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和武大郎都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但你可曾想到，历史上真实的武大郎居然是身材高大的帅哥，潘金莲也不是潘裁缝的女儿，而是贝州潘知州的千金小姐，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武大郎的弟弟武松居然也没有上梁山……
潘美不是害死杨业的大奸臣
许多戏曲、小说，如《杨家将》、《潘杨讼》、《佘赛花》中有一个反面角色——潘仁美，它们在歌颂杨业一门忠烈的同时，也把潘仁美塑造成了一个大奸大佞、阴谋害死杨业的人。随着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潘仁美的反面形象也深入民心。
潘美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并没有潘仁美这个人，其实这个角色是以宋朝名将潘美为原型塑造出来的。
开封市里至今还有两湖，一清一浊，西边是杨家湖，传说是宋朝杨家将天波府旧址，东边是潘家湖，传说是宋臣潘美府旧址。杨家湖水色碧绿清澈，潘家湖混浊污臭，据说就是因为杨家将世代忠良而潘美是个奸臣。
这似乎已经成了定论，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查阅《宋史》等一些正史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有“潘美是个奸臣”的记载，相反，《宋史》对潘美的评价很高，潘美也不在其专门列奸臣之名的《佞幸列传》之中。
对于杨业的死，戏曲、小说中都说是因为潘美与杨业关系不和，他嫉妒杨业，是他陷害了杨业。其实这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据《宋史》记载，雍熙三年，宋太宗下旨全面进攻契丹，下诏兵分三路进行北伐：东路军刚出击就遇到契丹主力的迎击，大败于歧沟关；中路军闻听东路败北，也不战而溃；只有潘美、杨业的西路军，出师仅两个月，便战果累累，收复了朔、寰、云、应四州之地，当时监军王侁邀功心切，主张强攻，但杨业不同意，说：“今敌锋益盛，不可与战。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悉兵来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他刚说完，王侁反对说：“我们有几万精兵，为什么这样胆小怕事！应该走雁门关北面的大路，向朔州行进，然后攻打寰州。”他还讥讽杨业说：“你平素号称‘杨无敌’，而今见到敌兵，就停滞不前，不肯打仗，难道你有其他想法吗？”杨业无奈，只得率本部人马出击。
出兵前他与王侁、潘美约定，请他们在陈家谷口安置伏兵接应。王侁等在陈家谷口设置了伏兵，但一直到中午也没见到杨业，以为他取胜继续追击去了，便带兵撤离。《宋史》中说：“(王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灰河西南行二十里。”说明潘美虽加阻止，但态度不够坚决。
此时杨业与辽军作战已伤亡大半，原以为有人接应，谁知到了陈家谷口却空无一人，最后被俘。杨业被俘后叹息说：“朝廷待我甚厚，本当讨敌安边，以报国家，不料被奸臣所逼，致使王师败绩，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即拒绝进食，三日而亡。他死后，宋廷给潘美贬官三级，将王侁、刘文裕罢官。旌表杨业：“尽力死敌，立节迈伦，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求之古人，何以如此！”
王侁“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为什么潘美“不能制”？这是因为王侁是监军。监军和通判一样，是皇帝的亲信。“监军”既不是副职，也不是属官。监军代表皇上对在外将帅的行动进行监督和挟制，他还有权处死有不轨之举的将军。监军王侁代表皇上对将帅的挟制，既对杨业，也对潘美。在与杨业的争执中，是监军王侁“语激杨业”，在陈家谷是监军王侁擅离谷口，史籍上记载得非常清楚。如果说，对杨业之死非要去找一个所谓的陷害者或“主谋”，那自然是王侁，而非潘美。
潘美在此事中能负什么责任呢？他应负有领导责任，责任就在他身为统帅，未能有力节制王侁的轻敌妄动，但不能把全部的过错推到潘美的身上。
潘美的奸臣形象最早出于一本无名氏撰写的《杨家将演义》中，将潘美(书中用了假名“潘仁美”)刻画成通敌卖国、残害忠良的大奸臣。此后，潘美的形象被慢慢丑化，《杨家府演义》等小说不仅把潘美写成了奸臣，还让潘美死于忠臣开封府尹寇准的刀下。
包拯没有当宰相
在传统戏曲中，包拯经常被尊称为“包相爷”，相爷就是宰相、丞相，事实上，包拯从未做过宰相。
包拯29岁中进士后，因为他孝顺父母，竟辞官归里，颐养双亲，以终天年。直到先后给父母送完终，并且守孝满期后，包拯才出去做官。先任天长县知县，后又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
端州出产一种名砚——端砚，作为向朝廷进贡的贡品。由于官吏大量贪污，每年进贡端砚数不断增加，人民不堪重负。包拯上任后，下令只按规定数进贡，任何官员不得加码、贪污，一扫往日贪风，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包拯自己后来离任时，连一方端砚也没有带走，当地百姓均赞他廉洁无私。
此后包拯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判官，三司户部副使，知谏院，瀛洲、扬州、庐州和池州知州，江宁、开封府知府，三司使，枢密副使等职。
包拯担任过的最高行政职务是枢密副使，也就是枢密院的副长官。枢密院是管理军国要政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宰相管理政权，枢密使管理军事，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因此，虽然包拯没有担任过宰相，但其担任的枢密副使也可称为副宰相级别的官职，因此，被后人称为“包相爷”也是恰如其分的。
