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农历戊午年末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那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擒。
新中国的历史，在这一天发生了深深的断裂。几乎所有的天怒和人怨，所有的思索和期待，都犹如滚滚翻腾的岩浆，要向这断层汹涌地压过来……
这有违了决策者华国锋的初衷，他只想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不想动摇自己的地位。他只能继承一个时代，而无法开创一个时代。
他在断层上造楼，铺天盖地地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立马开始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工作……他在岩浆边制冰，而后，由汪东兴、吴德等人辛辛苦苦地向断层里投掷冰块--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踏上了新的征途，正在做继往开来的伟大工作。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7年2月7日社论《学习文件抓住纲》）
那时间，一曲陌生的《交城山》，在天南海北传唱开来：“交城的山啊交城的水，
交城的山水实在美。
大山里有支游击队，
游击队里有位华政委……”
昔日的华政委，今天变成了“英明领袖”，高大的身材，穿上了一件合体的崭新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频频挥手致意，颇有将能率领中国人民开始新长征、胜利走向21世纪的抱负与气概。
在对这一断层，及由此引发的中国未来走势的认识与判断上，他的迟钝、木讷，大抵反映出他的水平，比起一支满山沟里钻的游击队政委的水平高不了多少……
矮个子的邓小平，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他一定看到了断层上的中国，在抛弃与选择之间徘徊，在撕裂与再造之间徘徊。
她因抛弃不了什么，也就选择不了什么而漫卷焦灼，因撕裂不去什么，也就再造不成什么而蓄满愤懑。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提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见中共中央1977年15号文件）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
当谈到“两个凡是”时，他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当谈到科技和教育问题时，他说：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论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都是劳动，要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劳动者……
9月17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中指出：
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的所谓“两个估计”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
断层上的中国，给了邓小平之翼的第三次升空，一条最宽阔的跑道。
“文革”期间他蒙难于江西，在南昌望城岗步兵学校那个围有冬青的小院里，每逢晨昏，日复一日，他带着满腹心绪，踩在一条沙石发白的小道上。现在，在继对毛泽东的评价之后，他再从这心绪里抽出知识分子问题，大概不会是偶然的：
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里，没有哪个阶层，几十年来，比得上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更为动荡、更为凄婉的了；
在眼下中国方生与未死的关键时刻，也没有哪种力量，能像知识分子一样高扬起理性的飓风，去猛烈地荡涤这块土地上原始森林里落叶般厚重的宗教迷信、僵化保守……
同年12月10日，在中央党校担任校长的胡耀邦，正厉兵秣马组织队伍要在理论上冲击“两个凡是”的禁区时，又被任命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一走马上任，他就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
到任没几天，他又问中组部过去涉及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多少‘右派’呀？”
人们明白了，右派平反，大概是他首先要抓的几个工作之一了。
对冤案、冤狱，胡耀邦有着深切的感受。
一位五十年代在团中央工作，对胡耀邦的经历比较清楚的先生，这样说过--
“虽说他是红小鬼出身，但上过中学，参加革命时，就算个小知识分子了。就因为是小知识分子，加入红军不久，即成为肃反对象--AB团嫌疑分子，差点被枪毙。童工出身的冯文彬搭救了他，把他从福建、江西边境带到中央苏区共青团中央。团中央机关要把他送交保卫部，胡耀邦对团中央书记顾作霖说：你叫我干什么都可以，刻钢板，扫地，就是不去保卫部！于是留下，刻了半年钢板，查清了无问题。”
戴煌先生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文里，也提到此事--
“在事隔多年的1960年，耀邦向他身边的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回忆‘AB团’往事时说：我那时还小，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实在受不了。我哭了。那时我比较胖，人们都叫我‘小胖子’，但从那以后，我就成了‘小瘦子’，直到现在也没有再胖起来……”
解放后，在长期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几乎每有大事小事，他都要考虑毛泽东在怎么想、怎样看，大抵先默想一番，再用手摸摸脑袋：“啊呀，不知主席的盘子怎样？”那一脸虔诚、认真的神情，让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至今还记忆犹新。1957年，团中央打的右派，比例在当时的中央各部委机关里算是高的……
可毛泽东“文革”的“盘子”一端出，他照旧成了“盘子”里被啃碎的骨头。75年好不容易复出，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的椅子还没有坐热，又被打成科学院系统“右倾翻案风”的罪魁祸首，各个所里批斗，还拉去大连游斗，实在不堪忍受，便躲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病房里常常半卧半坐在沙发上，手边不离一本线装的全唐诗……
此时，他破门而出，以诗人般的正义感与热情，驱涌着一身的胆汁质，真刮起了翻案风。摆出来的那副架式不仅要推翻少数大案要案，或是已经“御笔钦点”的几件铁案，而且，要推翻解放以来所有政治运动中被错整过的如山似海的冤案。
他身体力行，每天要看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封申诉信，每天还亲自处理副局级、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申诉信33封。
一位沉冤数十载的知识分子干部得了癌症，申诉信写完后由妻子交去了中组部，自己便悠哉悠哉写起了回忆录。朋友们替他着急：你应该多去催催呀！他却挺安心：我急有啥用，要急，耀邦会急。果不其然，在他辞世之前，接到了平反通知。
朋友们为之感叹，中央负责干部能得到党员群众如此的信任，在各自的记忆里，除去抗日初期投奔革命之外，后来再没有见过……
当时在京都，大门口排了长队的地方，不是紧俏商品摆上柜台的百货公司，哪一家在首轮放映外国影片的电影院，而是位于西单的中组部。满城注视着这里辉映星光的灯光，满城传说着“胡青天”匡正解难的故事。
在此期间，胡耀邦常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是：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胡耀邦几乎开创了一个人的解放的新时代。他大气磅礴地将人的命运还给人自己，而这正是邓小平能将断层上的中国引向再生之途的基本条件。更为难得的是，胡耀邦的杰出还表现在他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态度。
