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萤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原甘肃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流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11月23日20时在兰州逝世，享年78岁。
流萤，曾用名刘瀛，男，汉族，甘肃省会宁县人，1927年11月出生，1949年6月在西安参加革命工作，同年8月，参与《甘肃日报》创办工作。
195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6月至1966年5月，先后任甘肃农民报编辑、副总编辑、甘肃日报社编委会委员、记者部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错误批判，下放农村劳动。
1971年11月重新工作后，任甘肃省农林局办公室副主任，1978年4月任甘肃日报社副总编辑，1983年5月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兼甘肃日报社总编辑。
1983年12月当选为中共第六届甘肃省委委员，1984年12月任省委组织部部长，1986年4月任省委常委。
1987年10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代表大会代表。
1989年3月被选为省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七届、八届人大代表。
1997年11月离休。
流萤同志长期在新闻宣传战线担任领导职务，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曾采访、编辑、撰写了大量优秀的新闻报道，多次受到省委的表扬。
1978年担任甘肃日报社领导后，积极推进报纸改革，对端正办报指导思想、改革宣传内容和形式，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为促进思想解放、确立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产生了积极作用。担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期间，认真宣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反对同四项基本原则相违背的错误思潮。担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后，坚决贯彻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注重党的组织建设和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善于发现和培养年轻干部。撰写的《做官、做事、做学问、做人》一文，受到省内外组织和人事工作者的好评。担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特别重视和关心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充分发挥了人大代表的作用。离休后，依然保持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始终关心国家大事和我省经济建设，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热衷支持各项公益事业。为了宣传甘肃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提议、策划并于2000年6月建成的兰州碑林，成为甘肃重要的文化景点。
在兰州碑林的创建过程中，事必躬亲，呕心沥血。著有《塔影河声——兰州碑林纪事》一书，受到广大读者的称赞。
流萤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坚持真理、坚持原则，胸怀坦荡，顾全大局；谦虚谨慎，艰苦朴素；敬业勤奋，作风扎实；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党员、好领导。
流萤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苏荣、省长陆浩等领导同志以及中共甘肃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直各单位、各市州均以不同形式对流萤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对家属表示亲切慰问。
（2005年12月9日《甘肃日报》）
胡锦涛电唁流萤同志逝世
杨重琦延风
11月26日上午，流萤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兰州市殡仪馆怀远厅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同志敬献了花圈，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陆浩，甘肃省委副书记马西林、陈学亨、王宪魁，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有清、柯茂盛等领导及千余名社会各界代表到会吊唁流萤同志的逝世。进行与遗体告别仪式。流萤同志逝世后，陆浩同志24日来到流萤同志家里，表达哀思，在吊唁薄上题词：“深切悼念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流萤同志。”
当日下午3时40分，胡锦涛同志的秘书打电话到流萤同志家里，说胡锦涛同志听到了流萤同志不幸逝世的消息非常悲痛，让他打电话来，对流萤同志的逝世致以沉痛的悼念并对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至此，沉浸在哀痛氛围中的家属及在场的众多亲友同事们都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安慰。