宋嘉祐七年(1062)五月，包拯在开封病逝，终年64岁，死谥“孝肃”。“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
刘墉不是罗锅儿
刘罗锅因为为官“忠君、爱民、清廉”，深得百姓喜爱，有关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当代的影视剧作家也很了解民众这种渴盼清官的心理，于是，刘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镜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在剧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贪官和珅成了死对头和欢喜冤家。和珅在他面前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经常弄巧成拙，想算计人却反遭算计。乾隆皇帝对他又爱又恨，又有点无可奈何。这个人物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愿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义的化身，甚至连他的罗锅儿也让人不但不觉其丑陋，反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
其实，历史上的刘墉不可能是罗锅儿。因为，在封建社会，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的。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所谓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所谓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所谓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姜纬堂先生早在1996年时，就曾在《北京晚报》上专门撰文《刘墉绰号“罗锅”考》，指出过这一点。
另外，按照当时的科举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全是以貌取人，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胖瘦适中，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才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个就会落选。清朝选官如此重视相貌，若刘墉是罗锅儿的话，又怎有可能被选上？由此可以推出：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但也不至于是个残疾人。
史书上记载，嘉庆帝的确称过刘墉为“刘驼子”，但是刘墉当时已经年届八十，80岁的老头难免会有些驼背弯腰，但是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罗锅”，或者以为他生来就是个“罗锅”，那就不准确了。
才貌双全的和珅
和珅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贪官，在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影视剧中的和珅老是被刘罗锅和纪晓岚捉弄，只会油头滑脑、阿谀奉承，观众受剧情的影响，渐渐把和珅归入不学无术、无才无能的庸人之列。
但历史上的和珅真是这样的人吗？
和绅
《清史稿》本传中称和珅“少贫无籍，为文生员”。他童年时家境并不富裕，母亲在他3岁时就去世了，父亲常保长年戍守在外，无暇照顾他和弟弟和琳。据说，和珅年龄稍长一些，就经常让家人刘全驾车带着他到处去借贷以度日。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小小年纪的和珅懂得了读书的重要性，在读过几年私塾后，十余岁即被挑选到咸安宫官学读书。咸安宫官学坐落于皇宫西华门内，主要招取内务府及八旗官员的俊秀子弟，可以说是一所重点学校。和珅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儒学经典和满、蒙、汉文字的教育。他熟练掌握了满、汉、蒙、藏四种语言，并练就一手堪称一流的书法与绘画，除必修的功课外，他还有意搜集乾隆皇帝的诗，模仿皇帝的字体，这一切都为他的将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767年，和珅顶替父亲在宫中担任三等都尉，一天偶然发生的事，改变他的命运：一日，乾隆出宫，在轿中阅边报有奏犯脱逃者，乾隆微怒，诵《论语》：“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时随从诸校尉及期门(官员，掌护卫)、羽林(皇帝护卫军)之属，皆惊愕相视，不知所措；继互相询问，帝语何意？和珅应声曰：“典守者(县尉，掌缉捕和狱囚)不得辞其责。”乾隆为之惊异，问其出身及所学。和珅应对如流，颇令乾隆满意。
随后，和珅在极短的时间内，平步青云，从一名普通的侍卫，如同坐直升机一般升入权力高层，成为乾隆的亲信重臣，这种升迁速度是极为罕见的。
能得到乾隆皇帝的重视与宠爱，当然不排除和珅深谙溜须拍马之术，但是没有一些真本事是不行的，他本身的才干和机敏是其得宠的主要原因。
史籍记载，和珅除长相俊俏、气度不凡外，还是一个聪明绝顶、出口成章、处事机敏的干练之材，而且以理财、敛财专长。在他任内务府总管之前，这个主管皇家事务的机构总是入不敷出，常常亏空，和珅做了总管之后，内务府不仅不亏空，而且还略有盈余；他不仅善于从各省封疆大吏、盐政织造及富商大贾那里聚敛钱财献给皇上，而且还首倡在朝廷施行“议罪银”，收入所得全部并入内务府特别收入，以满足乾隆骄奢淫逸和好事铺张的生活需要，这一点深得乾隆皇帝嘉许。
