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文化现象的“陕军东征”
“陕军东征”是沿用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指的是去年以来陕西几位作家联袂发表的长篇小说对于文坛的冲击和影响，具体来说，主要指陈忠实与《白鹿原》、贾平凹与《废都》、京夫与《八里情仇》、高建群与《最后一个匈奴》、程海与《热爱命运》。为什么刻意强调作为文学、文化现象来看，是因为有人并不把它们看作一种文学、文化现象，他们或者认为那是“精心策划的商业性事件”，或者认为那是“讨好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现象，总之是被打入了文学、文化之外的另册的。对于这样一些看法，我不能苟同，也无意论理，只想从自己的角度谈谈我对“陕军东征”现象的一些看法；当然，我还有通过这个题目申明应该从文学、文化现象来看“陕军东征”的意思。不求理解，但求存异。
“陕军东征”的有关背景
谈到1993年的“陕军东征”，不能不使人想到1992年陕军的损兵折将。这一年的下半年，先是路遥的因病去世，紧接着邹志安又因病身亡，路遥终年43，邹志安终年46，都正当人生年富力强之时。路遥人们可能比较熟悉一些，他以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走上文坛，以中篇小说《人生》一举成名。他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平凡的世界》，在全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中获奖并名列前茅；可以说他的创作生涯刚刚拉开了一个帷幕。邹志安在影响上不及路遥那么大，但也是当代文坛一位有积累、有特色的实力作家，他曾以短篇小说《哦，小公马》和《支书下台唱大戏》连续两届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乡情》、《喜悦》、《关中冷娃》等中短篇佳作曾被收入过各种文学选本。他在逝世之前，正在从事长篇系列《爱情心理探索》的创作，重病之时还在为其中的一部长篇奋力拼搏，他是想拿出一部真正代表自己水平的力作。可以说，路遥和邹志安都是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的。他们患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清贫的生活状态中顽强不息地追求文学，乃至不惜以身体为代价去拼命创作，也不能不是原因之一。陕军连损两员大将，损失是灾难性的。据陈忠实讲，1992年，陕西作协连同老作家杜鹏程、余念逝世，整个下半年间都在为一个又一个的作家办理丧事，满院是白花，充耳是哀乐，那种低沉、阴郁的调子似乎成了基本的生活氛围。对于陕西作协和陕西作家来说，1992年是黑色的。
虽然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氛围，陕西的作家们仍然没有停止文学的思考和探索，也是在1992年间，陈忠实完成了《白鹿原》，贾平凹创作了《废都》，京夫改定了《八里情仇》，程海拿出了《热爱命运》，高建群写就了《最后一个匈奴》。当这五部长篇不约而同地汇聚到京城五家出版机构时，谁能说这个体的创作行为里头没有包含着整体的文学精神呢？个性中葆有共性，偶然中寓有必然，他们没有在文学的苦旅中倒下来，他们的成果不仅仅属于他们自己。因此，就有了“陕军东征”就有了扬眉吐气的1993年。
陕军东征的作家作品中，除过贾平凹的《废都》和京夫的《八里情仇》外，其余均为各位作家的长篇处女作。陈忠实从1965年步入文坛以来，以从事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为主，1987年写出了中篇小说《蓝袍先生》以后，有关民族命运的思考使他难以自抑，这种深深的反思触发了他的所有生活库存，使他不得不寻求更为适当的表达方式了，这便开始了《白鹿原》的创作。这个作品的写作过程是五年，但他为此所作的生活积累和文学准备还要长久得多。陈忠实在解放前有过七年的最初人生经历，中学毕业后，又在社会底层的乡村担任民办教师、乡镇干部十几年，这种长期而实际的人生体验是后来的中青年作家所较少具备的。他的《白鹿原》首先是这种丰厚而独特的人生积累的结晶。贾平凹是当代作家中著作甚丰的一位作家，据不完全统计，他目前已出版过近百部各类作品集。《废都》之前，他曾发表过长篇小说《浮躁》，《浮躁》在题材上、写法上与他以前的中短篇小说区别并不大。他一直想写一部关于城市的小说。他由1972年初到西安就学到1993年写《废都》巳有二十多年的城市生活积累。这二十年是他由不知名到知名的二十年，是他由初恋到结婚又离婚的二十年。