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统治者可能不需要很强的书写能力和夸夸其谈。但是他必须能看到地平线，把所有的问题都保持在视线以内。这就需要经过漫长的锻炼，而梅德韦杰夫没有这个。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了解国家--他在两年时间里视察了60个地区，他应该明白，雅库特和达吉斯坦之间的差别比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差别还要大。他必须同所有人对话，哪怕有些人是他非常不喜欢的。他必须明白，俄罗斯永远不会有非常右倾的自由派政党，因为我们有另一个文化和传统。如果梅德韦杰夫信仰自由主义，开始着手实现自由主义，那么这就是说他将代表5%的人，同95%的人发生冲突。君主都明白，国家意识形态不是编造出来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在痛苦中、在战斗中和长征中获得的。我们促使国家意识形态的催生，我们不能没有强有力的国家，但国家也不能是他人利益的守护者，也不是刽子手，国家必须是慈祥的父母，如有必要也可能是严厉的。我们不能没有集体主义精神。而现在向我们灌输原始的动物般的个人主义，这是违反整个自然界规律的。我们不能没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和正义感。如果没有正义感，俄罗斯人或是开始酗酒，或是放荡。只要政权放弃这四个原则，就要开始走下坡路。最后还要说，总统必须是一个独立的人物：他必须向所有人微笑，要拍拍每个人的肩膀，但是他必须记得，在他的每个决定背后，都有一个重病在身的庞大的国家，在最近20年时间里经历了千年来所没有过的苦难。
问：您批评现政权，但是贵党在对外经济方面的立场和克里姆林宫常常相符。
答：我们对外政策的目的是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北约气势汹汹，美国进犯白俄罗斯--谁对此能感到高兴？可是现政权保护国家利益不力。
问：为什么在俄罗斯共产党的纲领计划中出现了关于支持中小型企业的条款？
答：我们有很多变化。首先最具原则性的--我们主张多种成分的经济。但是我们主张国家集体所有制形式具有领导地位。在幅员广阔和冰冻期长的国家里，确实必须要有大型的私有财产，支持中小型企业。没有中小型企业是不行的。
问：这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吗？
答：马克思讲如何发展生产力，他说行政命令和宣言改变不了时代和传统。列宁本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列宁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懂得真正的辩证法。他尝试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但是不行。当做出推行新经济政策决定的时候，20%的党员不理解，宣布退党。他说：如果现在不调解集体、国家和私有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那就意味着要发生第二次国内战争，我们将失去整个国家。
问：您说在现在的政府里有很多外行。您能推荐谁？
答：普京手里有整个替补队，伙计们来自彼得堡。都是一个地方来的。在我们国家有很多专家。在所谓的改革和新思维年代我们国家得救，是因为有大量杰出的中层领导干部，他们被迫想办法、说谎话、拆东墙补西墙，但是他们拯救了国家，因为那时候已到了崩溃边缘：整个经济、金融联系全部被破坏了。
问：您邀请普京参加党团咨询，但他没有来。如果要是来的话，俄罗斯共产党会不会支持他担任总理？
答：我们在国家杜马说：他想持续原有政策，我们不会投赞成票。如果他接纳了我的《迈向小康生活20步》计划，建立一个人民信任政府，转而推行能让我们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政策，那就是另一回事。要是支持我们关于自然资源和战略领域收归国有的建议......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问：但在实际上国有化正在进行。
答：他们是怎么说的：现在我们先收归国有，进行投资，然后再转手给下一个吸血鬼。这就是第三阶段的私有化--更大规模地盗窃人民的财富。
问：当您在国内的时候，能否注意到俄罗斯民众情绪的变化？
答：我们国家在总体上在向左发展，逐渐变红和社会主义化。人们在俄罗斯见到的资本主义只能让人作呕。一些人偷抢得膨胀起来，而另一些人却连每天一杯牛奶一块面包都保障不了。请相信：人们不会长时间忍耐这一切的，他们的举动将是正确的。
问：在与根纳季·谢米金和维克托·维季马诺夫分手后，贵党接受财政援助的方式是否发生了变化？
答：我们党从没有过大规模的捐款。一部分是党费，加上一些捐款，再加上不久前我们做出的决定--凡是在选举中当选的党员要拿出30%的工资，交给党的基金会。我们所有的议员都要交这笔钱，还有工资比较高的政府工作人员。为了参加总统选举，很多人给我们捐款：普通公民，中小型企业。凡是理解我们党的角色的人。如果不是我们，早就打起仗来了。因为我们党是强大的、专业的和有威信的党，我们能够在法律框架内在街都开展斗争。我们举行的活动有千万人参加，但我们没有掀翻一辆汽车，没打碎一个窗户。我对当局说：你们不要挑衅我们，也不要干扰我们。我们自己怎么认为，我们就怎么举行活动，我们自己保障安全。
问：您对参加选举，增加了现政权的合法性感到遗憾吗？
答：不遗憾。民众中善于思考和喜欢阅读的那部分人支持我。投我票的人里有科学工作者，很多中小企业主，我的《迈向小康生活20部》计划很受欢迎。
问：您曾做出过参加第二轮选举的打算吗？
答：如果选举是诚实的，当然没问题！
