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前后，文艺界发生的关于小资产阶级人物可否作为文艺作品的主角的问题的讨论，关于如何争取小市民阶层读者的讨论，虽然涉及到有关城市小资产阶级问题，但并未逾越《讲话》中所提到的服务对象范围，但却先后被当做有意无意地怀疑“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的表现，遭到毫不容情的批评。紧接着，又开展了旨在经过“具体而深刻的思想斗争”，“毫无异议”地“接受《讲话》所指示的方向”的文艺整风运动。1952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的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的贯彻执行，必须经过不断的思想斗争。”社论在重申文艺“首先应当为工农兵服务”之后，着重就怎么为的问题指出：“首先要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界线。这是当前文艺运动上的根本问题。”其后，又严厉批评了文艺脱离政治的理论观点和创作倾向。
至此，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实际上已完全成为政治的方向和阶级斗争的方向。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愈来愈成为政治性的问题的意向，在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反右”时的一个重要讲话里，更表达得十分直截了当。他说：“我们党一向主张政治领导文艺，因此文艺应该受党的领导，应该为工农兵服务。”这样，政治、党的领导、工农兵方向就成为三位一体的东西，不仅文艺为工农兵成了不可置疑的惟一方向，而且成为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试金石，事实上在它与“为党”、“为政治’之间，完全划上了连接号。
应当说，毛泽东在民族斗争和革命斗争空前激烈尖锐的延安时期，提出“文艺从属予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确是必要的。当时，文艺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方式之一，需要时时起到“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而提出这一口号之后，革命文艺也有了统一而明确的方向，文艺创作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但在社会主义建设取代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仍坚持使用这样一个高度强调政治功利的口号，便日渐显出了其诸多的局限性。
建国初期，文艺由主要“为工农兵服务”变成只为“工农兵”服务，这样既在服务对象上剔除了工农兵以外的人民群众，也在主要描写对象上摒弃了工农兵以外的人物形象。这一时期，相继开展的关于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和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等，涉及的无不是像李克、武训这样的非主流人物可否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此后在关于《青春之歌》、《三家巷》等小说和《早春二月》、《达吉和他的父亲》等电影的论争与批判中，仍然或显或隐地演进着。其显而易见的后果是，符合流行文艺方向要求的文学作品，大多内容贫瘠、题材单一，缺少生活感和艺术魅力；而那些生活内容真切，艺术描写生动而又为人民群众所普遍欢迎的作品，却又常常得到这样和那样的批评与指责，这势必使文艺的路子越走越窄。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逐渐演变为文艺为政治服务，而且还表现为过于紧跟党的号召和紧贴中心任务，“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使文艺创作更多地演绎政治与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这种现象在1958年伴随着生产大跃进的“文艺大跃进”，进一步走向了高潮。在当时的文坛，不仅一批批歌颂“大跃进”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竞相出现，而且在文艺创作上也搞所谓的“大跃进”，提出“人人都是诗人”，“每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形式主义的口号，严重违背了艺术的特有规律。以周恩来1959年5月3日《关于文化艺术工作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讲话为标志，党对文艺工作的初步调整，也正是主要针对文艺的路越走越偏的现状，有意纠“左”和刻意放活。林彪、“四人帮”在十年浩劫前后，从“大写十三年”到大抓“革命样板戏”，再到培植“阴谋文艺”更是利用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并把其弊端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一方面挥舞“大批判”、“反复辟”的大棒，一方面又高喊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高举“文化大革命”大旗的高调，顺理成章地就把文艺紧紧绑上了他们阴谋政治的战车，使文艺领域和整个社会生活陷入万马齐喑的黑暗，从而也使“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走向了令人痛心的悖论结局。
在文艺的方针政策方面，最为主要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与演变。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作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1953年，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主任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回答说“百家争鸣”。把这两个口号合在一起，作为党在文化和科学工作中一条基本方针确定下来，是1956年的事情。当时，一方面，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党和国家面临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的迫切任务。制定发展文化与科学的正确方针，以促进文化与科学事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另一方面，由于受苏联的影响，我国文化界和科学界也存在不少“左”的东西。如，在文艺领域，有人主张废止传统戏剧；在科学领域，有人简单地给各种不同的学派贴标签，用行政手段压制异见；在社会科学领域，郭沫若、范文澜对历史分期有不同看法，有人要求中央宣传部裁定谁对谁错，等等。文化界和科学界发生的种种事端，都要求党尽快制定发展文化与科学的统一的方针政策。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这个方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也让它开放，这叫百家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讨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界作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他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此后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决议”，毛泽东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都就“双百”方针作了强调与论述。1957年4月1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继续放，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社论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至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我国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基本方针，已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完全确定了下来。
