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到1966年间的文学，被习称为“十七年文学”。这是一个特殊时段的特殊文学。之所以特殊，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全国解放后的和平年代，文学在看似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相反却跌宕不已，起伏不定，使步子越走越慢，路子越走越窄，甚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踟躅不前，步履维艰。二是从领导文艺的政治家到从事文艺的文学家，都从建设新的文艺事业，繁荣新的文艺形态的良好愿望出发，却在具体过程中总是阴差阳错，难得要领，甚至获咎遭罪，无所适从，使文学的实际发展最终游移乃至背离原本的愿望。也正因此，在新时期之后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十七年文学大都肯定较少，评价不高。
如果换一个角度，即从文学的挣扎、民间的隐现的角度来看，十七年文学也许不只是一出乏善可陈的悲剧，它可能还是一出有声有色的壮剧。它“壮”就“壮”在面对文学政治化、政治左倾化的双重压力，没有丢弃文学的理念，没有放弃文学的抗争，相反却见缝插针地作着减敛挤压的努力，不屈不挠地争取生存与发展的权利。那些被视为“错误”与“反动”倾向的文学探求的层出不穷，以及一次次批判与打击之后的一次次再现，这几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景象，便是文学生命与文学意志生生不息的顽强显现。由此来看，十七年的文学不仅在政治的压力下坚韧地生长着，顽强地存活着，而且还因为其探求者的不畏强压，忍辱负重，表现出一种“盗火者”的奋斗精神与献身风度。这一切，就很值得我们以一种敬而重之的态度，去重温他们那不同寻常的表现。
急迫的意识形态化：从政治到文学
十七年间的文学，始终是与社会生活密切互动的文学。因此，社会生活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这一时期文学的总体风貌。
在全国解放以后，“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使我们没有取得本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党在这一时期的诸多偏差与错误，不仅使文学艺术领域未能幸免，而且还因为对问题估计得过重和开展斗争的失当，社会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偏差和错误，进入文艺领域之后，反而被一步步地放大与延伸。这就势必造成十七年文学的特殊情形：置身于和平时期却斗争频仍，上下倾力推动却辄显颓势。
1.激进的现代化构想和总路线的提出
从1949年的革命胜利到1956年中共八大的召开，是新中国高歌猛进的七年。
也正是在这革命和建设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构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造成了一系列不可估量的影响。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具体过程，毛泽东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他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和合作化经济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这些论断虽属战争年代对未来国家形态的理论构想，但脚踏实地，有理有据，反映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国情的清醒认识和国策构想的求实精神。
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结束，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即，毛泽东开始修正他在七大提出的理论主张。他在1949年3月于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不仅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方针，而且从主要矛盾的角度，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迅速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理论要点。他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即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沿着这一思路，在“三反”、“五反”之后，毛泽东又在《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中批示道：“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在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首次提出：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至此，毛泽东便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建国理论，把原来的新民主主义总构想变成了社会主义总路线。
总路线一经提出，便要确立与贯彻。于是，便有了对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确保私有财产”的所谓“右倾”思想的批判与斗争，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加快改造。所谓的“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缩短过渡的“直通”社会主义。由此开展的急风暴雨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在思想观念上的主观主义，方针政策上的盲目冒进的引领之下，便异乎寻常地运行起来。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法，出发点在于尽快改变中国的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及早实现社会主义方向的现代化。然而，这一提法显然有着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的双重缺陷。它显然忽视了客观的社会规律和经济规律，没有认清中国的国情民情，“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验，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问题是这种“左”倾错误如同“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样，从此就没有任何收敛，而且愈演愈烈，四处漫泛。处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的十七年文学，步入苦难的历程也就实属势所必然。
2.知识分子政策的形成与更变
解放之后，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是作为被争取的对象，包含在统战工作范畴之内的。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此指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1956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的决议要点中，毛泽东在“七、统一战线工作”的第3条载明：“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宗教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把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由于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表现尚好和各项事业迫切需要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问题日益提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层的议事日程。