问：也就是说，您曾认为选举可能会是诚实的？
答：我们有两个选择：或是坐在路边的灌木丛里受穷，或是利用选举最大限度地推广我们的计划。这本计划发行了2亿册。我在大选辩论框架内使用了4小时的电视时段。人们第一次系统地听到了我阐述的很多问题。
问：您怎么看待俄共在国家杜马的功能，统俄党在国家杜马有宪法多数。
答：政治中有两种斗争办法：或者手里握着石头，或者开展对话。我支持对话方式。国家杜马是一个讲台，能够就各种问题阐述我们的观点。我们有出色的专家。我们国家每人比尤里·马斯柳科夫更了解工业。尤里·克维钦斯基是最好的外交家之一。弗拉基米尔·科莫耶多夫是最好的军事专家之一。每当他们讲话时，人们都带着极大兴趣倾听。
问：也就是启蒙作用？
答：法律是什么？这就是社会上已经成熟和必须的法律标准的语言表述。没有见解，没有表达，没有知识，没有听证和专家鉴定这是不可能的。
问：同公正俄罗斯会不会结成党团？
答：以什么名义？请看看米罗诺夫先生和他的班子是如何投票的。他们支持了汽车强险法案，支持机构自治法案，结果使得一切都可以作价出售，他们支持的最无耻最凶狠的法律就是联邦第122条法律，土地和住房法，剥夺了20个人中15个人及时获得住房的机会。凭什么要和他们结成同盟？
问：今年对贵党而言是个重要时期--党内选举和报告期。您认为书记处的成员会有很多变更吗？
答：按照党章，我们中央委员会必须更新20%的成员。我提出这个任务，大家都支持，地方的领导要依靠年轻和有能力的人更换30-40%。这原则上很重要。现在的年轻人还不错，他们对成功更有信心。他们中间有很多有才华的人，有知识的人。12月份议会选举后在我们党团里有10名年轻的议员。
问：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吗？
答：我们党是开放的，实行集体领导。任命自己的继承人就意味着对党的成员们的不尊重。但是每一个责任人都有自己的后备力量。我们有很多有才的人，这些人还能够成长：青年领袖，议员尤里·阿方宁，他才30岁；35岁负责意识形态的党中央书记德米特里·诺维科夫，在阿穆尔地区从立法机构一级一级地干上来的；瓦季姆·索洛维耶夫是法律部的，是年轻，有活力，有水平的专家。我们将支持所有这些人。
★潘基文：谈联合国的任务与改革（2007年10月5日）
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上任已经9个月有余。今天，这位温文尔雅的63岁的韩国人在处理联合国事务时看起来比就任初时更加自信。当地时间10月5日下午，在第62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刚刚结束后，潘基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了《北京周报》的专访，就联合国改革、苏丹达尔富尔局势、气候变化、朝核六方会谈、中国在世界及联合国事务中的作用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北京周报》：上任以来您在联合国改革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您满意吗？
潘基文：我接手这份工作刚刚9个月。在过去的9个月里，我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有些很成功，有些仍在进行中。例如，我顺利地重组了维和行动部门及军控部门。我的下一步重点是如何加强预防性外交的能力。同时，我也在尽我所能去改变联合国的组织文化，以使这个组织变得更加有影响力、有效率、功能更强、更加专业。我想，这些进步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同时，联合国已经有60年的历史。在过去的60年里，旧有的体系、传统逐渐形成并沉滞。因此，要想改变这个组织使之更加高效，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需要说服每个成员国，因为这是一个由192个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与所有成员国进行沟通、协商来推进联合国改革并非易事，这需要时间与精力，为此，我会竭尽全力。
《北京周报》：您如何评价中国在联合国事务中的作用？
潘基文：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联合国事务中担任主要角色。中国是主要发展中国家之一，在联合国的各方面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合国和中国保持良好的伙伴关系非常重要，对联合国而言，尤其如此。身为联合国秘书长，我希望中国作为联合国的支柱国之一，能够继续在和平与安全、发展、军控、核不扩散等事务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中国在诸如苏丹达尔富尔形势等地缘政治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十分赞赏中国在达尔富尔地区派遣维和部队并提供技术援助。我希望你们能够继续支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北京周报》：一些西方人士谴责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方面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些人甚至以此为理由建议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此您有何评价？
