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主人公徐梅确实陷入苦难的境地，她的苦难与悲惨与其说在于女儿出去做妓女，不如说在她寻找当妓女的女儿的过程中。女儿当妓女并不是出于生活所迫，这与旧社会被迫卖到窑子里不同。作者似乎根据现实的实际情形也很难把年轻女人做妓女这件事描述得苦难兮兮的，它要构成母亲的痛苦根源似乎也有一些勉强，熊正良当然清楚这一点。在这个时代，什么是母亲的痛苦昵？也许熊正良在小说叙事的开始阶段，可能会认为女儿做妓女这件事已经足够提供一个苦难的情境，但在他的叙述进程中，他不断地给母亲的苦难加码，“寻找女儿”的行为使这个母亲失魂落魄，生活破碎不堪。
但女儿不断逃离母亲的视线，痛苦的不是做妓女的女儿，而是妓女的母亲。这在逻辑上也许很难使这一痛苦顺理成章：既然妓女的职业并不让年轻女人痛苦，那么，母亲痛苦的根据是什么呢？这正如在前现代时期（或现代初期），逃婚的女儿并不痛苦，她们被描述成寻找到个人的幸福而逃离了封建家庭的迫害；但母亲的痛苦却很实在，却很真切。母亲难以接受女儿同一个不负责任的男子私奔这一个事实；对于母亲来说，女儿的未来前程已经毁于一旦。当然，这两个时代关于女儿出走的意义确实有着本质不同，前现代时期是历史前进的力量推动的结果，而后一种情况只能理解为后现代时期的欲望狂欢节诱惑使然。假定解除历史叙事来看，就个人的生活愿望来说，“女儿出走”这一故事母题还是有共同性：它意指着欲望化表达的个人选择，超越家庭伦理的个人自由（尽管其结果是不自由）。
很显然，母亲的痛苦与女儿的痛苦不能重合，因为其中隐含着现代性叙事的巨大鸿沟。不管是前现代还是后现代时期，痛苦都是历史强加的，都是客观的痛苦。
对于个人的选择来说，它不可能只有一种被决定的历史语境才具有的意义。它本质上是非历史的，所有的个人选择，对于它所面对的时间和空间来说，都是非历史的，都是对历史性的拒绝和逃脱。选择的结果只是属于未来，而未来具有多种可能性。这使原来给定的历史语境强加的意义没有现实性。很显然，在熊正良的叙事中，“痛苦”这一主题并不是以独断论方式合乎逻辑地推进，相反，这一主题在推演进程中产生了各种歧义。母亲的痛苦与女儿的非痛苦构成的反差就是歧义之一。
他意识到不能把个人的选择简单地归结到既定的历史语境中去，这个刘金娣始终逃脱母亲的追寻，她对所处的现实的认识，与她的母亲显然相去甚远。小说写到刘金娣给家里寄来一张明信片，图案是一只鸟，有点像鸽子。作者写道：
……也就是说那是一只抽象的鸟，表现了自由和飞翔。纯白的底色可以理解为无限的天空。不知道她为何要用这样一张明信片，当然她也许根本没有挑选，而是随便填写一张。她写道：这里的风很干净，你们在吃午饭吗？这简直是诗，并且附以一种深刻忧郁的神情……
很难理解熊正良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表现一个妓女的精神状态，她显然比前现代时期出走的现代女子显得还要洒脱和自信。据媒体的报道，在中国南方确实到处都可以看到神情暖昧的年轻女子，据说她们大都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规划：于几年，存上钱，回到家乡或别处开个美容院，也就可以脱贫致富。叙述人明显要面对中国当今的现实，他的道德判断突然发生短路，他很难展开强烈的道德谴责。他当然不得不面对中国农村剩余五亿劳动力这样一个事实（其中至少有二亿年轻女性），同样，他还要面对每个人都有理由脱贫致富这样一个基本的平等观念。
这使文本的叙事在道德上发生分裂，而且这种分裂在三方面展开：其一，作为道德行为主体（女儿）与作为道德评判者（母亲）发生分离。其二，作为社会抽象理念的道德观（社会）与作为个人生活遭遇的道德意义（个人的自我选择）无法统一；其三，道德的批判的原因与结果产生分离；母亲苦难的真实性和绝对性有赖于女儿的悲惨遭遇，女儿的苦难是母亲苦难的深化的动力。然而，女儿的苦难却向着不同的审美趣味方面转移，根本缘由在于，作者无法确定女儿的苦难具有绝对性。具有绝对性必然具有普遍性，如此，社会性批判的意义才站得住脚，才有力量。作者意识到苦难的普遍性并不充分，苦难的缘由只剩下结果，因而苦难的缘由也就只有假定性的意义。
