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个身材瘦小、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女人，这位经验丰富的医生既感到震惊，又感到好奇。在战火连天、哀鸿遍野的中国大地上，怎么会有着这样一位从外表看起来简直就是地道中国农妇的外国女性？她又是怎么到这里来的？看着奄奄一息的她，医生又不由得心生怜悯。她是这样的虚弱，瘦骨嶙峋，脉搏时有时无。看惯生死的医生心里清楚，这个命若游丝的女人，要是在得到自己的治疗前就死去，也是毫不为怪的事。然而，她还是顽强地活着，还是出现在他的面前，像一个不解之谜。
对眼前的病人，医生觉得只能听天由命了，她随时都有可能死去。然而，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任何人知道。在1941年的秋季，在满目疮痍的中国内地，随着日本侵略者的节节侵人，随着地球上一半的国度都卷入战争，都在使用着坦克、飞机、枪炮和军舰去互相厮杀的时候，当暴力、死亡对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接近的时候，谁还会去关心这样一位渺小而不知姓名的女人呢？
事实上，即使是在外国人聚集较多的、尚处于抗战后方的陕西省兴平县--那里有个由一些北欧人和美国人所组成的基督教宣教团，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她究竟叫什么及来自何方。人们所知道的，是两个农民把她带到宣教团的大门前，就像揪一个破烂的布娃娃一样，把她从牛车后面拉出来。
由于肩上扛着这个足以使他们身遭不测的外国女人，他们不得不向看门人反复解释说这是一位濒死的中国人。然而他们心里很清楚，尽管她穿着传统的中国服饰，带着一本中文版的圣经，但她依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国人，她本应该像她的同胞一样在故土死去，她的灵魂应该回归到她自己的家园。
显然，门卫对这两个农民的人生观以及他们所扛着的“尸体”并无兴趣，尽管这位垂死的女人看上去还不足以称之为“尸体”。而且他也不想知道这两位农民是在哪里发现她的，甚至于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农民被带到旁边等着，看门人径直跑去告诉里面的负责人：门口有两个农民扛着一具尸体！
宣教团的人发现她一息尚存，便立刻给西安的教会医院发了一份加急电报，请求他们迅速派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过来。兴平离咸阳、西安等大城市都比较近，而且还在铁路沿线’就这样，医生立即赶了过来。他粗略检査了这个病人：她的身体消瘦并且营养不良，乌黑的眼圈，显示出极度的疲惫：背部还有一个新近被子弹击中的伤口；身体内部也有因几个月来涉险罹难所留下的重创。
她还发着高烧，体温达到了华氏105度，这使她显得精神错乱，有时胡言乱语，甚至确信这位好心赶来的大夫是一个日本军官。
凭经验，医生断定她可能得了某种可怕的热病。随即他抽取了她的血液，让专人带回西安做化验。第二天，血检报告证实了医生的诊断。于是医生立刻为她进行静脉注射--这会降低她的体温。这时，一位来自美国的护士尼尔森小姐也从西安赶到兴平。医生觉得现在可以放心地把病人交给护士了，她的体温将在48小时内降下来，而时间和一位合格的护士是治愈她的关键。他觉得自己已经竭尽所能，随后搭车返回西安。
五天后，一封信函加急寄到医生的手里。信上说，他先前的病人--那位姓名、身份不详的女人--再次陷入胡言乱语、精神恍惚的状态。虽然她的体温一度接近正常，但最近又突然窜升到华氏105度，显然她已处于病危状态。
于是，医生又马不停蹄地赶上最后一班开往兴平的火车。再次检査病人后，他发现她正承受着一种极度危险的、能够致命的疾病--斑疹伤寒。当她发着高烧的时候，正是这种疾病的潜伏状态。医生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所在的医院已经有三位医生死于这种疾病。现在看来，营养不良、不时休克以及极度疲惫的她，面对疾病的抵抗力是不堪一击的。而且，进一步检査结果显示，她的肺部已经明显出现肺炎斑点。
就在医生彻底放弃治愈她的希望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却出现了：一位刚从美国休假回来的宣教团成员碰巧随身携带了二十片磺胺类新药，他得知情况后，便把那些药品慷慨地送给医生，用以挽救女病人的生命。
医生大喜过望，因为他曾经用这种药治愈过肺炎病人。不过，他心里明白：如果不立刻把病人送到西安的医院，这刚有的一线生机随时又有可能断送掉。
医生立刻行动起来。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近二十年，不仅熟悉中国的社会民情，而且处世有道，否则，在那个有数十万平民死于饥馑和战火的地区，他也不可能在军阀混战中得以生存。在西安，他有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现在，为了这个命悬一线的病人，他不惜动用一切关系。他致电给一位主管铁路系统的朋友，并且亲昵地称呼他的外号铁轨！铁轨！我需要你的帮助！我要在明天的第一班火车上运送一件特别的物品--我这里有一位病人，需要在火车上为她搭一个床，并且在整个路途中要有四个人稳住这个床，使它不至于摇晃。你愿意帮我吗？非常紧急！”
