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警察管几万人到一群警察管几万人！老特工戏弄新官僚！迷茫的特工与暗藏的《圣经》。
爱情的时局！亲情的迷局！改革的战局！性福的机关！疯狂的时尚！
副秘书长的“情弹”！杀父仇人的“海归”！闹来闹去还是“一笑”。
一
一场突发的战争，延续了我的军人生命。
我身体这个样子，本应该在1978年冬季退出现役，可是与我们东邻的边境一带爆发了中越战争，老兵退伍工作全部停止，并且岩巴等二十名战斗骨干还被抽调到了参战的野战部队，不幸的是，岩巴在战斗打响的第一天就牺牲了，到1979年3月5日战争宣布结束，我们连参战的战斗骨干伤亡了一半还多。如果说战争是游戏，那么，临时组合部队打仗则是荒唐的游戏。我们是边防连队，根本就没有经过野战训练，让不具备野战本领的边防战士跟着坦克攻山头，除了二百四他哥哥，别人是不会这么干的。可怜了一群年轻的生命啊！
到了1982年春天，中越边境的战事稍微平缓了，我才脱掉了军装，重归老百姓队伍。
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最不敢让我相信的是父亲的变化。他已经成了一个十足的酒鬼，一天三时泡在酒里。喝多了酒，他就歪歪扭扭地寻机闹事，看到不顺眼的开口就骂。公社书记黑大牙最怕他了，遇见父亲都躲着走。有次，黑大牙被父亲堵在了胡同口里，让父亲足足给教训了一个小时：
“你看看，你看看，不正之风盛行呀！老百姓有怨气呀！”
黑大牙惹不起父亲，想应付几句就走人：“老部长，您说得对，一百个对！但大环境，大环境，有些我是无能为力的。”
“妈的，大环境？不对！你看看，你看看，过去，咱们公社就一个公安员，就一个，那治安，没的说，可如今，十几号警察，今天杀人，明天放火，为啥？你们太不公了！老百姓有气！”
“不仅这样，不仅这样！犯罪，主观，主观是主要的。”后来，黑大牙边说边闪，趁着父亲不注意，一下溜走了。
父亲喝酒闹大了，人们都会把伯父喊来，也只有伯父能够降服了他。这是因为父亲从心灵深处对伯父的敬重。
改革了，要调工资了，父亲受职务所限，上调的幅度很小，他的工资被黑大牙赶上了，这预示着他的资格优势行将丧失，因此，他很伤心，喝了很多酒。他找不到人倾诉，就跌跌撞撞地去了小树林。在公社骡马队的屋后，有一座小坟包，是他那匹高头大马的。在我当兵的那一年，高头大马死了，他让人埋在了这里。本来是没有坟头的，后来，父亲孤单了，就给他的爱骑立了个坟头，实在没地儿倾诉了，他就独自蹲在这里。这匹高头大马，是他的过去，是他的辉煌，是他的骄傲！
天黑了，风起了，父亲躺在坟头一侧，迷糊着。伯父提着一个军用水壶来了，喊醒了他，让他喝足了水。父亲清醒了后，痛苦地仰望着茫茫的夜空，对伯父说：“大哥，我这一辈子太窝囊了。”
伯父没有吭声。
父亲长叹道：“我铁心实意地跟着共产党，咋落到了这一步呢？”
伯父依旧没吭声。
父亲又痛苦地扭动着鼻子，说道：“大哥，当初若不是跟你走散了，没地儿找饭吃，说不定我也会跑到沈阳，跟着国民党的。”
伯父从鼻子里冲出了一声：“哼！你这样，跟着国民党也干不好！”
退伍以来，最不可理解的是母亲。她从小就是个叛逆者，因为看不惯姥姥的装神弄鬼，初中毕业后就愤然离家，参加了革命，成为了一名典型的无神论者。而现在我却惊异地发现，母亲卧室的三屉桌上，竟设了一个香台，墙上还贴着观音菩萨的画像。已经鬓发斑白的母亲，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一个人虔诚地面对菩萨，双手合十，念念有词。但一听见推门声，她就会立刻转换姿势，装作没事的样子。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态，让我感到十分好笑。
