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都》的出版跟我多少有点关系，这部书稿是我1993年初去陕西时，从贾平凹当时寄居的户县带到北京来的。不久前到政协会上去看平凹，谈起这一件事，一位朋友开玩笑说：原来《废都》经由你的一双“黑手”走向了社会，是功是过都难脱干系。对此我供认不讳。我是在《废都》出书之前看过书稿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平凹写《废都》的情形我大致知道一些，但读过《废都》手稿，感到和想象的、期待的都很不一样。最初的感觉是从头到尾都贯注着一种人性的无奈和人生的悲凉，还有就是有关性描写的段落显得过于直露乃至眩目。后来又看了校样和发表出来的作品后，理解和体味就更深入了一些，觉得它的确是平凹创作中颇有特色和深度的一部力作。这部作品在I午多人生感觉上是写实的，像文人的聚会、文人的心态、文人的行状，以及社会上的种种斑驳陆离的文化现象等等。但其内蕴却深富哲理与象征意味，尤其是文人如何由名人成为闲人，又成为废人的过程，很具一种警策意义。庄之蝶作为一个作家，碌碌忙忙又碌碌无为，自己想写的作品总写不成，自己心爱的女人也得不到手，什么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临了身心两伤，徒具躯壳。这样的结果，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从客观上说，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从主观上说，既有生理的原因也有心理的原因。这一切都引动着读者从人如何在转型期的复杂环境中把握自己思索开去，从而反观环境、反省自我。人从寻找自己出发到最后陷入失去自己的迷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主题，正是在这一点上，《废都》具有着明显的现代意味，并且超越了贾平凹过去作品的艺术视野。《废都》也有一点与贾平凹过去的作品不同，这就是写性大胆了、率直了。为什么他过去涉笔情性时比较含蓄，而现在刻意放达了呢？我想这首先是作品整体上追求径情直遂的写实，写性时就必然不加掩饰；其次是作品在描写特定入物性格、表达独到主题内涵时，也需要这一部分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有人怀疑作品写了那么多的性还划了那么多的方框框，一定有招徕读者方面的考虑。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在作家的潜意识里也不好排除。文学史上常常有一些作品因其怪、异、俗反而流传下来的例子。《废都》若少了情爱部分，几乎就不可能为更多的人所阅读、所流传，它是一个在俗的外衣里包裹着雅的内核的典型文学例证。京夫的《八里情仇》围绕着林生与荷花一对有情人因家仇、“左”祸和穷命而难成眷属的恩恩怨怨，写了“文革”大背景下普通人的乖蹇命运及其顽强抗争。作品的生活细节平实而密集，笔端饱带着对“左”倾思潮的愤懑和对普通农人的同情；作品有底气、有力度，颇具严谨现实主义之内韵。但因作者过于爱惜他所占有的素材，剪裁、取舍不够有力，作品在结构上尚嫌冗赘；叙述上显得拖沓，有光彩的无光彩的交织在一起，使作品不够紧凑与精致，其力度与厚度也大大地减敛。从作品存在的缺陷看，既有作者的艺术手法偏于传统的问题，也有对现有素材的发酵与提炼尚欠功夫的问题。作为长篇小说处女作来看--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比较多地显示出了作家属于个人特有的艺术才情。这部作品经由杨作新曲折而传奇的人生经历，把革命加爱情的传统故事写出了历史的深意和文化的新意；作品视野宏阔，文笔倜傥，充满着自如驾驭生活素材的艺术自信。但从整体来看，上下两卷缺少内在的逻辑衔接，下卷又在内蕴上颇显零乱，因而作品有硬祸起来的嫌疑，这使之实际上只是半部杰作。比较起来，程海的《热爱命运》以南或与三个女性的情爱纠葛来展开故事，结构上更见完整，叙述上更显浑全。但这部作品更能显出其长处的，却是感觉的微妙、情思的丰繁，以及准确而细切的文字传达。我在作品的讨论会上曾说这部作品是一个“有贼心没贼胆”的多情男子的情爱心路历程的生动写照，有些人以为是玩笑之谈，这其实是认真的。现实生活中，多是这种“有贼心没贼胆”的。我们过去很少在文学作品里看见这样的主人公，因为这样的人常常用一句“不正经”就给否定了，谁还敢把他领进文学殿堂呢？所以，《热爱命运》的作者在这一点上有自己的贡献，以写这样的人物、这样的心态为主需要有胆，而写得如此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又需要有心。这部作品与其他几部作品比起来，似乎缺少历史的厚度，但却自有其人性的深度。
从什么角度来看“陕军东征”
“陕军东征”的现象一出现，便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这原本很自然。一个省份在差不多同一时期里相继推出五部长篇小说，而且经由某些商业手段的运作铺天盖地地涌向社会，这怎么可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呢？
但同样是关注，却体现了彼此不同的角度，因而在看法上也就大相径庭。
在有关《白鹿原》和《废都》等作品的评论和讨论之中，许多评论家都立足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论析，肯定了应该肯定的，也批评了应该批评的，不少意见中肯而令人信服。比如对于《白鹿原》，一些评论家在肯定它的史诗气韵和史诗风格的同时，也指出作者对主人公白嘉轩寄予过多的同情，后半部在笔墨上不及前半部有力、紧凑；关于黑娃和小娥形象的塑造也有可再斟酌之处。对于《废都》，一些理论家在肯定它的深邃的哲理意蕴和浓厚的文化意蕴的同时也指出作者与主人公庄之蝶在距离上过于靠近，作品的悲观主义情调过于浓重，写性的不少地方过分、冗琐，以至对人们正确理解作品带来障碍等问题。这些意见从文学出发乂落脚于义，着眼于创作又寄望于作者，让人既看得见又摸得着，对于作者借以反省自己的创作、对于引导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都不无积极的意义。
但有一些批评却很叫人惊诧莫名，这些批评使用的也是文学性的字眼，但其角度、用意却明显游离了作品的实际和文学的本义。
比如有一本十人合著的专评《废都》的小册子，开首便把序言写成了一篇“唁文”，说什么作者的（文学）“心灵业已死亡”，“读《废都》是一次令人心情黯淡的凭吊”；尔后分列十章--深入揭批《废都》在“庄严”外衣下裹藏着的“恶劣的通俗性”和“有预谋的商业圈套”。其中不少论据都属于沦者的捕风捉影和主观臆造，什么“作者有意制造商业噱头”；种种广告手段“都是贾先生一手策划和导演出来的”等等。这次十人联尹批《废都》的举动源于一次哥们儿之间的《废都》讨论会，其中一位与会者曾自得地告诉人们，他由此会“产生了一些还未完全被铜臭气淹没的自信”。殊不知，小册子问世不久，即有知情人著文披露了内情：有关《废都》的这次讨论及撰文、出书都是基于一种商业性的考虑：“《废都》畅销，《废都》的批判自然也会受到欢迎，引起读者的购买兴趣。”怪不得满篇找不到文学的气息，原来这是一种着眼于“购买”的评论，一次被“预订”了的批判。这次批判乃至批判的最终结果也为该书“序言”所不幸言中：“这种谴责之中包含着我们对自己的谴责。”也是，除了又上演了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商业圈套”的闹剧外，这种批判还能给人们留下什么有益的东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