“铁轨”当即满口应承下来。虽然这位病人现在正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但如果她知道这些特别为她所做的安排，她一定会感动得哭起来。
火车终于顺利到达西安，巳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立刻被送往医院。一位女大夫为了让她能够有一间宽敞、通风的病房，特意腾出自己的房间。尼尔森小姐以及医院的护士长玛杰小姐，开始轮流护理她。
半个月过去了，病人的斑瘆伤寒高热开始减退，但她仍处于意识错乱状态。日本人在按兵不动几周后，又开始轰炸西安。当炸弹从天而降的时候，医生正和病人呆在一起。每当炸弹落地将病房震得地动山摇时，她就下意识地动一下脑袋，显得极度紧张和不安。她的整个身躯开始冒着冷汗。医生虽说见多识广，可也从未见过如此焦躁不安的病人。他所能做到的，只是紧紧握住她的拳头，尽力安抚她。
医生克服了重重困难，把病人带回西安。可如今，他意识到为了给她营造一个安静的修养环境，他不得不面对更多的麻烦。日本人的轰炸已经开始’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大轰炸还将继续下去。在这样的环境中，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她，能侥幸活过来吗？
此时，她仍然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当一位护士站在她身旁的时候，突然发现她表情痛苦，随后听见她喃喃自语：“我的孩子们呢？我的孩子们在哪里？日本鬼子包围了我们，这些畜生会杀死我们的。哦，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杀死我们的！”
接下来，低语声逐渐变成了惊叫声，随后，她的嘴里惊恐地吐出一串中国的地方方言。有些人听出来，这是来自中国北方山区的土话。一丝微笑挂在了她的脸上。随后，她开始哼唱一些听起来有些怀旧的歌曲：
“还记得那个紫丁香花开的夜晚吗？小小的声音在耳边游动，扑扑扑……扑扑扑……”
这些从喉咙里发出的曲调，慢慢地飘进医院湿热的房间里。在那里，苍蝇们正在雪白的天窗上嗡嗡作响。没人了解这些简短的、断断续续的旋律，它们来自何方？是否也曾陪她一起翻山越岭、穿越风尘与战火？它们是来自那些她所带领着排队行进的孩子们的口哨声，还是来自灵感与上苍的天籁之声？也许，这只是她脑海里残存的记忆，或者是她的漫无边际的遐想。医生弯下腰来，坚持着，日复一日，周复一周，耐心地玲听着她的过去。显然，那并不是一些令人快意的事，但是，他确信，这个瘦小的女人，一定曾历经艰险、遭受过世人难以想象的磨难而现在，她的疾病，她恍惚的神情，还有那些咿咿呀呀的曲调，又把她重新带回那段艰难岁月。
当然，在她的记忆里，也有过无比美好的时光，它们将在心中永存。尽管在此时此地没人知道她的名字，但是，你要是再走远些，在那个面积足以与整个英格兰相比的省份--山西，你就会知道，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姓名--艾伟德！一个充满爱心、意志坚强和品德高尚者的名字。在那里，人们都知道艾伟德就是她，她就是艾伟德，而并不在意这是一个中国名字还是英国或是某个欧洲的人名。她也没有刻意地告诉过周围的人们--在那个硝烟弥漫的乱世，谁还会去刨根问底呢？你是谁？你来自哪里？你到这儿干什么？没人关心这些。
比如’拿随身带着一支来复枪的雷将军来说吧，她还记得那个邂逅雷将军的山村，以及那个漆黑的夜晚，她记得他最后消失在夜色里，黑色长衫随着双腿有节奏地摆动着。让她匪夷所思的是，作为一个西方人，他竟然领导着一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抗击日本鬼子的游击队她从未得知过他真实的姓名，只知道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也许是一位荷兰人？她这么猜想，他是怎样来到中国的？他又为何奔波在抗日的最前线？这些，她都一无所知，尽管他曾亲密地坐在她的身旁，那时，煤油灯闪烁着微弱的、谜一样的光芒’映着他那饱经沧桑的脸颊。他们探讨着各自的处境，以及内心所面临的抉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最终，他还是翻过了那座大山，回到他的前线，去和日本人浴血拼杀。
在她的生活中，不知姓名和来历的人物简直是太多了，比如，在山西，她所长期生活的山地县城阳城的那位地方最高长官，穿着鲜亮的绸缎衣服，看起来像个出身显赫的大人物，总是离群索居，把自己关在山顶的官邸里面--他根本不想去弄清他辖地的那些西方宗教团体的名字。还有苏兰，一个漂亮的女孩，有着白皙的皮肤和灵巧的双手，精致得像只蝴蝶，然而，她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要为达官贵人当牛作马，辛劳一生。还有一位姓冯的佛教徒，光着脑袋，在一个肮脏的监狱里怨天尤人。她也还记得那位老婆、孩子都葬身火海的骡夫？’当然还有林楠’一位从战火中走来、她爱过的中国男人。
一个温柔的声音一直萦绕在她的耳旁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吧，别害怕，这里没有战争。”