但随后国际国内形势的激烈演进，使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毛泽东1957年开始发起全党整风运动，意在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未料，整风运动开始之后，在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党外群众中，对于党的领导、党的体制、党的作风等提出了一系列尖锐而激烈的批评意见。毛泽东认为“事情正在起变化”，“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基于这样的看法，他号召全党“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在这期间，毛泽东在他的一系列讲话与文章中，开始以强调要点、突出重点等方式，对“双百”方针进行攻治的限定与导向的倾斜。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把“百家”在根本上归为“两家”，由此初见端倪。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又就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孰轻孰重进行了论说，指出有教条主义思想的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而比教条主义更为危险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反映”的“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对“左”与右的区别对待，实际上为“左”比右好提供了最初的理论依据。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又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指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进而在思想路线的非“东”即“西”上，突出强调“百家争鸣”在政治上的“两家”性质。
关于文艺批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的说法。这里边有两重涵义，其一，文艺界的斗争要采用文艺批评的方式，其二，文艺批评也即文艺斗争。建国之初有关文艺创作、文艺思想中的不同倾向和不同看法，一般都主要以文艺批评的方式进行争论和批评，如关于碧野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关于电影《关连长》的批评等等。在这些作品的批评中，因为有把文艺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因而未能给予作家作品以公正的评价，但总体上说批评仍没有溢出思想领域的范畴。
但由1955年开展的批判胡风集团起始，文艺界的思想斗争由文艺批评逐步变为政治批判，并常常扩大为一种群众运动。批判胡风，起先只是针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宗派倾向，后来由舒芜提供的胡风等人的书信，不仅充分暴露了胡风等人的非主流的小集团倾向，而且披露了他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严重不满，这就使问题的性质迅即改变，不仅胡风被打成了“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而且把接近胡风、同情胡风和与胡风有过联系的人都打成胡风分子。在胡风事件之后的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不经意中就把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联系了起来，他说：“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这一思想到了“反右”反映得更为明显。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时，更明确地指出，“右派进攻”是“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的一场战争”。嗣后，“反右派”的斗争迅速走向扩大化，全国共划定右派分子55万人，其中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的作家、艺术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进展，在文艺界把理论上的不同见解和创作上的不同现象，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表现，有的作品被粗暴地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许多有影响的作家、批评家、艺术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斗争与组织处理。1957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更以总结经验的口吻，把文艺界对丁玲、冯雪峰等人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上升为“是党的社会义文艺路线跟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斗争”。
在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浓缩为“两家”之争之后，文化和科学领域里的诸般现象，无不以政治划线、路线分界，“百家争鸣”实际上形同虚设。而被判定是“反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一方后，也只能被动挨打，无以申辩，所谓的“两家”之争，到后来基本上变为了独家批判。
1959年在庆祝建国十周年文学事业的成就的同时，“反右倾”斗争的序幕也徐徐拉开。先是姚文元等人在《文汇报》、《天津日报》集中火力批判吴雁的《创作，需要才能》，后是《长江文艺》等刊物对于黑丁、胡青坡等人关于文艺创作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的批判。1960年刚刚到来，《文艺报》便在1月号上刊发文章批判李何林的《十年来文艺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认为文章鼓吹“艺术即政治”。随后，方纪的小说、白刃的小说、岳野的剧本、蒋孔阳的文艺论点等，相继被作为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代表大加批判。从当时的情形看，与当时流行的文艺潮流稍有不合的创作和批评倾向，都无一例外地要被列入另册，打人冷宫。
这种文艺大批判到了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更是以对李建彤的《刘志丹》小说的政治定性而达到了高潮。由于康生的煽风点火，借题发挥，毛泽东开始过问此事，并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认同“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说法。殊不知，把一部小说与反党活动直接挂勾，由一部小说的写作炮制出一个反党阴谋集团的政治大案，也实属史无前例的“一大发明”。此后，有关文艺作品的大张伐挞，有关文艺问题的上纲上线，人们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有关文艺问题的政治批判纷至沓来，逐步形成了不可遏制的潮流。1963年4月，江青组织的围剿昆曲《李慧娘》及廖沫沙的剧评文章，在《文汇报》等报刊发表；9月，康生诬蔑《红河激浪》为“反党影片”，编剧和有关人员受到迫害。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一份材料上作了“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人数很多，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的指示，对文艺工作估价甚低。1964年6月，江青插手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并与康生一唱一和，在总结大会上点名攻击蒯《红旗谱》、《谢瑶环》，豫剧《朝阳沟》是“坏戏”，《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等影片是“大毒草”。同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一份报告草稿上，又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二个批示，批评文联所属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二十多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随即，文联、作协各部门便开始了整风。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革命家庭》、《聂耳》、《兵临城下》等影片，瞿白音的《创新独白》的文章，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的观点，李凌的音乐创作思想，欧阳山的《三家巷》系列小说以及大连创作会议等，纷纷遭到大规模的批判。1965年开始，除这些批判持续进行外，夏衍编剧的《林家铺子》、陈翔鹤的历史小说均遭到伐挞。5月，文化部改组。11月，江青组织的由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从此，一场空前的大浩劫便由文艺领域发端波及到全国各个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