研连同社会发展都大大落后世界先进国家，在科学研究方面200多年来一直是向西方学习的，原创性的重大成果的确很少，因此也无缘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但笔者相信，聪明的中国人，在完成追赶西方先进技术之后，我们将有越来越多的原创性科研成果，造福国人、造福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