抽象的、绝对的社会的道德判断，被卷入中国的现实和具体的个人遭遇，其内在的社会本质变得复杂而相互缠绕。母亲的苦难与女儿的苦难并无直接关联，女儿并不苦难，母亲的苦难变成了“女儿为什么不（知道）苦难”，母亲的苦难卷入社会现实陷入歧义，也陷入相互冲突的困境，因而，她的苦难的社会本质反倒被消解了。母亲的苦难变成了个人的性格悲剧。刘义、儿子、女儿以及诱惑女儿做鸡的那个男人，都认为母亲这样寻找女儿实在是自讨苦吃，她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女儿做鸡吗？还是因为女儿遭遇不幸？“做鸡”就等于“不幸”吗？母亲是一个绝对主义者，她把这二者绝对等同起来；然而，她周围的人，包括作者本人，却成为相对主义者。一个绝对的痛苦，被以相对主义的方法加以叙述，这种分裂，归根结蒂，就是道德批判的绝对本质产生歧义的结果。
1998年，韩东发表《交叉跑动》（《花城》），一个音乐家因流氓罪入狱，出狱后与一个年轻女孩同居。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年轻女孩对床上运动充满了强烈的兴趣，小说最后揭示出谜底，她的恋人数年前被汽车撞死，作为目击者，她难以摆脱那种负罪感，于是她以肉体的堕落来获得灵魂的超度。我们当然不能排除现实中确实有可能会有此类事发生，但作为一个虔敬信奉“本质性写作”的作家，作为一个试图绝对超越现实的作家，何以要用这种逻辑来建构一个灵魂获救的当代神话？作为故事的内核，苦难在这部小说中隐蔽得很深，它是以谜底的形式存在的。但这个谜底终究难以解构层出不穷的性爱话语，这个谜底终究是被遮蔽了，它呈现的反倒更像是一种事先编造的谎言，一种刻意的和被迫设置的补充结构。
东西对当代生活的洞悉非同凡响，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都可以感受到苦难沉甸甸的分量。2000年，东西有本小说集的书名叫《痛苦比赛》（《北岳文艺出版社》），其中有一篇同名中篇小说。这部小说的用意显然是在嘲弄失去痛苦的当代生活展现出的那种荒诞感。寻找痛苦的过程变成一系列可笑的自虐行径，问题不在于当代生活有没有痛苦，而在于人们根本无法理解生活痛苦。但什么是当代生活的痛苦？什么是真正的苦难？东西也难以作出直接的回答。
在所有这些小说中，由于苦难的展开被性的场所遮蔽，对性的反复叙述成为苦难深化的必由之路，苦难转化为当代性史。这里面不断出现了关于纵欲和狂欢的叙述。
苦难的本质、苦难的根源在哪里呢？到了二十世纪末期，为什么关于苦难的书写总是从预定的叙事动机中滑脱出来？在当代，苦难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吗？还是说苦难的本质已经无法在美学表现中被历史化？
当苦难失去历史本质之后，苦难主题无法承载强有力的社会批判性，苦难主题在文本的展开中被分裂了，它不断地后退，让位于性的主题。并不是说苦难就不能与性的主题相联系，而是说二者无法构成一个本质联系，也无法构成一个因果式的隐喻关系。
把爱欲作为生活苦难的直接动因，这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从古典时代到现代，所有的小说都把二者结合得天衣无缝。苦难使性爱的展开合理而刺激；性爱则使苦难的存在楚楚动人。福楼拜曾说过：所有的名著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通奸。还有，如果没有苦难以及其他类似崇高的主题的掩饰，通奸主题何以能构成人类精神生活的主旋律？那就只能落下诲淫诲盗的名声。在古典时代，或者现代的大部分时期，爱欲总是因为承受特殊的社会压力才具有精神的深度性，“爱欲”总是因为“非法”，才有正义的力量。最典型的大约是霍桑的《红字》，通奸总是以男女最纯粹的爱情为基础，它的非法性本身直接导向对不合法的压迫力量的控诉。由于道德禁忌，性具有非法的特征，但通奸是对不合理道德禁忌的挑战，性在这里反映了人性的品格，它是时代矛盾的死结。在这些作品里，所有的性活动，都是冲向人性深处的正义之举，又是撞击历史矛盾的悲壮行径。
但在当代小说里，性与苦难相连完全失去了道德非法性的历史本质，与其说它是苦难的根源，不如说它是苦难的道具，而苦难则变成它的布景。
对苦难的认真书写，结果是对苦难的颠覆。书写苦难的动机让位于对当代消费社会主导趣味的叙述。
也许，苦难依然有本质，但苦难的本质被悬置了。苦难在文学叙事中的含义被改写了。它变成另一类的表象。反本质主义写作是一种自觉的文学解构行为，它致力于解构宏大的历史叙事，解构权威性的历史本质。但反本质主义又是历史的被给予性，当作家回过来试图寻求本质时，他还是使之脱离本质。