潘基文：中国在达尔富尔形势问题上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向该地区派遣工程队并任命了达尔富尔问题特使。这位特使一直十分密切地与国际社会合作解决该地区问题。
至于所谓的抵制北京奥运会的问题，我觉得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是不妥的、是毫无理由的，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问题。我们都期待着北京明年能够举办一届最成功的奥运会。我也观看了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的盛大仪式，非常精彩，很棒。我相信你们的人民和政府将会举办一届最成功的奥运会。
《北京周报》：您对即将在利比亚举行的有关达尔富尔问题的会议有何期待？
潘基文：这将是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至关重要的时机。能够组织10月27日在利比亚首都黎波里召开的这次政治协商会，我很受鼓舞。为了让反抗组织的领导者们都能参加这个和平协商，我一直在尽我所能去调动一切必要的资源并创造有利条件。
让所有反抗组织的领导者都参与到此次和平会谈中来是绝对必要的。我所担心的是现在有些主要反抗组织还不愿参加此次会谈。如果他们真正关心本国未来的话，这些组织的领导者们就应该参加这次和平会谈，而不是置身其外。他们应该知道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决定。
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去说服那些反抗组织的领导者们，特别是阿布杜尔？瓦西德（Abdul Wahid），来参加此次谈判。但某些个别组织的参加与否并不能作为评价此次谈判成功或失败的标准。所以我们会按原定计划召开这次会谈。
《北京周报》：气候变化是现阶段全世界都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您本人也在此问题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今年12月在巴厘岛会召开有关气候变化的会议，您对该会议有何期待？
潘基文：9月24日，我作为大会的主席，在联合国主持召开了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本次会议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成果。与会的有168个国家的代表，其中包括80位国家和政府的元首。他们在会上都传达了十分明确的信息。
首先，科学已经让人们清楚地发现我们确已感受到了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影响。其次，国家领导们都同意现在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的时候了，然而目前我们的作为还不够充分、不够合适。因此，我们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再者，他们也同意联合国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适合讨论此项议题的平台。
我希望这些信息能够清晰地、大声地传到那些将要参加巴厘会议的谈判者们那里。我相信国家领导们已经将这些可靠的信息散发出去。在此基础上，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巴厘岛的会议上给先前制定的会谈路线图及方向注入新的活力。这将会是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但巴厘岛应该成为一个起点。在那里，国际社会应该做好准备，就缓和、适应、技术、以及融资方法这些具体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必要的共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是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我希望中国能够积极参与其中。我知道中国面临着来自本国内部的挑战，但同时，我也欣赏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所采取的自身行动及其承诺。中国的积极参与及承诺将是至关重要的。
《北京周报》：2000年韩国与朝鲜举行了第一次南北峰会，最近双方又进行了第二次会谈，您如何比较这两次峰会所取得的成果？
潘基文：我认为第二次南北朝鲜峰会的结果是令人鼓舞和激动的，我乐见这样的成果。2000年6月举行的第一次峰会极具历史意义，因为它是史无前例的。当时达成了一些协议，但至今还未得到实施。
本次峰会所达成的协议则更加具体化，是一大进步。这将巩固双方业已进行的交流与合作，也必定有助于促进民族和解、建立互信。随着这些共识的达成并付诸实践，我相信南北朝鲜双方能够进一步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巩固基础。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它对和平与安全的贡献将不仅局限于朝鲜半岛。
《北京周报》：正如您刚刚也提到的，双方在第一次的会议中所达成的共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落实。您认为双方这次应该克服哪些潜在的阻碍以确保本次南北峰会所达成的协议得到真正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