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行人，是周恩来、李先念等少数能在薪火上跳舞却又不许他们烧着衣服的政府官员，毛泽东需要他们去填补实践上的窟窿，在林彪那双阴沉的眼睛消失之后，他们怀着几分悲壮去补好中国这只碗……“1972年夏，政府机构重建工作开始明显加快。1969年有18个部委可以进行工作，到1973年底，增至31个。计委于1972年7月恢复。省政府里的军代表数量从57%降至40%，党委书记回到自己的岗位，并重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些复职的安排，在周的一封信中有所描述：‘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些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在得到了毛的赞同之后，周恩来开始了解放干部的工作。他把他们都请了回来：谭震林、李井泉、邓小平……”
“他与邓小平开始着手清理军队，该撤换的撤换，该降职的降职，在各个层次上进行调整，把林彪的党羽孤立起来，使之无能为力……1971年12月，在周的主持下开始整党，清洗林彪的追随者。周谴责林彪和极左分子的行为。他严厉批判1942--1945年间在延安曾经使用过、现在仍然使用的‘逼供信’手段，严厉要求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
“1973年，周会见了几名来中国访问的科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杨振宁。周再次提倡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在给几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写的一封信中，他指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周恩来并不满足在实践上有所作为，他还将目光伸向了历来被江青、张春桥等人视作自家后院的理论领域。
1972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反对“左”倾思潮。这三篇文章，是报社根据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精神而组织的。
71年底至72年，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全国性会议上，多次强调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72年8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人民日报》和另外几个单位没有把极左思潮批透，语重心长地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9月，周恩来又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显然，他的目光如此警策，决不仅仅为着一年前就化为了孤魂野鬼的林彪……
1972年，是周恩来的胜利之年。
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联合发表了《上海公报》，他似黛色远山上的一束新鲜霞光，终于穿透了泼墨似的乌云，辉映在国际舞台上。在这一年里，他像是将“文化大革命”这头怪兽逼进了死旮旯，并擦亮机器，开始编织乱麻似的中国。
尽管已是74岁的老人，但人们常看见他行动敏捷，步履轻快，跑在他后面的秘书们，反倒气喘吁吁。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这年的5月，在对中央领导每月一次的便尿和痰的常规化验里，他的尿液中，发现了三、四个红血球，在进一步作了细胞检查后，又经北京、上海、天津的医学专家确诊，他患了膀胱癌……
江青一伙很快就意识到，这不是一个行将就木的普通老人。他的意志会随着丧钟的敲响而发出钢铁般的冷峻，因为来日无多，他不会再工于心计，巧于周旋，他正在锋光毕现地逼近“文化大革命”。
也许，他还会保留后者的皮囊，如同在活杀了一头虎之后，留下那毛色斑斓的虎皮，但是它的内容，却绝对会被他掏空得所剩无几……
而“文化大革命”，对于江青一伙人来说，并不仅仅是客厅里一只宠爱的波斯猫，他们常常交织的最高尚的理想与最卑鄙的私欲，战士般飞奔疆场的激情与肉食动物般嗜血的本能，都源自于它在中国的全部历程。
于是，他们对周恩来的仇恨与攻击，便不但有着理想的驱动，也有着私欲的翻腾，不但有着激情的灼烫，也有着本能的压迫……
毛泽东病榻前的两行人，其实，是谁都想以自己的烈风惊涛撕裂中国云水的两行橡树。
廉颇老矣，且患心脏病、帕金森病、白内障和脑血管粥样硬化等诸多疾病，出现在外国贵宾前常常是一张眼泡肿大、暗得出奇的黄脸，宛如出土的陶器，可毛泽东仍然是一块决定着两行橡树命运的土地……
1972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30日，周恩来批示“拟同意”。
张春桥12月1日批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依然是批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
次日，江青又批示：“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里，表示拥护周恩来关于批极左的意见，并反映江青、张春桥不同意批极左的问题。
17日，毛泽东找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认为王若水的看法错误，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批林要批极右。毛泽东的这一看法，以文件形式传达到全党、全国。此后，举国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不再涉及极左。
1973年11月，有人向毛泽东报告，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了错话。前者好一阵恼怒，“……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并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对后者进行批评。
12月9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皇后，当会见结束，毛泽东起身同客人握手告别时，周恩来走至近前，轻声说：“主席，等会我想向你汇报点事情。”
毛泽东点点头：“好哇！”
