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明白了一二。因为老波桃的二姑娘快四十岁了，嫁到了境外的佤寨，而丈夫是个赌徒，俩人合不上来，她就长期住在娘家，一心等待“转房”。根据阿佤人的婚俗，女人“转房”是很正常的，但新任丈夫必须偿还前夫当初的婚姻聘礼。在佤族头面人物的婚姻聘礼中，白花花的大洋是最受欢迎的。老波桃摊上的这事儿，如果不是老饶头，吴连长早就下定决心了，可是，像老饶头这样的国民党老兵，也真够可怜的，他们都五十多岁了，漂泊在“金三角”地区，没有哪方认可他们，连国籍都失去了，也只有娶了有国籍的女人，才能有个实落的家。更加微妙的是，老饶头跟吴连长一样，也是“妈了巴子--湖北佬”。而老波桃之所以不敢明着得罪老饶头，主要是畏惧老饶头手里的枪。
岩巴见连长迟迟不肯表态，就故意刺激他说：“要不，把老波桃挡回去算了。”
“那哪成！”连长吩咐身边的通信员说。“给老子把枪取来，上佤寨！”
他又指点着我说：“苏剑，你也跟老子一块去。老波桃毕竟是咱们的群众。老子给他摆平了，看看谁敢再惹事！”
爬上了高高的班朵山，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当我们一行三人登上了老波桃的竹楼，老波桃早已备好了竹管酒和糟羊肉，按照阿佤人的风俗，我们每人先喝了六杯竹管酒，满面沧桑的老波桃这才颤抖着筋骨分明的手，从泥瓦罐里掏出了十块大洋。吴连长只瞟了银元一眼，就对我说：“看你的了。”
我摊开银元，先是查看，品相没问题；又翘起两个食指，一一敲击……纯正的银元应该发出柔和悦耳的五段声波，而这种银元，却少了半截儿声波。难怪老波桃猜疑呢。
可还没等我发表意见，吴连长就开口了：“老波桃，您不就是想要十块真正的大洋吗？”
“是的，是的。”老波桃连连点头。又说：“大洋齐了，就摆喜酒。”
“好！”吴连长将大洋统统收起，对老波桃说：“您就备喜酒吧。明天，我让人给你送十块原光原色的‘袁大头’来。”
他从竹毯上站了起来，又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老波桃，您的事，我是不想管的。这不，咱还穿着这身衣服吗？还得军民鱼水情啊。走了。”
从话音里，我已经听出，连长跟老波桃一定有什么故事。
出了佤寨，连长就从兜里摸出了几块银元，一边在手里摆弄着，一边说道：“今天这事，太他妈了个巴子了！不但成全了别人，还捡了便宜。”
岩巴不解地问：“连长，啥便宜呀？”
“老子找这种银元，都好几年了，终于给碰上了。”连长说。
“可是音不对呀。”我说。
“你们，真是新兵蛋子！”连长得意地说道。“知道吗？这是‘红版’银元。”
“啥叫‘红版’银元？”我又问。
连长弹了一下银元，说道：“那可有来头了。话说八路军刚到东北那阵子，老百姓不认咱解放区的钞票，怎么办呀？东北局的首长灵机一动，就用国民党留下的制币机哗啦哗啦造了一大批冒牌的银元，当做活动经费。更奇妙的是，在造这批银元时，为了夺取政权后便于回收，就偷偷在银元的背后加了一个微小的记号，想不到这个小小的记号，把一些收藏行家给惹高兴了，现在，这‘红版’的银元，身价可不一般啊。老子不搞收藏，但老家有人让我搞这种银元，想不到啊，今天，哈哈哈……”
连长在笑，我却陷入了沉思。多少年来，伯父跟父亲总是为了二伯父的事儿争辩，问题不就出在银元身上吗？
因为银元激起的一种情绪，在迷惑着我，在折磨着我……
四
世上，最容易混资格的恐怕就是军人了。我仅仅穿了一年的军装，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老兵，并当了连部文书。