深切怀念流萤同志
惊闻流萤同志不幸逝世，噩耗传来，我深感悲痛与震惊。流萤同志一生勤勤恳恳，忠诚党的事业，待人诚恳，襟怀坦荡，顾全大局，团结同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崇高品质。患病后又和病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流萤同志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使我失去了一位好同志。
李子奇
2005年11月24日于深圳
怀念流萤先生
惊悉流萤先生不幸病逝，谨致哀悼。
流萤先生德茂学纯，茹古涵今，是陇上文化界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是对20世纪甘肃文化作出卓著贡献的文化工作者，他将毕生心血奉献给甘肃省新闻、宣传和文化建设。晚年策划并主持兴建规模巨大的兰州碑林，集古今名迹于九曲黄河之滨。塔影河声，蔚为百年盛事；古老金城，增添艺文光华。流萤先生的文化抱负、历史见识与工作魄力，为海内外文化人所宗仰，更为兰州市民同声传颂。
先生虽辞世，其业绩将永垂不朽！
水天中
2005年11月25日
陇原文化的传承者、弘扬人——流萤
邓成城
黄河流域是五千年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祥地。位居黄河上游的甘肃，经过历代文人志士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耕耘和精细雕琢，形成、积淀了丰厚的文化遗产——陇右文化。
发掘、保护、弘扬、利用这份珍贵的遗产，为宣传甘肃，推动我省经济发展，繁荣文化事业，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服务，是摆在陇上儿女面前的责任和光荣义务。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和国正处于恢复国民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的关键时期，事关全局，事关国运兴衰的重大工作千头万绪。尽管如此，从中央到地方，仍然把文化事业放在重要位置。以甘肃为例，中央先后派出叶圣陶、梅兰芳、郑振铎、徐平羽、胡愈之、周作人、周士观、周怀仁、仇鳌、王季花、梁漱溟等政治、文化名人专程到甘肃和西部部分省区考察文化，特别是文物保护工作和戏曲、绘画艺术交流。邓宝珊主席诚恳邀请，亲自安排他们的活动，在邓园设家宴款待，并委托常书鸿、冯国瑞等专家学者密切配合，共商对莫高窟、麦积山、炳灵寺等文化遗存的保护利用等问题。在此期间，他还亲切邀请梅、尚、程、周等大师来兰演出，使我省人民一睹大师风采。1958年他还带病陪同习仲勋副总理和余心波先生等考察敦煌千佛洞壁画的保护工作，这一系列活动为我省文化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十年浩劫期间，不计其数的有识之士、精英人才、领导干部惨遭迫害；很多珍贵文物、国之瑰宝毁于一旦，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边沿。往昔情景历历在目，令人不堪回首。1978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伟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拨乱反正，力挽狂澜，适时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我们的国家重新步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取代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受到重创的文化、教育、科技焕发出新的生机。宣传、组织领域资深的领导干部流萤同志坚持初衷，弘扬所长，以对家乡特有的文化情结，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殚精竭虑，为我省文坛创建了一朵绚丽夺目的奇葩——兰州碑林。
在筹建碑林的漫长过程中，他执著地求索，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完成了土地划拨、资金筹措、规划布局、文物搜集整理、立石刻碑等重大环节，这一切都浸透着他的心血、汗水。他以礼贤下士、孜孜不倦的文化人的精神，终于为兰州人民奉献了一份丰厚的文化礼品。
在流萤同志劳苦创建兰州碑林的过程中，我也参与并协助他搜集提供了孙中山、毛泽东、王季花、梅兰芳、叶圣陶、章士钊等名士们的墨宝，有些已立石刻碑，有些尚待来者继续以流萤同志执著坚定的可贵精神继续完成。让兰州碑林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彩，这是兰州人民的殷切期盼，也是对流萤同志最好的纪念。
2008年12月1日于兰州
悼流萤先生
霍松林
代有雄才出会宁，杨思
而后数流萤。
做官只愿民心顺，办报惟求国运亨。
访帖寻碑攀险径，摩崖勒石上高峰。
红楼绿树连云起，三陇明珠耀四瀛。
流萤乡兄病逝哀痛不已，赋小诗述其平生功业，以慰凡英尊嫂。
兰州勃兴，碑林日美，流萤精神亦永垂不朽矣！
可贵的实事求是办事作风
——忆及流萤同志的几件事
田世英冯兴儒张玉林罗山刘凯薛东
流萤同志逝世已经一年了。他和我们在甘肃日报社共事多年，他那勤于学习、善于思考、谦和待人、实事求是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流萤是西安解放时参加革命工作的西北大学学生，随军西进，兰州解放后，参与《甘肃日报》创办工作，担任过编辑、记者和编辑部几个部门的领导，主持过《甘肃农民报》工作。1965年进入甘肃日报社领导班子，“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迫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新闻宣传工作岗位。
