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立国伊始，因他和手下的大将文化程度均不高，故群臣公然在朝堂上随意出入，哄然叫嚷，争功邀赏，互责短长，鄙言陋行，斑斑不绝，醉后喧哗甚至拔剑击打宫殿的支柱，于是采纳叔孙通的意见订立君臣之礼。试行后，刘邦大叹：“我到了现在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于是汉朝之后才逐渐出现大臣对君王的跪拜，例如汉代元旦朝贺之仪，其制为：三公上殿后面向皇帝座位，赞礼之太常就高声唱喝：“皇帝为君兴”，即皇帝起立对三公的礼贺表示敬谢之意。三公于是跪伏，然后皇帝坐下。皇帝册、授王、公爵职时，王、公拜谢，皇帝也以起立作答礼。
唐代以前没有桌子，只能席地而跪，所以表示尊敬只有叩头，不过那时不仅是大臣给君主叩头，君主有时也会给大臣叩头。到宋代有了桌子，基本上就改为鞠躬礼了，至于像满清那种三跪九叩的大礼，确实是满清独一无二的发明。清人康有为对这一变化描述说：“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这里说的就是古代中国君臣之礼的变化情况：唐以前是臣与君共坐，到了宋朝，皇帝仍坐，大臣则由坐改为站立。元朝进一步发展为臣下跪着向坐着的皇帝察复，明清沿袭而不改。
君尊臣卑的强化，使君主礼敬大臣的仪制被逐步取消，君臣之间等级差距加大并森严化。明清时期，皇帝的威严已被抬高到绝对至尊的地步，君主容不得臣下对其尊严的丝毫损伤。据史料记载，清代有名的大学者纪晓岚曾因在陪太子读书时未采用下跪的姿态而遭到了皇帝的训斥。纪晓岚尚且如此，别人见皇帝的处境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见，现今荧屏上从春秋战国到清朝，大凡君主上朝就是群大臣趴在地上三拜九叩、三呼万岁的景象其实是对历史的误解，并非古代的臣子见君主都要下跪叩头的。
纪晓岚没资格与和珅斗法
最近，关于纪晓岚与和珅的电视剧层出不穷。在剧中，乾隆皇帝和两个爱臣打成一片，纪晓岚时时不忘捉弄一下和珅，让他在皇帝面前出尽洋相，又每每能化险为夷，成功避开来自和珅的报复。剧中的纪晓岚正直、英俊、机智、洒脱，与油腔滑调、不学无术的和珅形成了鲜明对比。观众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无不深感痛快。
可是，历史上纪晓岚真的与和珅处处作对吗？《铁齿铜牙纪晓岚》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吗？
查阅史籍，可以发现《铁齿铜牙纪晓岚》的剧情情节与史实有几处出入：
第一，据史书上记载，纪晓岚“貌寝短视”。所谓“寝”，就是相貌丑陋；所谓“短视”，就是近视眼。跟纪晓岚打了十年交道的朱珪曾经有诗这样描述他：“河间宗伯姹，口吃善著书。沉浸四库间，提要万卷录。”从诗中得知，纪晓岚还有口吃的毛病。原来，纪晓岚不仅比较丑，还有近视眼、口吃，这些与银屏上风流倜傥的纪晓岚形象，颇有些不同。
而令人大喊意外的是，和珅在当时被称为“满洲第一美男子”，据说他身材颀长、眉清目秀，不仅是个标准的美男子，而且还是一个聪明绝顶、出口成章、处事机敏的干练之材，而且很会理财、敛财，并且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平时巧答应对、处理政务干练决断，都甚合乾隆心思，并不是影视剧中所展现的那个又矮又肥的胖子形象。
第二，在影视剧中，纪晓岚和乾隆皇帝之间的君臣关系表现得十分融洽，乾隆对纪晓岚十分信任。于是我们都得出一个结论：纪晓岚是乾隆皇帝的“爱臣”。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剧情已经过了编导们的美化，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圣主”，也是一位自小生长在深宫的皇帝，有很多独特的喜好。比如，乾隆对身边的近臣有他自己的一条选择标准，首先必须机警敏捷、聪明干练，并且要相貌俊秀、年轻漂亮。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和珅、王杰、于敏中、董诰、梁国治、福长安等人，都是数一数二的“美男子”，而相貌丑陋的纪晓岚遇上乾隆，即便他再才华横溢，也难得到真正的重用，难以参与重大的政治决策，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意思是说他只能做乾隆的“词臣”，而难以做乾隆的宠臣、重臣。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均是这种际遇的体现。这种官职并无重权、实权，只是大清朝廷的摆设而已。他一生没有当过真正有实权的官。
其中，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乾隆对他的态度：一次乾隆派他出任都察院，他因判案不力，本应受罚，乾隆却说：“这次派任的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本来只不过是凑个数而已，况且他并不熟悉刑名等事务，又是近视眼……他所犯的过错情有可原。”可见纪晓岚在皇帝心里的地位。相反，和珅却得到了乾隆的青睐，官至军机大臣、大学士。