害怕？也许她应该告诉他们，她现在一点也不再在乎害不害怕。在西伯利亚的松林里，那个下着大雪的夜晚，她曾在害怕中睡去：在俄国远东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当她在小旅店的房间里被劫持时，她曾感到害怕；到中国后，在一个恐怖的监狱里，当浄狞的刽子手举着溅满鲜血的斧头对着她时，她曾感到害怕；在避难的山洞里，当那些野狼嘶鸣着，并且在黑夜里闪着一双双绿闪闪的眼睛对着她的时候，她曾感到害怕；当日本人咆哮着“站住”，当子弹打在她的周围，留下一个个洞眼的时候，她曾感到害怕……可是，现在，她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而那些恐惧’已远远留在身后了。
“你的名字？”她的耳边一直回响着这样一种声音你究竟是谁啊？你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看上去似乎有点幼稚。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弄清了她的名字--格拉蒂斯？艾伟德。
她出生在艾德蒙顿--他们确定听到的是这个地方，那是在伦敦北郊吗？在那些年月，城市一直在快速地扩展着，新地名层出不穷。早些时候，伦敦还没有灰砖’那些红砖建筑及生活废弃物充溢着城市的边缘。当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全家移居到了芝丁顿街，一排排红砖瓦房，家家都有镶嵌着蕾丝的窗帘和女贞树围成的栅栏，窗户上爬满了常春藤，每天早上卖奶人的吆喝声响彻那些灰色的街道，还有面包师傅赶着马车走过大街小巷。多么快乐的童年啊！她还记得做邮递员的父亲总是踏着一双笨重的靴子，穿着一身镶着红色徽章的制服回到家里。母亲在厨房里沏着茶水，她和沃莱特--她的妹妹，在房子周围嬉戏，和别的孩子们在街道上玩耍。
她还回忆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德国人驾驶着飞艇轰炸伦敦城的时候，是她首先发明了治愈“害怕”的解药。她把在街道上玩耍的小伙伴们带到客厅里，面对墙坐着，而她自己则坐在一个破旧的、小型的脚踏风琴面前，用力踩动踏板，高唱着圣歌，歌声的分贝足以睥睨划过天空的蝉鸣。在激动人心的圣歌中，她那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从没有抛弃过她。
在中国的日子里，她发现正是这种信念激发起民众内心的坚强和力量。
尽管山险水恶，条件艰苦，那些疲惫不堪、脚上磨起老茧的孩子们不正是唱着这些歌曲，翻越一座座高山，渡过一道道急流，克服一个个突如其来的困难，虽衣衫褴褛，却坚定不移地行进在古老的黄河流域？当然，其间有时也有困惑和彷徨，但回过头来看看那所走过的崎岖坎坷的路途，那点失望又算得了什么呢？
她又想起在伦敦一所神学院学习的日子。教室的窗外，黝黑的树枝在天空中摇曳着。校长--位矮小、消瘦、前额饱满的老学究，坐在桌子对面，眉头紧锁，眼睛眯缝着，一动不动地盯着她深蓝色的双眼。她甚至还记得那小老头当时的表情，哦，竟是如此的严厉！她当时才二十六岁，有着十根瘦弱、纤细而干净的手指，深蓝色的眼睛，椭圆形的脸庞，深褐色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在脑后扎成一条辫子。大概校长也看出了她的固执，同时也看到了她脸上紧张的表情，但他确信，很快这种紧张就会被失望的情绪所取代。因为他知道，她并不愿意放弃所有的希望，直到他最终打碎它。
他把她的成绩单摊开，放在面前，抹了抹嘴唇说道：“艾伟德小姐，我想你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三个月了吧？”
“是的，先生。”
“你学的是神学，对吧？”
“我学的并不好，是吗？”她低声问道。
校长扬起眉头：“的确，是不好，一点也不好！”
她还记得，当时她是如何把双手放在膝盖间紧握着。她好像几乎听不到那些反复数落她缺点的声音。她明白她缺少那份能与他争论的信心，而且，她受的教育也不足以通过学校的那些考试，同时她也明白自己没有什么社会背景，这使得她没有任何机会可以立足。
但有一点她十分清楚，那就是她来此学习的目的：她想要去中国！
“你看看，艾伟德小姐，所有这些错误都是非常明显的，”校长看着她，语气中带着几分同情，“但最最重要的是你的年龄。如果你在这里的教会中心呆上三年，然后我们再派你出去工作的话，当你到达目的地时，你大概已三十岁了吧？”他略带怀疑地摇了摇头，“按我们以往的经验，三十岁以后，除非是特别优秀的学员，否则，他们会发现学习中文是十分困难的。我想，你应该明白这点。我认为，你已经没有必要留在这里继续学习了。我承认，你已经被训练成一位有着良好信仰的学员了。如果你继续在这里的话，将是一种时间和金钱的浪费！”他留下了这些没有完结的话。
“我明白，”艾伟德低声说道，“感谢你能让我来到这所学校。我不能继续学习并不是你的错。”
校长还是想尽力抚慰这种失望：“不要这么悲伤，喏，回去吧！在英国，像你这样的人可以做许多有用的工作的。”他停了一下，问道，“现在你有什么打算吗？”
“还没有。”她回答道。
伦敦俯瞰他看了一眼她的简历我看看你以前都干过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