让很多人困惑不解的是：中共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但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与历代的农民运动一样，依然没有摆脱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毛泽东在建国前的困厄时期，对“左”倾路线和错误一直比较警惕，也比较注意与发挥知识分子在夺取政权中的作用。但自建国以后，他发动和部署的一桩桩运动与斗争，任意践踏知识分子所拥有的思想、学识和尊严，乃至生命。从后果来看，比王明、张国焘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胡耀邦则不同，虽然与烽火长征路上的许多先驱者一样，他也是因为那句怦然心动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而提着梭标大刀冲出了蓬屋柴门，但在这个很大程度上由农民习惯、农民心理组成的队伍里，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他绝对是个异数。尤其是在“文革”以后，他对历史的教训有过深沉的思考，与知识分子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友谊交往。他不仅深知知识分子的苦难，也了解知识分子的心声。对此，冰心老人说过这样的话：“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为我们说了不少好话，干了不少实事！”
传说，在“文革”后期，当一位老知识分子坦率地问胡耀邦：“您能够举出一九四九年以后针对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政治运动，有哪一次不需要平反改正的吗？”面对这一难题，胡耀邦理所当然地很难接受，他首先是惊愕，然后是愤怒，甚至自然而然地对提问者的动机产生怀疑；但经过一番理性的思考以后，又不得不接受，并冷静下来，代替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刻反省。所以，当他在中国失望的荒原上播种着希望的时候，首先向知识分子伸出了坦率、热诚的手……
--（白桦《怀念耀邦》）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为1957年而蒙难的知识分子们的命运，终于提上了最高决策层的议事日程。
1978年6月14日至22日，中央统战部协同中组部、中宣部、公安部、民政部等有关部门召开了烟台会议。草拟了一份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一风吹去所有右派的帽子，在某些人看来已是大大的善举了，可此时全国尚未摘去帽子的右派，只有10万余人，在这之前多数已摘帽子的人，脑袋上依然扣着一顶无形却结实的帽子“摘帽右派”。在寺庙的山门前吹吹打打，披红挂绿，嫁娶新人，即使再热闹红火，可这对只能在青衫黄卷里驻扎生命的和尚们，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我看到文件后感到不解决问题，因此，写信给胡耀邦同志，主张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要复查平反，并提到1962年中央统战部当时的意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这个意见，即反映在当年的一份《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里：“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了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李维汉不满，其实，胡耀邦更不满，他已经预料到了在拂荡有“两个凡是”的水草的一口圹里，钓起来的会是这样一条鱼。
中组部参加烟台会议的是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两人觉得必须向中央反映如是的处理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将信的副本给胡耀邦看了，胡当即表示完全赞成，并指示中组部政策研究室以中组部的名义，再写一个报告，请中央对此再作定夺。
“报告送了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隔三错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近两个月后，“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
会上，争论很激烈，“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帐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帽子，都当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了”。“杨士杰……也同样十分坦率地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
最终，杨士杰的意见，获得了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胡耀邦知道后，“笑呵呵地说--‘这就好，这就好！’”(以上引言见《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经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共同修改，《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实施方案》，于8月25日再度呈送中央。到底是这个文件的草案里，已经出现了“改正”一说，还是在中央批转下来后才出现的，我注意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可眼下我只能存疑。
在中国常常不见大路消息而只有小道消息的透露里，事情的经过，被说成是这样的：
当最高层讨论此事时，有一位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不同意给右派平反，往日里总显得神秘幽深的他，只有到了类似的场合才会给人一点谜底，他从塞满毛泽东“条子”的口袋里，仔细找出一张，放在大家面前说：某年某月某日，毛泽东在何地对何人说过，右派的问题不能平反。
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说道：我们不是给右派平反，只是给错划了的右派改正。
“改正”一词，由此滥觞。
据说，“改正”一说，还深得国务院一位负责人的垂青。务实的他，早在肚皮里算了一遍账，如果得给全国错划的右派分子补发工资，至少得四、五十亿元。一场浩劫下来，万般重创，百业待兴，国家难拿出这笔巨款。不叫平反而叫改正，便有了一个说词：你就不能像平反者一样享有经济上的赔偿……
9月17日，中共中央以（78）55号文件批转全国各地。
鉴于这是一份让右派分子们真正由鬼变成人的文件，一份决策者们力图按照自己的愿望给震惊中外的1957年作出历史交代的文件，我们同样得不惜篇幅，将其一字不删地留给历史--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8）55号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呈报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决定的实施方案》。现发给你们，望贯彻执行。
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部分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不要仅仅从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出发，要统筹安排，细致地做好工作，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所长，为社会主义服务。
对于过去错划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已经发现错划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以改正。改正的标准，就是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希各级党委认真负责，切实地做好这项工作。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传达到公社级党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