伯母却没有多大变化。或许是因为肥胖和黝黑的缘故吧，她看不出老了多少，依然是那么慈眉善目，超然物外，顶多是手里多了一本《中医保健手册》。
伯父虽然老了，头发也花白了，言谈举止和气色神态，仍旧那么一板一眼，镇定自如。匪夷所思的是，他的枕头底下多了一本黑封面的《圣经》，还是英文版的。当他意识到我发觉了这本书时，那本《圣经》就再也不见了。但他在跟家人闲聊时，也会流露出自己的观点：“这信仰那信仰，太远了、太虚了，都是骗人的信仰。平等、博爱，才是最实在的信仰。”
卫生院的刘易生已经平反昭雪了，但他依然干他的医生，只不过除却给人看病，他几乎不再跟别人交流。没事了，他会背着双手，低着头，沿着小镇的外围转悠，见了谁也不搭腔。偶尔遇上了伯父，总是用怪怪的眼睛瞥上一眼。
后街的赵久福死了。那是在我当兵后的第三年，县里召开揭批“文革”罪行的大会，把赵久福当成了“打、砸、抢”分子，他在牢房里上吊自杀了。死前，他曾跟狱友说：“共产党搞一次运动就拿我出一次气，这哪是个头呀！”
他死后，骨灰没处放，因为他没亲人了，是伯父偷偷把他给埋了。
二
退伍军人最肯犯傻了：当了两天兵，立了点小功，就把自己当成人物了，可谁又买你的账呢！
我尽管胸前挂着军功章，怀里揣着伤残证，在工作安排上属于照顾的范围，可我们那批城镇退伍兵，八个人，一个当了公安，六个留在了县城，唯独我下了乡，分到了黄旗供销社当营业员。因为我沾不上家里的光，家里也没有光可沾。
我对分配不满意，伯父也不满意。他对我说：“你受过特别训练，分到公安局就对口了。”
父亲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分在哪里不一个样呀，反正混饭吃。”
听到这话，伯父气得直瞅他。
凭直感，我觉得县里的分配方案有猫腻，就想找个人打听一下。想来想去，想到了温见见。在县博物馆工作的见见，待人真诚，为人热情，有许多他爸爸缺乏的优点，我在当兵期间就跟他保持着书信联系。
不久，见见探来了一个惊人的内幕：县公安局的那个分配名额，是利用我的档案材料申请来的，但却落到了一个局长儿子的头上。
我决定进城，伯父说：“我陪你。”
进城容易，可找谁呢？怎么找呢？
刚踏入城池，伯父才有了主意：“走，找你管叔叔去。他现在是书记，一把手。”
我们一前一后，劲头十足地走进了县委办公室。
接待我们的是一名微微发胖、白白净净的秘书。他首先询问我们是哪里的，跟管书记的关系，然后将我们领到了一个空旷的会议室，让我们坐在那儿等待着，自己便通报去了。一会儿，胖秘书回来说：“地委的皮副书记来了，管书记正在汇报工作。你们先等一会儿吧。”
时间，冷酷的时间，在等待中被拉长了，我们自认为高贵的自尊和自信，也在等待中被撼动了。当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空寂和无聊的折磨，想走，却又不能；我们纯粹是被自己架在了那里，没人给我们一个下架的台阶，好痛苦啊！
临近中午，门外终于传来了脚步声，很轻，很有节奏。进来的果然是管书记，旁边还跟着一名戴眼镜的中年人。管书记见了我们，很正规地伸出了一只手，跟我们分别握手后，介绍了身边的眼镜：“这是县委办公室的潘主任。”
他坐到了我们正面，潘主任却站在他的身边。
看来还是当官好啊，管书记比过去更加红润了，也显得更加年轻了，他沉静的眸子里放射着一种无声的威严。他只是轻淡地扫了我一眼，又把目光移到了伯父身上，他望着伯父，微微笑着，却不问什么。看来他习惯了别人的主动汇报。
伯父显然不太习惯这种官场上并不鲜见的情景，他略显慌乱，躲避着管书记的目光，右手还不停地搓着左拳。他的这种样子，让我有些悲哀，他一直是个乡村干部，浑身的乡土气，在这间豪华的会议室里，显得那么不入流。我感觉我的后背冒出了汗。
“噢，皮，皮书记来了？”伯父没话找话地问。
“是的，皮定仁同志来了。他来检查工作，顺便看望一下大家。”
