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批评的突围尝试
为了使理论批评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下尽快发展和成熟起来，建国之后的文学界在思想与理论的资源上，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的取向。一个是根据发展变化的时势，学习、宣传和运用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内容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一个是大量译介俄苏文艺理论著作，从经典作家的论著、文论名家的论著，一直到文论译文汇编、文艺学教材等等。
从1950年起，每年5月23日，《人民日报》都如期发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社论，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文革”后期。这一期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有过多次修改，这种修改除了“一些文学上的加工和引文的重新考证外”，还有“一些提法的改动。这些改动说明了毛泽东对文艺上的某些重要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而对苏联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学习与译介，更是愈来愈深入和细致。以致于苏联的文艺政策文件、历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决议、社论专论等，都有及时的译介与汇编，其中如《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等论文汇编，一度还被指定为中国文艺工作者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必读文件。
在理论批评领域中这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贯彻与苏联文艺理论学说的灌输，旨在提纯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的文艺思想，提高他们辨别乃至抵制资产阶级的错误的文艺思想的能力。但文学艺术作为面对社会现实，又表达作家、批评家个人意愿的活动，自有其客观而内在的艺术规律。当一些理论批评家用自己的身心去感受现实，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时，就会发现，主流意识形态所主张的，未必是文学艺术中最为根本的；而主流意识形态所鄙薄的，又未必是文学艺术中不重要的。因此，试图突破已有的理论批评框架与范式，从新的角度去提出新的问题，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理论批评上的这种突围尝试，在十七年间以多种形式不断显现，但较为突出又较有影响的，主要是现实主义问题，人情、人性问题和“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及“写中间人物”问题。
1.现实主义问题1953年上半年，当时中国文艺界在整风后期提出重新学习文艺新方向，即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其基本精神在周扬的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的文章中表述得十分清楚，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在这个旗帜之下前进。正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一样，中国人民的文学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这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不是艺术方法上的概念，它被看作是一切进步文学的方向与旗帜。这篇文章几乎同时在《真理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显然带有代表中国文艺界表态的性质。在当时全国文协《作协前身）组织的学习文艺新方向的活动中，围绕着的主要是四个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关的问题。第一，从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及对文艺的论述来认识现实主义的发展；第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过去的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第三，关于塑造典型和创造人物的问题；第四，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这次学习和讨论，作为文艺界一次“基本建设”（冯雪峰语），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但其中也显然孕育出了一些简单、肤浅的认识，为尔后的极“左”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埋下了种子。
此后，一些重要的作家、理论家都写文章论述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但基本的调子都是周扬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文章中的观点：一、作品是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看是否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真实；二、真实地表现生活就是要深刻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写出现实发展中的主导倾向；三、要着重表现代表生活中新的力量的人物的真实面貌。
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在主要总结四年来文学艺术工作的同时，也突出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宣传与阐释。周扬和茅盾分别向大会所作的报告，都正式宣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我国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的“最高原则”。
大会还追述到现代文学历史的发展，认为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就是朝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前进的，而且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主流，而四十年代解放区文艺在毛泽东文艺方针、路线指导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取得了新的成就。
1955年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也涉及到了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胡风在1954年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中，反驳了林默涵、何其芳在1953年批驳他文艺思想的文章，并对自己的文艺观点进行了全面的申述，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现实主义问题。他进一步坚持自己的现实主义主张，认为现实主义的“本质的意义”，在于“写真实”，因而在创作过程中，“感情世界”比“观念世界”更为重要。这些颇见个性的提法不仅没有在平时的讨论中得到阐发，而且被当作错误的乃至反动的言论一棍子打死。
在批判了胡风之后，中国文坛对于现实主义的看法，更加趋于一致了。何其芳等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看法，就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何其芳认为，“现实主义是按照生活实际存在的样子反映生活”。现实主义“不仅要求细节的真实，而且还要求本质的真实，文学艺术的典型性就是从后一要求来的”。茅盾也认为，现实主义“就是通过形象的艺术概括的方法，忠实地描绘人类怎样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以及这两种斗争在人的内心世界所引起的各种反映”。以上的论述，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而且都共同强调了现实主义的两个主要特征：1.忠实地反映客观生活；2.为着反映本质真实必须运用典型化的手法塑造典型。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过去的现实主义的区别问题上，许多重要的文学家的看法大都趋于一致的，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以社会主义精神、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为其特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的创作在于“用社会主义来教育人民和改造生活”。以上这些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看法，差不多都是对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有关规定的引申与发挥。