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党在知识分子的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就是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他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提出：“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至此，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才有了一个基本的说法，这也可看做是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初步形成。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各个行业的知识文人。冯友兰、费孝通等学者，纷纷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称颂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来临，就如何发挥知识分子潜力问题献计献策。是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随后，陆定一于5月26在怀仁堂向文艺界和科学界作题为《百花各放，百家争鸣》的重要讲话，在全国知识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全国各综合大学的文史专家，按照“双百”方针重新审改教学大钢，学术探讨，文艺创作，也都出现了一时的活跃局面。
但好景不长，1957年由党的整风引发了“反右”斗争，刚刚形成的知识分子政策，随即受到很大的影响。“反右”前夕，毛泽东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大部分篇幅讲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肯定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强调“知识分子也要改造”，“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而在“反右”开始之后，毛泽东则把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划等号，指出“共产党还要整风，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不要整风，不要改造？那就更需要整风，更需要改造”。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中，毛泽东又多次把右派与知识分子划等号，不仅明确地讲道“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而且郑重地指出“是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的问题。很显然，“右派”大多出自知识界这一事实，使毛泽东十分恼怒，也使他开始改变对于知识分子的看法，他越来越把他们视为不可不用又不可不防的“同路人”。
据有关文章披露，1957年4月，毛泽东在与邓拓等人谈话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说，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无产阶级给他们钱，让他们教书、办报，做文艺工作，这是赎买他们。
而且还表示，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然在资产阶级那方面。争取知识分子，一种办法是压，一种办法是松，这样有利于改造。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看法的改变及其内因，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看得很清楚。他很有见地地指出：“自1957年以后，毛认为知识分子无非是些舞文弄墨的人，并且对他们怀有一些恐惧，认为都是他不能加以控制的人。这种反应，导致他发表了许多言论，什么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什么一切伟大的知识成就都出于比较没有受过教育的青年之手，什么崇拜技艺是一种拜物教，等等。这样，他就倒退回来，退到他所出身的老根--中国农村，认为那里才是智慧的源泉和未来的希望。”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在看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对他们作了“科技”与“人文”的区分之后，更加重视前者而防备后者。这背后，有“科技”与生产力联系较为直接的原因，也有“人文”与意识形态关系过于密切的原因。这样的一个偏向，著名美籍作家韩素音在与周恩来作了一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谈话之后，悟出了其中的奥妙。她披露道：“显然，周谈论的是科学，而不是艺术和文化。整个谈话都回避了艺术和文化问题，后来我才懂得其中的道理。显然文化部是他掌管的政府的一部分，并且在艺术家、作家、电影和戏剧名角中他也有很多朋友--但文化是社会制度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因此共产党对此远比对科学更为关注。”正因如此，党的知识分子会议的召开与知识分子政策的提出，并未给文学艺术界带来多大变化，相反，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越来越紧。最能说明问题的例证是，就在中央批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1955年12月16日）的前一天，即1955年12月15日，中央又批发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要求“各地应本此方针，根据具体情况，对于文艺干部中存在的类似的问题，有领导地开展批评和斗争，以整顿和纯洁党的文艺队伍”。一方面是放宽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一方面是强化对文学艺术界的整肃，两种不同的做法就这样并行不悖地运行于当时的知识界与文化界。
3.政治压力向文学压力的转化
毛泽东历来是把文学看做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时隔十五年之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提出了辨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并着重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在整个国家向社会主义社会加速行进的过程中，文学不仅自身要实现社会主义化，即如郭沫若所言，“遵循着国家建设的总路线”，随着“伟大祖国所经历的本质上的改变”“更始一新”；而且要在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化中发挥独特而能动的作用，即如周扬所言，“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崇高思想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因而，把强烈而紧迫的政治诉求转化为文学的任务与使命，就是党在文学艺术工作中的当务之急。这种文学政治化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文艺方向的一再强化，文艺政策的坚决贯彻，文艺批判的不断开展，一步步地实现的。
还在建国前夕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就完全以《讲话》精神来总结解放区的文艺工作，并要求新的文学工作者。他在充分论证“工农兵方向”“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时，着重从主题、人物、形式等方面论述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带来的种种新气象，这也使方向问题具体化为了创作问题。他在报告里还毫不含糊地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是惟一的方向，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是使工农兵方向定为一尊，成为惟一的方向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