所以，纪晓岚无法与权臣和珅斗法，因为不是一个“重量级”，而且纪晓岚也没有与和珅为敌的意愿。因为与和珅作对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贬官的贬官，流放的流放，杀头的杀头。
第三，在电视剧中三个人的年龄看上去差不多，这一点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据载，和珅的生卒年是(1750—1799)，纪晓岚是(1724—1805)，纪晓岚要比和珅大26岁，纪晓岚考中进士的时候和珅才出生，等到和珅飞黄腾达的时候，纪晓岚已经60多岁，他俩基本上没有同朝为官。
综上所述，纪晓岚不可能也没有资格与和珅斗法。
自称“奴才”地位高
细心的观众在看《铁齿铜牙纪晓岚》时可能会发现，和珅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而纪晓岚却自称“臣”，为什么会有不同呢？会不会是编导按剧情的需要故意丑化和珅呢？
按现代人的眼光，“奴才”的地位肯定要比“臣”的地位低，但是，和珅是满族人，纪晓岚是汉族人，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汉人应比满族人地位低，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编导弄错了？
“奴才”一词，本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句骂人话，意为无用之人，只配为奴，故又写作“驽才”，当时中原并没有这种说法。
“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冒称”，就是说，汉人称自己为“奴才”是不够资格的。
在乾隆三十八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帝作出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不让汉臣称“奴才”，为此，宁肯让满臣迁就汉臣也称“臣”。
满洲人入关前，大体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虽然占据了中原，但奴隶制的胎记并未完全退去，即使到了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很浓厚的奴隶制习气，主奴之间等级森严。这个习惯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满臣奏事时要自称“奴才”。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汉臣则没有满洲人传统的主奴关系，所以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称“奴才”。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便被认为是冒称。
在满人的眼里，“奴才”要比“臣”金贵得多。“奴才”，实际是一种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
鲁迅先生的杂文《隔膜》里的一段话，也印证了这个问题，他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理解了两者之间的差别，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那段历史。幸好，“奴才”之类的词，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兵是兵，勇是勇
现在经常可以看到清朝时期的历史剧，细心的话，就会发现荧屏上有些士兵身上穿着带有“兵”字的衣服，而有些士兵身上的衣服却是带着大大的“勇”字，为什么不相同呢？难道是道具师不小心弄错了，还是两者是一回事呢？
其实，这一小小的细节中也藏有一些学问。
史载，“兵”是清代国家的常备武装力量，分为八旗军和绿营军。八旗军为满兵，绿营兵则是为弥补满军的不足不得不征用八旗之外的汉兵，这种军队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故称绿营兵。八旗军同绿营兵虽然使命相同，都是保家卫国，但主次不同，朝廷倚重不同。按定制：八旗兵大部分卫戍京师，为国家精锐部队，掌管京师安全；绿营兵则遍布全国各地，数量要比八旗兵多几倍乃至几十倍。待遇方面则绿营兵比八旗兵差远了，通常影视剧上浩浩荡荡的大军都是绿营兵而非八旗兵。
“勇”则不同。勇又叫“乡勇”，是由于军事的需要而临时招募的军队，以补八旗、绿营之不足，战事完了即解散，他们并不是国家正式的军队。直到清末太平天国时，曾国藩以团练起家，才改非正式的乡勇为练勇(即湘军)，定兵制，发饷粮，称为勇营。从此，“勇”和“兵”一样成为国家的正规军主力。
为了相互区别，朝廷规定八旗兵和绿营兵着“兵”服，而勇营着“勇”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