这种喊名字、喊同志的权力，达不到一定的规格是不能所为的。同时，从他的语气里，似乎放射着这样一种信号：皮副书记是一个跟你们无关的人物。
伯父再也不知道说什么了，他沉下了头，我也沉下了头。至于那雄心壮志的初衷，早已烟消云散了。这种架势，能说那些事吗？即便说了，人家能当回事吗？
大家尴尬地静坐着。潘主任这时看了一下手表，对管书记说道：“管书记，省委宣传部的刘处长还等着您呢。”
“好，世文同志，我先走了。”说着，管书记站了起来。他似乎就没有看到我。
管书记走后，潘主任掏出了两张票子，带着极大的人情道：“老苏同志，这是县招待所的两张餐票，明月书记特意交代的，你们自己去吧。”
春天，县委大院的一排排垂杨柳开始发情了，一阵风儿吹来，它们便拼命地骚弄着长发，扭动着腰身，挑逗着观赏的人们。我们在穿过县委大院时，恰遇一群观花赏柳的人，我发现，走在前头的正是皮副书记。他依然那么黝黑，但却满面春光。伯父想躲避，但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近在咫尺。
“这不是世文同志吗？”皮副书记也是很正规地伸过了一只手跟伯父握了，他也是那样轻淡地扫了我一眼，并没有再伸出手来。
他就地站住，望着伯父，也是微微笑着，也是什么也不说，也是等待着别人的主动汇报。
伯父也是略显慌乱，无声地垂着头，很不自然，很不自在。
皮副书记却自如地望着他，不动声色。同样，他不在乎我。
同样，闪出了一个秘书样的人物，只不过头顶上有点儿秃：“皮书记，明月书记还在等着我们呢。”
“噢，抱歉了。明月同志还在等着我们呢。”
同样，在皮书记的语气里，管明月也是一个跟我们毫无关系的人。
一个说是跟省里的处长约见，一个又说是管、皮一起碰面，这种愚弄人的鬼话，确实令人难以忍受。
突然间，伯父变得十分冷静，他也微笑着对皮书记说道：“你们忙吧，我要到城东关去买酱茄子。亲戚来中国访问，点名要这东西。”
皮书记对伯父的话显然很感兴趣：“噢？到中国访问？你的亲戚？”
“在匹兹堡的美国国际钢铁公司做事。”伯父的这些话，让我都感到震惊，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门亲戚。伯父顺嘴补了一句：“姥娘门上的表亲。”
皮书记顿时郑重起来：“啊呀，国际钢铁公司的总裁来访，国家领导人都出面了呀！报纸有报道的。你的亲戚具体做什么的呀？”
“一个分管资金的高管。”伯父说得很轻淡。
皮书记对那个秘书说道：“周秘书，我，还有明月同志，跟世文同志可是老交情了，你是不是去协调一下呀？”
而伯父却适时谢绝了：“皮书记，我们就不麻烦你们了。我们在东关跟老友还有个局。老兄老弟的，这情分呀，比啥都重。”
皮书记扑闪了一下眼睛，也说道：“对对，友情为重。我们共产党人就是最讲感情的。”
他又转向了我：“这个是世勇的老三吧？对，叫老四。怎么，当兵回来了？”
“回来了。”伯父替我回答了。
“好，再见了！”伯父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出了县委大门，伯父掏出餐票，几下就撕碎了。
我刚想问什么，伯父哈哈笑道：“是不是匹兹堡的问题呀？子虚乌有，纯属虚构，讨个心里痛快吧。”
他又狡黠地闪动着目光，说道：“国际钢铁公司来访，报上有报道。市里新上了一个大型钢厂，就是他皮定仁负责，他正在为资金犯愁呢。前些日子，他动员工薪阶层集资，所以，我这么一说，他的臭架子就垮了。哈哈哈！”
伯父笑得很开心，甚至笑出了眼泪。
我也很开心。
可以后怎么办呢？伯父似乎胸中成竹，对我说：“他们戏弄咱们，不讲情面，就不兴咱们戏弄他们吗？你等着看吧，我给他唱一出好戏。”
三
人的兴奋点是变幻无常的。伯父回来后，似乎把我的事儿给忘了，他找来了父亲，说道起了进城的经历。