现在，苦难本身的社会质质变得模糊之后，爱欲与苦难的本质关系也出现脱节。也就是说，苦难并没有在爱欲关系中找到关联方式，在当代最有责任感、最有力量的写作者的笔下，苦难是爱欲的派生物，这些爱欲没有非法性，没有向历史和社会挑战，因而它也无法建构一种正义的、人性解放的或是革命的历史，在这里，它只能是纯粹的个人的生理需要。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写作的虚假性和缺乏坚实的力度。它的本质是被历史之手掏空的，同时也是被历史之手推到当代审美时尚的前沿的。怨恨与狂欢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和审美态度，却被当代作家混淆在一起，成为互相制约缠绕、补充和颠倒的反现代性表意策略。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它的内在的巨大的裂痕恰恰以无意识的方式泄露了当代美学的时尚需要。一个企图改变当代中国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的写作行为，一种企图最有力触及到当代社会症结的文学叙事，却以它独特的方式，最强有力地表达了这个时期的审美时尚。
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展开的审美感知方式的转型，也许是发生在精神生活领域里一次最深刻的改变。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中持续了如此长时间的那种宏大叙事，以及与之相关的崇尚深度和苦难的审美经验，正在被感性的、表面化的、零散化的感知方式所替代。荆歌、熊正良、鬼子们不过是以最彻底坚决的方式，证明了不可更改的历史转化而已。
既然苦难的本质无法深究，艺术表现力就成为实际的用武之地。这几位作家在叙述上风格各异，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性格的极端化处理。他们竭力把苦难的情境表现得极其充分，但实际的笔力却落在了人物性格的磨砺上。苦难的情境似乎更少来自外部世界不可抗拒的压力，它与人物的性格相关，也就是说它是人物自虐和性格自我扭曲的产物，是自作自受的结果。
当然，小说的叙事动机，以及故事的起因都与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这正是这些小说有力量的原因所在。这些苦难的主角主要是女性，她们所处的背景是国企改革攻坚战引发的减员增效阶段。很显然，她们是国企不景气、下岗再就业的直接承受者。小说的叙事都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这些直接原因，它们只是简单作为人物生活变故的一个转折性事件，并没有在人物的心理和精神方面留下深刻的印记。所有这些苦难发展的动力都源自人物的性格。
计帜英的苦难源自于她的个性，她与马科的情爱史，她的与众不同的白晰的皮肤，她对男人所特有的情爱态度和方式。同样，鬼子的《打瞌睡的女孩》中的母亲显得过分偏执，她对丈夫发狂的寻找带有很强的歇斯底里的特征；熊正良的《谁在为我们祝福》中寻找女儿的母亲也同样如此。假定她们的性格不如此，外部社会的力量似乎没有把她们逼到绝路。苦难的产生与发展发生了颠倒：苦难导致了某些行动，例如寻找的行动，但其实是行动导致了一系列的苦难。寻找的过程就是受苦难的过程，作者无法找到相应的外力压迫机制，这使得受苦的过程如同自虐。一个原来作为客观性的社会化的苦难来书写的事件，现在变成一种主体性的“谬误”。
把个性的偏执加以夸大，推到极端，这就是这类小说表现苦难的奥秘所在。所有那些看上去是源自客观社会性的苦难，实际都是人物的性格的极端片面性造成的后果。这些看上去与传统现实主义如出一辙的小说，其实大相径庭。传统现实主义在预设的前提下对社会现实的本质性理解，以及对人物性格的典型化处理方式，都与这类小说很不相同。这类小说并没有对现实社会确定无疑的本质性的理解，艺术表现并不服从事先设定好的本质规律，而是对现实的反映与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服从于艺术表现。这些看上去完整写实的故事，与现实生活的日常经验具有可识别的一致性，但仔细分析则不难发现，这些作品的人物性格心理、故事情节构成，都显得夸张怪异，都包含着强烈的荒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