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宁县有一位青年诗人，参加过《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在全国诗歌界有一定影响。流萤老与之非亲非故，发现是个人才，便推荐到报社工作。此时，流萤老已经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像他这样的老领导，荐举一个普通编辑，本是一件芝麻小的事儿，只要给报社的总编辑打声招呼就行了；可他除了给总编辑介绍外，还特意找到我，给我详细介绍了那位青年人的人品和文才，希望我能接受到我所在的部门当编辑。一起工作后，我发现那位年轻人为人诚实，工作踏实，写作功底扎实，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几年间就出版了两本诗集，两本诗集又都是中国作协扶持的重点作品。为之，我常给同仁们说，流萤老给报社推荐了一个好编辑，给甘肃诗坛选拔了一位优秀诗人。
流萤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尤其对老知识分子特别尊重。著名书画家阮文辉先生是我们国家第一批授予“中国十大工艺美术大师”的国家级美术家。流萤老一直对其心存敬重，但由于公务繁忙，始终没能谋面。记得大概是他临辞世的前一年，刚刚从北京接受医疗回到兰州，就给我打电话，说是希望去看望阮文辉先生。我和凡英大姐陪着他拖着久病的身躯，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上了阮文辉所住的省博家属院四楼宿舍。文辉老十分感动，亲自沏茶相待。两位老人促膝品茗，谈艺术，谈人生，谈得十分投机。临别，文辉老特意从自己的画作中挑了一幅自己最满意的画作相赠，表达了自己的诚挚谢意。
已故著名学者冯国瑞，早年求学于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梁启超称其“此才在今日，求诸中原，亦不可多觏；百年以来，甘凉学者，武威张氏二酉堂之外，殆未或能先也”。
流萤老在天水搜集甘肃历史文化资料时，发现了冯国瑞先生儿子冯宁保存的梁启超的亲笔手札。梁启超的这幅手札是他写给当时的甘肃省省长薛子良的荐举信，希望薛能够启用冯国瑞。作品书法圆润秀美，清雅遒劲，后面还有近现代著名学者胡适、梁实秋、刘国钧、谢国桢、刘盼遂、罗家伦等人的题跋。流萤老品读再三，十分珍爱，亲笔作序、题签，并委托兰州碑林建设委员会大影印刊行。这帧《冯国瑞藏梁启超手札》印行后，流萤老送我一帧，嘱我写一篇文字，做点介绍。我遵嘱写了一篇《清华学人的陇上情缘》，发表在《甘肃日报》上。流萤老看到报纸后对我说：“你把梁启超与冯国瑞的师生情、陇上情融在一起，写得情深意长，又选择在清华大学90年校庆时发表，时机也正好。谢谢你了。”谈话中还说：“梁启超的书法流传下来的很少，这帧手札又有那么多名人题跋，更显珍贵。现在看，这次印得粗糙了点儿，过段时间我准备还要再印，再印时要用宣纸，宣纸上的效果会更好一些。”万万没有想到，流萤老不久便远行了，这件事竟成了他老人家一桩最后的遗愿。
流萤老身为省人大副主任，官高位显，却从不以高官自居，对我们这些普通编辑，总以文友相待。记得十多年前，曾亲自向我索要过我的一本小册子，说他想看看。他的大著《塔影河声》出版后，又主动赠我一册，还在扉页上毛笔楷书签署：“许维同志雅正流萤二零零二年六月。”我没有索要过流萤老的书法作品，这是我今天能看到他的唯一墨迹。
流萤老从政多年，为甘肃父老乡亲办了许多实事、好事，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多少年后，即使这一代人都成为过去，即使今天的一切都已被历史的烟云淡忘，我相信，人们还会记着他一手创建的兰州碑林和因碑林而写的皇皇大著《塔影河声》。人们将会把他的名字同兰州碑林连在一起，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就像今天的人们总是把西湖苏堤同宋代散文大家苏轼的名字连在一起一样。
心碑永铸
张国英王锋义方岩刘振亚
“余有志于碑林久矣！1983年，余司宣传之责，深感世人受边塞诗影响，对甘肃多有误解，因之倡议创建碑林，借以展示甘肃古今人文之盛。嗣以岗位转换，政务繁杂，匆匆不暇，难懂其事。1993年，余年逾华甲，息影政坛，心有余而力尚可，家庭支持，社会赞同，乃横下一条心。知难而进，决计以有生之年促成其事，自此以后，夜以继日，年复一年，不唱天，不唱地，单唱碑林一本戏。始则联络同道，制订计划，精选地址。继而多方奔波，阐述必要，寻求支持。
1998年春正式开工，设计施工人员与碑林同仁同心协力，艰苦创业。
至2000年，则规模初具矣……
愿兰州碑林保护有方，日益丰富，上无愧于先贤，下有益于后昆，与兰山交相辉映，共黄河永世长存。”
望着矗立于黄河之畔，白塔之侧，群山之巅的兰州碑林，我们无不感念流萤先生的功绩。
……
可是，当人们沉浸在成功的喜悦里时，再回首是很难体会到酝酿、筹备、建设的历程何其艰辛。
如今，人们来到碑林，无论谁的眼前都会为之豁然开朗；在大片鲜花绿地、松翠杉青的集散广场上，跃入眼帘的，是高大的仿古牌坊正面上方镌刻着的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诗人、书法家赵朴初先生遒劲有力的四个大字——“兰州碑林”。赵朴初先生曾是中国书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日友好协会副主席。