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甘肃省委决定重组报社领导班子，流萤又被调回报社，担任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协助曾被打倒而又重新任命的总编辑刘爱芝同志，开始甘肃日报社的整顿工作。当时报社相当艰难，不仅政治思想上需要拨乱反正，一大批冤假错案需要审查平反，而且连续多年的亏损补贴也难以为继，需要很快扭转收支局面。老总编是一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宽怀大度，思想解放，作风民主，许多事情他就放手地委托流萤去干。流萤日以继夜，亲自处理稿件、安排版面，就连修建宿舍、分配住房这类最为头痛的事情，也需要他亲自筹划；大部分平反案件的材料需要他亲自审定修改；机关的规章制度也交他审定。但是流萤面对这些繁杂事务，无怨无悔，总是实事求是，认真处理。过了一年时间，报社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开始恢复了活力，经济收支扭亏为盈。这固然是老总编善于领导以及报社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流萤这个得力助手确实功不可没。
当时报社职工的工资很低，许多家庭生活还相当困难。老总编提议：既然我们已经扭亏了，能不能给大家发一点奖金？并且把这个意向传了出去，绝大多数人赞同，但有不少人替领导担心，害怕弄不好又难收场，因为那时有的报刊还在批判“物质刺激”，到底敢不敢发奖金，领导班子内部再三讨论，老总编也拿不准主意。这时流萤不紧不慢地说话了，他引用中央某位领导同志的讲话和某些省市的做法，从职工的生活状况说到报社收支预测，最后说，我认为可以发奖金，为了避免误会，我看咱们领导班子的人就不要拿了。流萤这个主意得到了一致赞同，职工们拿到了每人每月六元钱的奖金，都很高兴。以后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长，每月奖金也逐步增加到二三十元、四五十元，这个数额对于当时平均工资不到百元的报社职工来说，是个重要的补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甘肃农村一些困难社队就开始试探着包产到组、包干到户，《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也采取各种形式报道这种办法。流萤决定把一位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某农业部门的领导请到报社，与大家座谈，以期能够推广联产责任制。春节期间，北京的一家大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说他回家探亲，发现家乡农村在搞包产到户，有些农民很不赞同，还问他：你所工作的甘肃有没有这种情况，他说甘肃没有。这家报纸加了很有倾向的编者按语，批评包产到户。看了这则报道，有些农村工作的同志（包括两位县委书记），直接打电话询问报社是什么态度？有些记者、编辑也心有余悸，提议请示省委。流萤回答道：应该说省委态度是明确的，宋平同志曾经表示过赞同，这一段《甘肃日报》的报道，省委同志一定都看到了，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现在又去请示，这不是出难题吗？在讨论这个问题的会上，流萤明确表示坚持按我们甘肃的实际办事，按农民的要求办事。这个意见得到了老总编的坚决支持，不但这个宣传继续下来，老总编还带领记者去渭源、会宁两县，亲自采访撰写包产到户的稿件。
后来《甘肃日报》在农村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宣传上，成了全国带头的报刊之一，受到省委的表扬。
有一次，新华社甘肃分社送来三个记者共同署名的一篇稿件，说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受害的女青年，拖着一个孩子，跑了好几个部门，申诉她的冤案，却处处碰壁，最后找到新华分社，要求为她伸张正义。这篇标题《城墙下》的文章，读了真有点催人泪下。当时老总编出外考察，流萤和另一位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后，就决定把这篇稿件全文刊出。老总编一回来，省委一个部门的领导同志就找他谈话，指出这篇文章是错误的，说省委已经为那么多的受害者平反了冤假错案，怎么还落了个《城墙下》？乍听起来，这个问题是严重的。老总编回来在小范围内通报了这个批评意见，并且讨论这件事情。这时被批评者也找上门来。流萤明确地说责任在他自己，不过他不认为文章有什么错误，更不能说是指向省委。文章指的是下边几个具体部门、具体事情。我们每天接到的申诉信件、接待的来访人员，多是反映有些单位、部门，顶住不肯落实政策，这篇文章正是针对这种现象的，发表这类文章，会对落实政策工作有好处，要说标题不够准确，可以商量，说文章错误，不能接受。老总编把讨论情况详细叙述给那位领导，并说，考虑到已经引起的误会，当初不登这篇文章也好；既然已经登了，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对。这个争论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可是这篇文章在下边却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正在进行的落实政策和清查工作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事后有人认为流萤太大胆，竟敢顶省上领导人。流萤听了不以为然地说，这不是顶谁，办报纸总不能绕开矛盾嘛！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确实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