其间他备尝了一个文人成名之后的种种幸与不幸。《废都》是他用完全不同于过去创作的素材和写法所创作的一部都市文人生活的感言。作品虽然写厂不到一年，但其在生活上艺术上的准备却要早得多。京夫跟陈忠实同龄，他在家乡当过十三年的中学教师，1972年正式从事文学创作，曾以短篇小说《手杖》获取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在80年代所发表的《深深的脚印》、《娘》等作品，都在当时的文坛引起过一定的反响。《八里情仇》是他继长篇小说《文化层》之后的又一篇力作，其中所描写的“文革”期间乡村社会的动荡人生画卷，正是基于他感受最切、体味最深的一段重要的人生经历。高建群在发表《最后一个匈奴》之前，在国内的文坛已有一定的影响。人们对他印象较深的是发表于80年代中期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他后来又以中篇小说《雕像》获得《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奖。他的作品常常在传奇式的故事中充溢着理性的激情。他的人生经历也多姿多彩，生于关中，长于陕北，当兵多年，又解戎从文。他的《最后一个匈奴》并非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但多方面的人生体味显然使他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有了更多的参照。程海长期在县文化馆从事诗歌创作，80年代中期转向小说，1990年曾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我的夏娃》。他善于观察，敏于感觉，这种诗人的气质、诗人的文采在他写作长篇小说《热爱命运》时，起了较大的影响作用。因此，这部作品的许多章节都与一般的小说不同，带有感觉的灵动性与描写的抒情性。
由以上的简单介绍可以见出，五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都是有基础、有准备的，是作家们呕心浙血的结晶，绝非心血来潮的产物。
五部作品的概要评说
“陕军东征”的五部作品，各有其所重和所长，比较而言，《白鹿原》和《废都》在内涵和艺术上更浑厚更具分量。
在《白鹿原》的讨论会上，有人提出说现在有关“史诗”的提法太多太滥，评价《白鹿原》不必再有“史诗”的概念。我对此说不以为然，便比喻说：过去老说“狼”来了，“狼”来了，结果到眼前一看，不过是一条“狗”；现在“狼”真的来了，不说“狼”来了怎么办？我觉得《白鹿原》是真正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因此避讳使用“史诗”，不足以说明这部作品。这部作品从清末写到解放，历史跨度有半个多世纪，虽然主要写白鹿两家，但由此联结的根根须须却异常的车繁，比如由不同政治力量的对抗表现了悲怆国史，由不同的文化心理的较量表现了民族心史，由有关的性爱的恩恩怨怨表现了畸态的性史。整个作品便由这各具内涵的线索交合沟连，构成了一部气宽恢宏的“民族秘史”。在一部作品中复式地寄寓了家族和民族的诸多历史内蕴，具有如此丰赡而厚重的史诗品味，我以为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并不多见。这部作品在艺术上也是精益求精的。它在结构方式上以人物命运为单元，以历时性的事件为线索，分合得当，宏微相间；语言表述上把关中方言与书面语言相杂糅，铿锵有力，有滋有味。比如像作品的开场描写就很有一些出手不凡，一般的长篇总有一个序幕，或叙述历史背景或描画自然环境，这几乎已成为一个模式。但《白鹿原》就不这样开首就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点出了主人公的传奇式经历，又设置了故事性的悬念。这部作品在发表之后，多数评论家评价较高，有人认为是新时期以来最好的长篇之一，还有人认为是现代时期以来最好的长篇之一。层层递进，不一而足。这些看法都有所本，并非无稽之谈。说它是新时期以来最好的长篇，是因为新时期以来少有在史志意蕴上如此丰厚隽永的作品；说它是当代时期以来最好的长篇，是因为当代时期以来少有在化合中西艺术七如此自然老到的作品；说是现代时期以来最好的长篇，是因为现代时期以来少有在反思民族文化传统上如此深沉锐利的作品。陈忠实给他的一位乡下朋友说过，他要写一部“死后可以作枕头的书”，不然就白活了。我看他的《白鹿原》就实现了他的这一愿望，不过我觉得，陈忠实还正值盛年，只弄这一个“枕头”显得吝啬了一些，或者说目标还嫌小了一些，他还可以再弄一个或几个像《白鹿原》这样的“枕头”，因为他完全具备这样的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