据了解，这是赵老先生至今为碑林题写的第三块匾额，此前两块是韶山碑林和孔庙碑林。映衬着它的是兰州连云的建筑群落和群山、大河给予它的大气魄。
习仲勋
曾经说：“兰州碑林是给甘肃人民树碑立传。”一位不知名的市民曾经给碑林留言：“谁说甘肃愚贫穷，请君放眼看碑林”。
这一切生动地说明，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我们的老百姓真正读懂了碑林，接受了碑林。
为碑林付出巨大艰辛的流老先生说：“碑林开放以来，已经接待了不少国内外游人，大家都反映景点不错。”
流老先生在建设兰州碑林的百忙中，始终关心着甘肃新闻事业的发展。他受邀担任本报高级顾问的几年中，时时关注着报纸的发展。
今年5月份，本报记者在撰写怀念习仲勋的文章中，流老认真审阅稿件，一字一句亲自把关，他的这种精神给我们年轻的编辑、记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流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先生高风亮节的优秀品德将永远激励后人。
（《西部发展报》2005年12月1日）
流萤2005年5月份为本报记者改稿时的手迹。
碑林在山上，流萤在心中
马连登
1986年，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甘肃日报社工作，便与甘肃日报社原总编辑流萤前辈有了接触，这是我难得的缘分，更是作为甘肃日报人的骄傲。
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一眨眼流老已经离开我们几年了。但现在回忆起来，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学者风范，依然历历在目。
流老的甘报情结
同事之间不称职务，就一个“老李”“老王”“小刘”“小张”的称谓或直呼其名，如“迪民”（甘肃日报社第一任社长，很多老报人都这样叫他）、“流萤”等等，就可确定双方必是甘报人，这也算是甘报人特有的一个标志和传统。我刚参加工作就在甘肃日报社人事处，当时报社编委会决定组织专门人员撰写《甘肃日报组织史》，清样出来之后，组织上让我分送报社老领导审阅。流萤同志当时已经是甘肃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那是198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电话联系好之后，我拿着《甘肃日报组织史》的清样去省委找流萤同志，进了省委中楼，在二楼寻找流老办公室时，碰上一位组织部的同志，他问我：“同志，你找谁？”我说：“我找老流。”这位同志先是惊愕，继而像是怀疑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就在我俩说话的当儿，一间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流老走了出来，微笑着开口便说：“这是报社的同志，他是找我的，今后你们记着，凡是一听说是找‘老流’的，那一定是甘肃日报社的同志，领进来就行了。”当时，我心里非常温暖，为自己是一个甘报人感到无比的自豪。一进办公室，发现有两位领导模样的人就站在办公室，像是专门给流老汇报工作的，因为他们表现出的那种恭敬足以说明“老流”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的“权力”。流老一边拿着清样看，一边又给我让座倒茶，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大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端着茶，看着那两位流老让座而又一直站着，不时用异样目光看我的领导，一直等着流老看清样，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自然，真是十足的幼稚。流老把清样修改之后给我的同时，叮咛我：“小马，你们请其他老领导再审阅一下，多查阅档案，把时间弄准确，干组织人事工作，要有耐心、细心、公心，不要嫌麻烦，力求做到客观、真实、准确。”他老人家的这一教导，一直指导我从事甘肃日报社的人事工作，工作中没有太出色的表现，但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称职的人事工作者。
流老作为从西安随军进入甘肃，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于9月1日创办《甘肃日报》的元老，对甘肃日报社及甘肃日报社的事业发展和同志们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不论是在甘肃省委、省人大的领导岗位上，还是在离休后为兰州碑林建设奔走呼号的日子里，他总是忙里偷闲来报社，与老同志们嘘寒问暖，与年轻同志交流谈心，关心报社事业的发展，关心报人的工作和生活。只要流老坐的车一进报社大院或流老的身影在报社出现，新老报人总是传递信息，喊叫着“老流来了！”簇拥着，抚摸着他那宽厚温暖的大手，总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就连给他开车的张师傅也都成了报人的熟人和朋友。若是有一阵子见不到老流，报人们也总是互相打听他老人家的方方面面的情况，这种“娘家人”朴实而真实的情感和牵挂是多么的弥足珍贵。流老曾经不止一次地给报社的年轻同志谈到：甘肃日报社是一个事业单位，是做学问的地方，不是做官的地方。甘肃日报社分管业务的领导，必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扎实的文字功底，更要有为他人做嫁衣的奉献精神，从稿件的写作、编辑到版面的安排、标题的制作，无处不是匠心独具，用心良苦。
