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面对来访的尼克松女婿--朱力·艾森豪威尔夫妇，好似卜者在吐露某种谶言，他小声、神秘地说：“党内将有斗争。”
这年隆冬，他发布一条格言：“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在次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里，他又发出一条令举国为之震动的指示：“安定团结并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他变得有几分宿命。
他告诉来自菲律宾的漂亮的女强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你地位越高，就越会有人向你扔石头。
他对泰国总理克立说：几乎每一位来见我并招我喜欢的人，回国后就遇到灾难。他一口气讲了他曾见过的7个国家的领导人--尼克松、田中、恩克鲁玛、希思、苏加诺、威特兰、西哈努克。他们回到国内，或是被卷进丑闻弹劾下台，或是碰上了流血政变……
他又变得散淡而邈远。
他接见基辛格时，后者提到自己在哈佛大学当教授时，曾经指定学生阅读他的著作。他的回答是：“我的这些著作算不了什么，我写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教益。”
他会见尼克松时，后者赞美到：您的著作，已经推动了一个古老的国家，也改变了二十世纪的历史。他沉默片刻，半合上眼睛，声音低了下去：我一直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我顶多只能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
一代豪雄，今日行也颤颤，坐也岌岌，连从沙发上站起来，都得要由张玉凤、孟锦云两人搀扶。他说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他不愿理发、刮胡子，似乎也不愿见外人，常常一人在书房里坐卧、转悠。
与他的意志和热情期待拥抱的那个“彼岸世界”越来越远相反，他感到自己的躯壳离死亡的门槛越来越近……
进入七十年代，他多次谈到要去见马克思、见上帝。
1975年4月18日，他在会见金日成时，对此说得最具体，也最苍凉：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康生同志也害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今年82岁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去喝烧酒……
周恩来没有坐卧、转悠的功夫，如在炭火上烤馒头片一样，他在为中国烤干自己的最后一点精血。
1973年他住院的日子长达72天，在其余的日子里，他照样废寝忘食地工作，平均每天工作16到18个小时。而从次年的1月1日到6月1日，这住进医院前的五个月，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治疗，他总共抱病工作139天。这139天里，工作达18小时以上的有130天，剩余的九天，无一不超过10小时以上……
周恩来忍受着巨大的肉体痛苦。在他住院前的五个月，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时候能达到上百CC，就像直接在便血水。在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之后，他又发生缺氧症状，他常常是一边输血吸氧一边便血，坚持着一个正常人也无力承担的工作量。
1973年6月，他和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和政府总理范文同会谈，仿佛越南人成了老子，而老子又为儿子承担了几个世纪的苦难，对方一阵又一阵的抱怨，一个比一个更苛刻的要求，致使会谈从子夜谈到东方欲晓。
其间，周恩来不断地喝茶，不停地请服务员送来湿毛巾，他擦额头、眼窝、脸颊、脖颈，在擦去一串串豆粒般涌出的虚汗的同时，他仿佛还在用毛巾拼命挤压自己最后一点残剩的心力……
他一再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
最后，每隔10分钟，便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会谈结束后，两名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顿时灌满了服务室，她们不是为自己手指和掌缘被烫起的一串晶明透亮的水泡而哭，是为周恩来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哭。当时在场的十几个人，也无不潸然泪下……
周恩来更忍受着精神的巨大痛苦。他的名字和他身上所体现的文化形态，在林彪覆灭之后突然留下的权力真空里，让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不安，从1974年的批林批孔、尊法反儒，到75年、76年的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始终未让他得到安宁。
当毛得知他大肠里出现了肿瘤，不到24小时，便同意他进行手术。但是，他报告自己病情的一封信，却被毛搁置于一边，读了这封信的韩素音这样写道：“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读来使人心如刀割。这是一种悲哀的呼唤，恳求对方能作出一种姿态，承认悠久的伙伴关系……”
毛泽东不愿意作出这种姿态，在1975年里，虽步履维艰却还未丧失走动能力，直到次年还接见了好几位国家元首的毛，却没到医院看过一次他奄奄一息的总理……
这是两个几乎纠缠了一生，而且，折磨与被折磨也几乎一生的老人。
这是两个愈觉死亡昏冥、冰凉的气息扑面而来，而愈是彼此牵肠挂肚又彼此揪心扯肺的老人。
这是两位谁都害怕对方死去，可在潜意识里，又害怕对方不走在自己前面去见马克思的政治家……
1975年7月1日，在周恩来会见了泰国总理克立之后，陪护人员提出要跟他合影，也许清楚这是他最后一次与人合影，工作人员赶忙为他换了一身郑重的灰色中山装。摄影师精心调好焦距和光圈，连按几下快门。拍完后，有了一阵静默，现场凝滞着一股说不清楚是喜悦还是感伤的气氛。
周恩来打破了这一静默，他往众人的脸上扫视了一遍，用仿佛是开玩笑的口气说：
“照片是照了，但将来你们可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啊……”
次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诗词公开发表，从昏迷中醒来的周恩来，恰好在广播里听到了这两首诗词。
他要工作人员拿来当天的报纸，并为他读这两首诗词。当念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灰黄如败絮的脸上，绽开几丝霞光般明亮的笑纹，隐隐的笑声后，他讷讷地念叨：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在这最后一次的合影和最后一次的微笑之间，周恩来的情感世界里，一定翻腾着一只巨大、凶猛的蓝鲸！