周恩来和王洪文将尼泊尔国王一行送出门外，待客人们乘车离去，两人回到客厅，一左一右在毛泽东身边坐下。周恩来沉吟片刻，语气平静地说：“我最近向主席和中央写了份检查，不知主席看到没有？”
毛泽东：“听他们念过了，错误有一点，但没你讲得那么严重。检查可以了，以后不用再写了。”
周恩来：“政治局连着开了几次会。我感谢大家的批评帮助，也对自己的错误作了多次检查，但对有些同志毫无根据的指责，我不能接受。”
毛泽东：“政治局的会是我让开的，无非叫大家讨论讨论，把思想统一起来。我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我们是党员，是同志，有错误可以开展批评。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都可以批评。但林彪就不行，他的事情靠批评是解决不了的。另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怎么能这样讲呢？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么！”
王洪文惊愕地望着眉头紧蹙的毛泽东，小心解释道：“这句话是江青同志讲的……”
毛泽东的声音陡地高了：“我批的就是她！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才是迫不及待，迫不及待要夺我的权，她好当主席。这个江青狂妄得很，谁也不看在眼里，夜郎自大，老子天下第一，好像很革命，其实左得很，整人的革命。你们政治局要管一管，不要怕她，不要和稀泥，更不要吹她。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她就是被一些人吹得飘飘然了……”
毛泽东一边对“文化大革命”最终可能被关进历史的铁笼子里，并不比江青缺少警惕。
暮年时他一再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将国民党、蒋介石赶到那座孤岛上去了，在这件事上，没有人反对；第二件事，便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可在这件事上，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与其说，这是毛泽东在强调后者对于自己历史的分量，不如说，这是他在悚然于自己面颊上已经触摸到的一股微风，它将在自己死后急剧地升腾起一片飓风，将他生前耸立的青铜般结实的纪念碑，给吹落似一顶顶草帽，而那些被自己打击得支离破碎、难以成型的东西，却能穿透苍然的岁月青苔，变得日益高大、厚重起来……
毛泽东一边对从死旮旯里解救了“文化大革命”的江青一伙，又未少满脸秋风黑云的训斥。
在毛和江青被世人称之为政治婚姻的关系里，其实积淀着极为复杂的情感内容：
没有谁比他更清楚，自“文革”发动以来，在他形形色色的拥载者中，唯有江青死心塌地，并不惜为他闹得天怒人怨；也没有谁比他更明白，在他暮年可供选择的接班人里，唯有江青“打家劫舍”可以，“放火烧荒”可以，但真正要她去治理一个国家，无疑要孙猴子去看守一片桃园。
我想，他不能不为她的忠诚和刚烈感动，又不能不为她的骄奢与缺乏自知之明而愤懑。
他批她，乃至当众羞辱她，有时还表现得有几分肝火大恸，其实正是他亦爱亦恨、亦怜亦憎、欲断欲连、欲推欲拉的心境的曲折反映。也许，平生喜欢刺激的江青，比起深水静流的夫妻情爱，倒更乐意接受丈夫的这份复杂情感。由此，我们便能理解，在毛泽东的暮年岁月里，他没少训斥江青，却没有一回真正折断过妻子那细腻、白皙的高贵脖子，恰恰相反，不要多久，这脖子又陡耸似一只正司晨的公鸡……
毛泽东一边得越来越仰仗周恩来。
继“大跃进”期间，损失约1200亿元以后，“文革”十年，损失又达5000亿元，可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的近30年中，全国的全部基建总投资不过为65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不过是4000-5000亿元。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总分量的4.7%，至80年下降为2.5%。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可到了80年，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
愈近暮年，毛泽东愈是对中国面临崩溃的经济作哑巴状，愈是将自己的脑袋更深地埋进卷帙浩繁的线装古籍里。可以说，这时的周恩来，是中国经济版图上的最后一道疆界，是毛泽东得以陶醉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话说孔孟、评点《水浒》、神游于生死哲学之上的最后一间书房。
最后几年，毛泽东每每接受外宾的朝觐前，都得被迫理发穿衣，乃至化妆整容，这一切，都得出自于周恩来的安排，他几近成了一个孩子，一个连打针、吃药都得大人哄的孩子……
毛泽东一边又越来越怀疑周恩来。
在后者待他依然谦恭、周全的态度里，他多半怀疑后者，正在不声不响地将中国的未来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
这将是一个革命激情渐渐冷却的国家，一个意识形态不再精血饱满、物质利益却像三角肌一样发达的国家，一个在精装的册页里装订他一些话而实际上拿掉了他更多话的国家，一个在他高大的塑像前放上鲜花却又在附近的小摊上将他的像章、语录与古玩一起去换钞票的国家……
1975年6月，毛泽东一次找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吴德、华国锋、陈锡联等人谈话，谈到周恩来时，毛说：他现在是买我的面子，他是不赞同我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很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平生壮阔如“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毛泽东，从未像现在这样软弱。
他制约他人，又被他人所制约。
他心系天下，又被天下所累。
在南辕北辙的矛盾里，他苦寻平衡；
在非此即彼的悖论里，他穷思出路。
大概，毛泽东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觉得孤独。登高一喊，即山呼海啸、风集影从的盛景，已成明日黄花，谋臣如雨已去，猛将如云安在？眼下，身边可靠的人多不能干，能干的人多不可靠。
他是否会蓦然发觉，自己的所思所想，多半是高蹈于云端的鹰旋鹤舞，常人难以企及；自己的所言所行，常常似北中国的雷电，虽堆涌满天的乌云，可结果打湿的，只有一层薄薄的地皮……
他变得抑郁而孤愤。
宁可在激烈中死去，而不愿在平和里求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