尤其是一年四季轮流上夜班，白天还要组织采编人员研讨新闻业务，其他厅局单位当官的很少有这么忙碌劳累的。说起来很苦辛，可大家都乐此不疲。流老说，就在《甘肃日报》创刊初期，甘肃日报社委会就明确提出，甘肃日报要培养出一批名编辑、名记者、名作家，甘肃日报社应该成为培养人才的地方，社领导、部门主任也是经常鼓励年轻人要认真工作，潜心钻研新闻采编业务，在学习讨论业务的热烈气氛中，有时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可事后大家又能正确对待，和睦相处。这种争论，能辩明是非，能增进友谊，能提高业务能力，有利于干部的健康成长。甘肃日报社曾一度为省直有关部门培养输送了一些理论功底扎实、综合素质过硬的优秀人才，有一批同志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尤其令甘肃日报人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继甘肃日报总编辑刘爱芝同志调任《光明日报》社常务副总编之后，流萤同志从甘肃日报总编、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调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常委，宋静存同志从甘肃日报副总编调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常委。有的同志还成长为其他省报的总编辑。因为甘肃日报社的社会地位比较高，社会影响力也比较大，甘肃日报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社会的重视和人们的尊重，有德品自高，有为才有位，水涨船就高，作为甘报人，自我感觉很风光、很体面，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
流老的农林情结
流老出生在苦甲天下的陇上“状元县”——会宁县，他出身农家，求学西安，随军西进，参与创办《甘肃日报》，先后任《甘肃农民报》副总编辑、《甘肃日报》总编辑，期间有一段时间离开报社，到省农林局工作。1983年，流老调任省委宣传部任常务副部长，兼任甘肃日报总编辑，但他仍然非常关心甘肃日报社的人才队伍建设。据当时的一位编委会领导讲，在甘肃日报如何进人的问题上，流老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他认为，甘肃省是一个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农业大省，在甘肃日报从事采编工作的同志，不光要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良好的文化素养，更要有深入农村田间地头，深入厂矿企业、生产车间，克服困难、知难而进的精神，没有吃苦耐劳和任劳任怨的优秀品质是干不好新闻工作的。甘肃日报采编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都急需补充新生力量，国家恢复高考时间不长，毕业生数量还不是很多，名牌大学毕业的外地考生想来甘肃工作的人就更少了，来了也会流失，甘肃日报社要下决心及早行动，注重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或在农林师范类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中选人，在其他院校也要多选甘肃籍的农村考生，还可以考虑进一批中专毕业生。这些学生基础扎实，文化课成绩比较好，大多因家庭经济困难，为减轻家庭负担和提前录取报考了农林师范类院校；有的因父母是农民，对外边的世界弄不明白，报考到普通院校的高分考生也不少；有的虽然是中专毕业生，但他们的基础还是不错的，可就是与大学失之交臂。一方面他们从小就习惯了吃苦，干工作不会挑肥拣瘦；一方面他们必然会倍加珍惜在省报工作的这个机会，从而产生很强的上进心和事业心，这对甘肃日报社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甘肃日报社1982年、1984年两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选拔人才。从1984年开始，也陆续在兰州大学、西北农林院校、西北师范大学等院校引进了数量不少的大学毕业生（当时，在甘肃的大学里边没有开设新闻专业。还是流老为了给甘肃培养新闻人才，与兰州大学商讨，在该校成立了新闻系，还抽调报社两名骨干到新闻系任教。就这样一直到1988年，兰州大学才有了第一届新闻系毕业生），尤其是在1984年、1986年引进了数量可观的省内农林类院校的中专毕业生，我也正是在流老的这一思想指导下，以一个林业专业的中专毕业生的身份幸运地进入省委机关报工作的。流老健在时，他平易近人，和蔼可敬，在谈起当时的情况时，我当面表达过谢意。转眼，他老人家已经驾鹤西游三年，当了“神仙”了，我要为这位功德卓著的“神仙”深深地鞠一躬，道一声“流老您好！”他老人家的这种用人思路和用人气魄在当时来说是大手笔，令人钦佩。
流老的碑林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