父亲听了伯父的讲述，哈哈笑了：“大哥，没想到啊，你还能玩这一套。不过，他们那个熊样，该当修理！”
伯父却又运筹帷幄，分析道：“这些年来，皮定仁也越来越好大喜功了。你看看报纸吧，三天两头的出头露面。这样的人，一旦逮到了对自己有利的机会，是绝不会放过的。”
“妈的，这个小皮子，咋会变成这么一个人呢！”父亲禁不住满腔愤慨。“都是文化大革命给搞的，人整人，把人情都给整没了。”
“你别啥事都往文化大革命身上推。”伯父不赞同父亲的观点。“吏之变，非一时一事之过。”
果然没有出乎伯父预料。过了还没两天，公社大院里驶进了一辆当时很少见的“蓝鸟”，车门打开，下来的是地委的皮书记和县委的管书记。黑大牙赶紧迎了上去。见到了黑大牙，皮书记环视着公社大院，说道：“古香古色，很有味道呀！”
管书记附和道：“是啊，这是典型的胶东四合院。明清风格交融，中西文化贯通，加之布局合理，宽绰疏朗，确实很有味道啊！”
两位书记进来的这番话，让深通官场之道的黑大牙顿时领悟了许多：如此闲情逸致，分明不是来检查督办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安排好生活，让他们吃好玩好。
于是，黑大牙悄悄地告诉公社秘书：“中午就搞两道菜，炖野兔、烤野鸭，野鸭一定要河套里的雄性。”
“就两个？”秘书问。
“对，就两个。量大一些。这是他俩最喜欢的。这样，既实惠，又不声张。对了，再到胶东酒厂整一坛子原浆来，要最好的，三百块一坛子的。快去快回！”黑大牙说。
在黑大牙的办公室里，皮、管的兴致依然不减，在海阔天空着。管书记用请示的目光探了皮书记一下，对黑大牙说道：“老温，人民公社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下一步，要撤掉公社恢复乡镇编制，你们将成为第一批试点单位。”
“谢谢领导关心，谢谢领导重视。”黑大牙将激动给予了戏剧化的夸张。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皮书记问黑大牙：“中午怎么安排的呀？”
黑大牙机警地说：“皮书记，您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皮书记轻轻点着烟灰，说道：“我想问一下，你准备的什么菜？”
“噢。”黑大牙赶紧汇报。“有野兔炖萝卜，有籽盐烤野鸭。”
“不错，这两个就足够了。”皮书记站了起来，跟黑大牙交代道。“你去通知一下苏世勇，我们带着菜，捎着酒，就到他家去吃。顺便，叫上他那哥哥。”
到了中午，皮、管两个书记一人托着烤野鸭，一人端着炖野兔，后头跟着一个拎着酒坛子的黑大牙，去了父亲家。
父亲家里支了一张圆桌，伯父主陪，父亲副陪，客人两边而坐，我负责在旁边服务。
客人临来前，伯父特意跟父亲交代：“你要把握着火候，别太过了，过了，老四的事儿就不好开口了。”
虽然父亲答应了，但我们并不放心：因为父亲沾了酒，只图嘴上痛快。
世上最精彩的变色龙就是政客。来到了父亲家里后，皮、管跟那天我们见到的简直就是两个样子。一入座，皮书记抓起酒杯，首先吩咐黑大牙：“给我倒满了。这些年，我一直没顾上看望老营长，先自罚一个。”
管书记也递给了黑大牙一个杯子：“还有我。这些年对世勇同志关照不够，也应当罚一个。”
黑大牙想了半天，也琢磨出了一个理由儿：“你看看，大书记们都这么高姿态，我也应该自罚啊。这干具体事的，还不是我吗？来，我陪着两位书记。”
这一出戏，把父亲给耍懵了：他不知道该当如何应付。
还是伯父有道道，他朝父亲使了一个眼色，说道：“老三，人家的姿态都这么高，咱也得检讨一下自己的不足呀！咱们不能光吃老本，要立新功，还要经常找领导汇报思想，检讨问题啊！来，咱们跟上一个赔罪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