这一年，我国的对外政策也在悄然变化。过去，我们对境外的“红色势力”几乎是有求必应，无求不应，仓库的大门也对他们是不上锁的，这样毫无节制的无私援助，虽然满足了他们的作战需要，同时也助长了他们的穷奢习气。他们有的军官甚至把中国援助的枪械，倒卖给贩毒集团，牟取暴利。但到了1978年的春天，我们的外援政策逐渐收紧了。过去，重要外援有军区直接负责，日常援外由边防部队就近接济。熟悉部队的人都清楚，连队文书兼任军械员，有点儿军需官的意味。我是文书，这样，境外的日常作战消耗有些就是从我手里出去的。过去我对他们大手大脚，他们跟我称兄论弟，但随着政策的变化，我不得不小里小气，他们就有点儿不受头了。缅共有个“重庆营”，也就五六十条枪，擦枪油却一个月用五大桶，而我们连九十多条枪，一年才用七八桶。一次，他们的军需官来领擦枪油，我告诉他：“省着点，这次只能给你一桶。”
他嫌少，说是要找我们连长，我没好气地告诉他：“这就是连长的意思！”
他横眼竖鼻子地冲着我，好歹没动粗的。
缅共的连以上军官很多来自我国的支边知青，“重庆营”清一色的是重庆人，他们都是从连队附近的农场跑到境外的知青，在境内有着牢固的关系。自从得罪了那个军需官，连队就没消停过：生产班的蔬菜被人偷走了，饲养班的肥猪失踪了……这里的民风很淳朴，过去可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事情。长久的边防斗争，造就了吴连长超常的警惕性，他下了一道命令：连队人员外出，一律三人以上，并携带武器；连队日常采购，由给养员和文书一起。
我跟给养员每两天外出采购一次，主要到山半腰的勐马坝，那里有个四川人开得货栈，商品比较齐全。
这天，又该外出采购了，临行前，给养员却不小心崴着了脚。没法子，我只好独自成行。我骑着自行车，沿着橡胶林里一条陡峭的山路正得意地往下溜着，突然发现了一条细长的绊马索，刹车早已来不及了，我呼喊着，一头栽进了路边的草丛……
我并没有昏过去，只觉得后脑勺木木的，脑袋里空空的，眼前一片灰暗，却又不知道眼睛在哪里；身上也没觉得疼痛，就是想动动不了。当时，我的思想可没有书本上描写的那么丰富，非常简单，简单到意识里只有恐怖，担心就这样死去。
在迷迷糊糊中，我被好多人吆喝着抬了起来，其中就有吴连长的“妈了个巴子的！”
当躺到了一张床上，我的神智已经清醒多了，但一睁眼，却睁不开。我感觉到了，头上缠着纱布，遮挡着眼睛。
“妈了个巴子的！”连长就在我旁边骂。“营部的军医咋这么慢！再派人去接！”
当我稍微清醒，浑身才觉得疼痛；头部，特别是头部，就像要裂开。
“连长，是不是通知家属呀？”我听出来了，是岩巴的声音。我想表态，但嘴巴张不开，被纱布封死了。
“通知，尽快通知！”是连长的声音。“苏剑是因为连队，是因为我！”
到了下午一点多钟，营部的军医才从大山之外赶来。他给我做了一番检查后，对吴连长说：“生命体征没问题，就怕将来……”
“妈了个巴子的，体征个球？将来个球？”连长焦急地问道。
“就是生命没问题。将来恐怕要留下后遗症。”军医解释道。
“唉--”只听连长一声长叹。
当天夜里，我不但彻底清醒了，身体的疼痛也明显减轻了。营部军医及时给我解除了头上的“武装”，我的眼睛慢慢产生了物像反映，嘴巴也能表达了。我看到的第一个物像就是吴连长那双焦躁、阴郁的眼睛，我发出的第一声就是“连长”。
坐在我床边的吴连长见我能看事了，也能说话了，满脸苦笑：“好小子！跟老子开这么大的玩笑啊！”
说话间，他双手猛劲儿搓了搓自己的尖脑壳，然后抖了抖精神，对我说道：“老子实在陪不了你了，回房间--卧倒。”
虽然负了伤，我却感到很自慰，主要来自这位真实而又亲切的连长。
人的脑袋，真经不起折腾啊！
这次摔伤，竟让我在床上躺了十几天。到了后来，身上早就不疼了，脑袋里却像安了无数定时炸弹，一受到强烈的刺激，它就起爆，炸得你疼痛难忍。逢当这时，向来不愿说软和话的连长也会不停地开导我：“在我们这熊地方当兵，哪有不留下祸根的。老子的腿，遇到阴雨天就不是自个的了，又疼又麻。老子在边防快二十年了，才一个三等功，你呢，一个新兵蛋子，就戴上了军功章，还他妈的评了残。那个证将来可管用了，坐车，半票；逛公园，免费。好事都成你的了。”
也就在我的外伤痊愈之后，伯父从家乡赶来了。在连队给我专门安排的病房里，吴连长首先介绍了我负伤的过程，又对伯父说：“老同志啊，你侄子是为了国家，为了部队负伤的，很光荣啊！欢迎你在部队多住一些日子，陪陪苏剑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