而且，和珅记忆力惊人，过目成诵，聪明决断，办事干练，就连嘉庆也肯定他“精明敏捷”，这些正是晚年的乾隆所需要的。乾隆在《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曾特别提到和珅“于清文、汉文、蒙古、西番(藏文)颇通大意”，乾隆五十六年(1791)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唯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勤劳书旨，见称能事。这些才干都很令乾隆满意，和珅成为他不可多得的助手。
牛皋没有气死金兀术
《岳飞传》自古深受百姓喜爱，当中最令人悲愤的就是岳飞屈死风波亭，最让人拍手称快的就是“牛皋气死金兀术”，由于岳飞屈死风波亭是信史，所以，很多老百姓把“牛皋气死金兀术”也当成了真正的历史。于是，不知不觉中误解了历史。但历史上二人的真实情况是：
牛皋是南宋将领，一生戎马生涯，出生入死，屡立战功，被誉为抗金名将。1129年，金兵入侵中原，牛皋聚众抗击有功，被提拔为中军统领和荥州刺史。1133年，牛皋加入岳家军。在以后的抗击金兵中立下汗马功劳，被提为岳家军副统帅。岳飞遇难后，秦桧于1147年密令都统制田师中在杭州以宴请各路大将为名，用毒酒害死牛皋，牛皋死前悲愤地说：“恨南北通和，不能以马革裹尸！”死后埋在杭州西湖栖露岭北的剑门关畔，墓前立一碑，其碑文为“宋辅文侯牛皋之墓”。
金兀术，本名完颜宗弼，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第四子。1126年，金兀术破北宋都城汴京，俘获徽钦二帝，灭掉了北宋。同年五月，康王赵构继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史称南宋。1140年金兀术还朝，兼监修国史，以功拜进太傅；七年，为太师，令三省事，都元帅，独掌军政大权。1149年病死。大定十五年，谥“忠烈”。这些在《金史·宗弼传》中都有专门记载。
据史料可知，牛皋于1147年被秦桧派人毒死，而金兀术于1149年病死，牛皋死后两年金兀术才死，何来的“牛皋气死金兀术”呢？
武松并未上梁山
大家都知道，武松是个英雄，功夫也十分了得，他的故事至今让人津津乐道，“武松打虎”，“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等，每一个故事都脍炙人口，让人拍手称快。他的行侠仗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水浒传》是一部小说，所以大家可能会把武松当做小说中的人物，认为武松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他的英雄事迹是作者杜撰出来的。
其实不然，历史上确实有武松这样一个人，但只有其人，却无其事。
《临安县志》、《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史籍中都有关于武松的记载：武松，原系浪迹江湖的卖艺人，“貌奇伟，尝使技于涌金门外”，“非盗也”。杭州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高强，人才出众，就邀请他来知府当督头。不久，因有功被提升为提辖，成为知府高权的得力助手。后来，因高权得罪权贵，被奸人诬陷而罢官。武松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赶出衙门。
继任的新知府是太师蔡京的儿子蔡鋆，是个大奸臣。他倚仗其父的权势，在杭州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百姓怨声载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蔡虎”。武松对这个“蔡虎”恨之入骨，决心拼上性命也要为民除害。
一日，他身藏利刃，藏在蔡府附近，等到“蔡虎”前呼后拥回来的时候，便箭一般地冲上前去，向蔡鋆猛刺数刀，当即结果了这个坏蛋的性命。官兵蜂拥前来围住武松，武松终因寡不敌众被官兵捕获，后惨遭重刑死于狱中。
从这里可以得知，武松除害后在狱中“遭重刑”而死，并没有上梁山。
杭州的老百姓“深感其德”，为了纪念这位好汉，将他葬于杭州北山街西泠桥畔，面对着秀丽的西湖。后人立碑，题曰“宋义士武松之墓”。
施耐庵通过艺术加工，将他塑造成了《水浒传》中的武松形象，至于武松最后的结局，《水浒传》也写到他成了清忠祖师，得享天年，实在是一种符合老百姓心愿的、美好的艺术处理。
武松之墓
包青天没有三口铜铡
大家都看过《包青天》，戏里面的包拯、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公孙先生、展昭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一帮人马团结一心，神通广大，铡贵戚、铡国舅、铡一切贪官污吏，包公手握上方宝剑，甚至连皇帝的圣旨也可以对抗。什么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什么阴阳镜，连阎王老子也要退让三分，妖魔鬼怪更不在话下。人们看了心情舒畅、扬眉吐气，贪官污吏看了胆战心惊。
据说当时的包拯，因为惩治有功被皇上连升数级，成为开封府知府。皇上为了保证其在执法过程中的公正、迅捷，更赐予了上斩昏君、下斩奸臣的上方宝剑与先斩后奏的利器：龙头铡、虎头铡与狗头铡——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朝臣不忠。死在包拯铡刀底下的有当朝国舅、东床驸马以及数不尽的贪官污吏，还有自己的亲侄子……当时京城甚至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说法。
铜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