他却对妻子缄口不言，对天天来看望自己的妻子，只说过这么一句：
“小超，我有好多好多的事，没有告诉你……”
时刻守护在身边的工作人员，奉叶剑英之命，时刻准备了纸和笔，用以记录他的政治遗言。他依然嘴角紧闭，没能在那纸上留下半点浪花，一曲微澜，似乎他满腹的心里话，就像危险的核废料，必须无声无息地密封于铅桶之内，永远地沉没于海底……
然而，周恩来最终向他为之奋斗了大半个世纪的祖国，向他挑选来继承自己事业的同事，交代了自己的遗嘱。
清癯、羸弱的周恩来，身着已经过于宽松的灰制服，在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一篇近两万字的报告，对于晚期膀胱癌患者，要站在讲台上近三个小时，不啻于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
他常常戴着面具的人格，似乎到了假面舞会散场的时候，露出他并不一定要委曲求全的面容：
他压抑了多年的热情，勃勃穿透“文革”坚硬的石灰岩，呼拉拉长出一片青葱的竹林；
他身上若明若暗、若即若离的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犹如叶落归根，江河注海，终于发出了火焰腾空前最壮丽的一闪！
在这篇为中国未来的进步作出全面规划、并表明中国将向世界开放的报告里，他宣布：
“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讲完话时，他累得双手颤抖，但在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他依然身架挺直地离开讲台。据说，这天晚上，他的小便里几乎全是血……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舞台上，“文化大革命”，将农民的文化形态对于工业文明文化形态的压榨，表现得最为惨烈，然而，就是在这铅汁一般浓稠的中世纪黑暗中，后者无声地吸吮民族的耻辱，几代知识分子的血泪，缓缓蠕动起来，蠕动似天边一点点发出鱼肚白的曙色，并在这微微的曙色之中，有了爬起来和前者作出短兵相接的信念与勇气。
这时，毛泽东还活着，尽管他茕茕独立，大气长喘，可在他头脑里，那接踵而至的形形色色思维与幻象的断片，大抵上，还是剥落自他终生未能走出的农民文化形态的古老土墙……
1973年12月，他有过一次典型的“意识流”谈话--……还有辽宁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也有人发议论，说是不对的。后来不是在《人民日报》登了吗？也说是不对的。我看，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要他们考。他们总是看不起学生。现在好多人又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牛长角干什么呢？无非是斗嘛。我们革命也是斗啊，和蒋介石斗，和帝国主义斗，和修正主义斗。这么大的国家，七亿人哪，不斗行吗？人家打上门来了，要杀你的头，不斗行吗？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我就斗了几十年。
现在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你们也要准备打仗呢，不要怕什么核战争，核威胁。人家的导弹打几千公里，一个氢弹就把北京消灭了。不过，他有个大使馆在这里，也要消灭呢。我估计，他不会打北京。美国打日本，选了两个小城市打，一个是广岛，一个是长崎。东京、大阪这样的大城市，他不打。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当皇帝的。总之一句话，要准备打仗……
请注意，这个时候，乃至上溯到六十年代，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似法拉利赛车迅猛掠过全球之时，欧洲、北美、亚洲，尤其是中国周边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变幻如一个失去了控制的万花筒，在给世界以经济恢宏冲击的同时，也给人以眼花缭乱的文化晕眩。
这一切，正来自于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除了还呆在那个巨大的蚕蛹里出不来的大陆中国人，几乎全人类都在惊呼这加速度的残酷与多情：
它犹如一根不可逼视的魔杖，能叫罗马文明、古希腊文明、乃至辉煌的盛唐气象，一下变成只有萤火虫般的光亮，即便是二十世纪初期、中期，由战争这个怪物恶性怀胎出来的林林总总的军事发明，此时在魔杖下一点，不过也几近成了孩子们玩的游戏；
它又犹如一对紫铜般饱绽的臂膀，将二十世纪推向了一个神圣的标识--
人类历史的子午线由此贯穿而过！
1976年1月8日9时25分，周恩来溘然长逝。
毛泽东知道了这个消息时，他什么话都没有说。
当天晚上，在看电视里发布周的讣告时，他掉下了眼泪……
1月11日，周恩来的遗体，由一辆普通的公共汽车送往八宝山火化。他生前留下遗嘱：不要留下骨灰，将其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尽管事先未作任何宣布，还有百万首都市民肃立20多里长的街道两侧，在凛冽的寒风中挥泪为他送行……
4月4日，丙辰清明，细雨纷纷。
天安门广场上是诗文的海洋，花圈与挽幛的群山。
次日下午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加以断然镇压。两天后，周恩来挑选的继承者邓小平，被称作躲在后面煽风点火的“纳吉”，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7月底，一场空前猛烈的大地震，将河北唐山市夷为平地，死亡人数近25万。
北京在冲击波的震撼下，毁房3万多间，大约2000人死亡。
一时间，各地纷传将要发生地震，各种流言，好似雨后森林里疯长的野菇：鄱阳湖里的乌龟变得烦躁不安，四川的熊猫抱头尖叫，东北的虎豹感到了大地的微震，像吃了迷幻药一样，纷纷躺倒在地上……
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撒手人寰。
同床异梦、纷争不止的最高层，暂时搁置起纷争，以最快的速度通告了全国和世界之后，人人红着眼睛，去大会堂里轮流守灵，准备隆重举行他的丧事。
长期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政治的罗斯·特里尔注意到：“全国各地都降了半旗。多年来，人们又第一次带上毛主席像章。平时从来不耐烦读《人民日报》千篇一律文章的数以万计的人们，纷纷来买报纸，以便了解详情，北京报纸的发行量是往常的九倍。
“然而，首都的气氛平静如常。全国其他地区更是如此。全然没有像斯大林死时笼罩苏联的那种惊恐不安。群众中没有出现自发的场面，人们像往常一样上班，料理家务……”（罗斯·特里尔《毛泽东的后半生》）
时值金秋，碧空明洁如湖，远山黛蓝似海。
黎明的果园里，到处溅跳着思想猩红色的果实；
夕阳正缓缓辞行的群山上，升起淡青山岚一样默默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