面对着这种舆论一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看法，也有人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对这一提法的科学性提出质疑。很有意思的是在当时这些不同意见的提出，也不得不以苏联1954年召开的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西蒙诺夫报告中修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的意见为依据，比如，秦兆阳以何直的笔名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中引述了西蒙诺夫的有关论述后指出，“现实主义文学本来是将文学描写的艺术性、真实性、思想性，与典型问题和典型化的方法紧密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因此不必另加一些别的什么东西。他认为：“文学的现实主义，以无限广阔的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并以影响现实为目的，现实生活有多么广阔，它所提供的源泉就有多么丰富，人们认识现实的能力和探索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实主义的视野、道路、内容、风格就能达到多么广阔、多么丰富。”基于这一认识，他就现实主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几点见解：一、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中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不确切，应从定义中删去“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一句。因为社会主义精神存在于“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与历史的具体性之中”，而不是作家头脑里的一种抽象的概念式的东西，用不着另外“结合”。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不科学。因为文学的现实主义是在长期的文学艺术实践中所形成、所遵循的一种法则，很难“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特点上将新旧两个时代的文学划分出一条绝对不同的界限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一个脱离历史传统和共同艺术规律的创作方法，而是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也就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三、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一个长期性的总的要求，不能只满足于当时起宣传作用，不要简单地把文艺当作某种政治概念的图解。四、不能用贴阶级标签的办法对待文艺作品。上述意见针对当时文学现状有感而发，切中了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中的某些重要问题。
秦兆阳的文章发表之后，周勃以《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的文章，及时予以了支持，并就典型化问题作了某些补充。他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乃是一种艺术创作丰富的经验积累的结晶，因而无论发展到怎样的高度，它的创作条件怎样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前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在创作方法上，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区别的。”周勃同秦兆阳一样，都更强调“艺术描写的客观真实”，指出艺术家对于客观真实的不懈追求，甚至可能战胜与客观真实矛盾着的主观成见，从而起到“巨大的抗毒作用”，而达到创造真实的艺术途径，就是“典型化的过程”。
这一时期，就现实主义问题发表与秦兆阳、周勃的见解近似的意见，还有蔡田的《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陈涌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刘绍棠的《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等。这些文章既论述了现实主义问题，又抨击了文坛严重存在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这是一次由“回到现实”、“回到文学”而“回到现实主义”的理论努力，它以由理论到创作的追本溯源，动摇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定义的合法性以及对它的庸俗社会学阐释，构成了对文坛根于政治化、“左”倾化而产生的种种时弊的一次强力冲击，今天看来，它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清算，可能还嫌粗疏和不够彻底，但在当时那样的气氛之下，敢于提出问题，本身就十分不易，那无疑不只需要有见地，委实还更需要有勇气。
在秦兆阳等人的文章发表之后展开的现实主义问题讨论，起初都还是正常而健康的，与秦兆阳等人观点相左的何其芳、张光年、蔡仪等人，也还是站在文学与学理的立场上批评论理。但随之而来的“反右”，却使问题骤然升级，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被认定为是“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秦兆阳等人的观点被批判的主要理由有：一、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删掉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主张，是反对作家具有社会主义精神，取消社会主义文学的教育作用；二、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目的是要用资产阶级文学来代替社会主义文学；三、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是长远性的总的要求，实际是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四、反对用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待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实际上是想用抽象的人性论取而代之。与此同时，秦兆阳等人无一例外地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又把“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列入“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黑八论’之一”，受到更为粗暴的批判。
2.人情、人性问题人情。人性问题，是文学创作中一个避绕不开的问题。因为文学是写人有作用于人的。怎样看待人--包括艺术中的人和现实中的人，始终是隐藏于文学深处的内在情结。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头几年，由于战时文学精神的继续光大，由于对包含有批判“人性论”内容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全面贯彻，以及对《关连长》、《洼地上的“战役”》等涉嫌人情、人性问题作品的批判，使得政治性、阶级性掩盖了人和文学的一切。所谓人情、人性问题，不仅无从谈起，而且成了文学的禁区。
1965年，党在科学、文艺领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激发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理论批评工作者的探索热情。在现实主义问题、“写真实”问题展开不同意见的热烈探讨的同时，人情、人性、人道主义这一敏感而重要的问题，相继被一些理论批评家提了出来。这其中，较有代表性和重要影响的，主要是巴人、徐懋庸、钱谷融和王淑明等人的文章。
巴人即王任叔，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和文艺理论家。他于1957年1月在《新港》发表的《论人情》，是一篇随笔式的文艺短论，是他的理论批评著述《文学论稿》中某些观点的引申与发挥。他首先从批评当时的作品“缺少人情味”、读者不喜欢谈起。指出这是把阶级斗争简单化了。“我们有些作者，为了要使作品为阶级斗争服务，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道理’，就是不想通过普通人的‘人情’。或者，竞至于认为作品中太多人情味，就失掉了阶级立场，但这是‘矫情’。”他就人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扼要见解：“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除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和社会意识之外，还有人类一般的共同相同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共通的希望。”他因而发出呼吁：“魂兮归来，我们文艺作品中的人情啊！”应当说巴人以一个作家的体验和理论家的思考，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角度人手提出人情、人性问题，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的，而且论述深入浅出，富有激情，颇具说服力。问题是人性问题毕竟是复杂的问题，又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谈论它，而巴人从立论到论述，都显得简括而粗疏，这也为后来的批评留下了一定的缝隙。
在巴人文章之后，徐懋庸又在《文汇报》（1957年6月7日）发表《过了时的纪念》一文，其中一节专谈人性与异化问题。他指出，人类是存在着“共同的一般的人性”的，这就是“劳动、亲子之爱、两性之爱以及乐生恶死等”。“在阶级社会里，除了少数人之外，一般的人们都是追求自己的劳动，诚挚的爱，健康的生活的。”“阶级性是人类本性的‘自我异化’，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它只是人在阶级社会里的一种特性，不是人性的全部，更不能代替‘人类本性’。”徐懋庸的文章的理论锋芒，指向的不只是当时流行的阶级论的文艺思潮，还暗含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些有关论述。很有意味的是，徐懋庸此文发表时的副题，正是“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5周年”。以纪念《讲话》为由头，提出与《讲话》迥不相同的看法，足以见出徐懋庸在理论探索上的良苦用心与不凡胆魄。
人情、人性问题的另一重要代表钱谷融，于1957年8月在《文艺月报》发表《论“文学是人学”》的文章，把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思考，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独到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