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穆耳，忽必烈之孙，在位十三年(1294—1307年)，他执政的主要特点就是遵守世祖忽必烈的典制，没有大的变更。遂使社会安定，而无大乱，时称之为“守成之治”《元史》上因而将忽必烈时代加上铁穆耳时代看作是元代的巅峰时期。
1、帝王宝座的第一次争夺
蒙古国时期，原无明确的立储之法。往往在大汗临终之时，才有遗训，以确定新的汗位继承人。但是，遗训也不足为凭，仍要经过贵族大会“忽里勒台”的推举，即位者才能成为合法的大汗。这种不明立皇储的旧制，多次引起蒙古贵族内部的激争。有鉴于此，忽必烈在即位后不久，就明确了设立皇储的意向，于中统三年，封皇子真金为燕王，并命其领中书省、枢密院之要职。到至元十年，遂正式册封真金为皇太子，作为皇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这种明确立储的作法，虽违背了“忽里勒台”大会的选汗旧制，却能够有效地减少当权贵族之间的相互残杀。只可惜皇太子真金中年夭亡，这一重要制度又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延续下来，乃导致元代中期蒙古皇族各支系间的火并连年不断，政局长期动荡不安，从而严重削弱了元朝帝国的统治力量，其国祚之所以短促，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正因为忽必烈时代统一了中国而蒙古帝国已经分裂，所以正如《剑桥辽夏金元史》所分析的后忽必烈时代的帝位之争与以前的汗位之争有三点不同。
第一，竞争者的范围只限于忽必烈的后人，特别是几乎清一色的真金后人。因为在蒙古人中有这样的共识：元朝是忽必烈创建的，其他皇族成员能够在各次帝位之争中作为支持者参加新皇帝的选举，但是他们自己不能参加帝位的竞争。真金的后人最有帝位继承资格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真金是忽必烈的长子并且是他指定的继承人。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未完成的改革将引发元朝数不清的宫廷政变。
第二，宫廷中有权势的大臣在新汗即位问题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皇族成员的作用日益降低。在传统蒙古制度下，是由蒙古诸王和王妃来决定“选举”的进程。官员作为皇族成员的属下参加忽里勒台，但从不允许他们独立发表意见。大臣在新汗即位问题上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显然是忽必烈加强中央集权和政府官僚化的结果，也是其他蒙古贵族力量削弱的结果。
第三，帝位继承经常引起纷争，时常存在着两种候选人交替登基，一种立足于中原，正常情况下得到在首都的大臣们的支持；另一种立足于草原，常常统率着强大的驻边军队。这两种利益关系和背景完全不同的候选人的交替，加上一系列皇帝在位时间很短，导致了政府的一般政策尤其是文化倾向的大幅度摇摆，使得这一时期的政治变化无常。
首先非常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壮志未酬的第一个皇太子“真金”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忽必烈在培养子孙后代时，十分重视儒学的影响。故而，皇子真金等人，自幼就师从姚枢、窦默等儒学大师，以学习治国安民的道理。及忽必烈即位后，特命嫡长子真金出任中书令之要职，兼判枢密院之军务，以增长才干。
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正式将真金立为皇太子。他在册文中指出：自窝阔台汗之后，因为没有明确的册立皇位继承人，致使屡屡发生蒙古帝位的争夺，有鉴于此，乃立明训。并设置宫师府，选派那些行正言恭的官僚，以辅佐皇太子。又选拔侍卫亲军万人，隶属于东宫，作为护卫。在皇太子真金的东宫官属中，除了一直辅导他的太子赞善王恂等人之外，还有陕西名儒杨恭懿。真金日与诸人讲论《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书，以及评论辽、金以来之帝王行事得失。由于长年受儒学家们言论的影响，真金在平时的一言一行之中，都能恪行其道。忽必烈曾以江西龙兴路（今江西南昌）作为太子的封地时，真金又立刻选派廉洁官吏前往治事，以安其民。
到至元十六年（1279）底，真金受命开始亲自参与政务，又大选名儒为其僚佐，如郭祐、何玮、徐琰、马绍、杨居宽、杨仁风等，皆在其左右，以辅国政。而平时，主要以“仁”为治国之本。凡民间有被征敛、輓漕、造作、和市等名目烦扰者，一旦听说，即刻奏罢之。他对于那些以聚敛民财而得到忽必烈赏识的大臣，如阿合马、桑哥、卢世荣等，皆视若仇人，多次当面加以折辱。并称之为“国之大蠹”与“屡毁汉法”的“权臣”作斗争中倔起的政治势力，是一批聚集在皇太子真金周围的汉人儒士，他们的理想是借重真金来继续推进汉法，而真金又何尝不想依靠他们，在实践“孔子之道”中来大显身手。然而，在阿合马被处死，障碍已经排除的情况下，由于他们并不能以实际的措施解决帝国的财政危机，故而在政治上仍不能真正执掌大权，更谈不上能够在推进“汉法”上有所作为。这样，他们便只有寄希望于忽必烈早日“禅让皇位”
因为真金坚持用“仁政”之说来治理政务，故而颇得时人之誉，以“明于听断”著称。至元二十二年（1285）竟有人提出，要年事已高的忽必烈（时年已70 余岁）禅位于真金。然而，真金的“仁政”也遭到许多仇视“汉法”坚持蒙古旧俗和西域之法的“小人”的忌恨。他们借此机会激怒忽必烈，离间父子之情。忽必烈果然下令追查此事。真金自幼就体弱多病，经此一场风波，惊惧交加，遂于年底死去。真金的死使元朝丧失了进一步汉化的机会，元朝的皇位继承也依旧不得平静。
皇太子真金死后，忽必烈也十分悔恨，故而设立“皇储”之事，一直也没有再明确提出。一方面，在他的嫡子中，三位虽死，尚留有北安王那木罕，虽系幼子，仍有继承皇位的权力；另一方面，真金死后，又留有三子甘麻刺、答刺麻八刺及铁穆耳。此三人皆因皇孙之身份。亦保有竞争皇位的实力。这种局面更增加了忽必烈重新设立皇储的困难。
对于皇子那木罕而言，早在真金未被立为皇太子时，就有争夺“储位”的野心。其后，真金得到储位，他又被西北宗王的叛乱者所俘获，囚系10年之久，自然于帝位无所争夺。及至重新归朝，而真金又因“禅让”风波惊惧而死，他遂再次出来争夺“储位”却因为做得太过分，有“僭越”之嫌，再加上他以前有被俘的劣迹，而最终失去了忽必烈的宠信，成为竞争中的失败者。
嫡长孙甘麻刺，自幼由祖母抚养，于至元中曾受命率军镇守北疆，颇得治理之术。后又转镇云南。至元二十九年（1292）封晋王，统大军，以驻守于漠北的蒙古帝国大本营，忽必烈并为其特立内史府，以示级别高于其他诸王，处于争夺“皇储”的有利地位。
答刺麻八刺，病死于1292年。
最小的皇孙就是铁穆耳，自幼即以仁孝著称。及其兄答刺麻八刺病故，乃更得其母的钟爱。至元三十年（1293）受命率军镇守北疆。同时，忽必烈将真金的“皇太子宝”授与铁穆耳，这固然使铁穆耳在后来的继位之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但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赐给“皇太子宝”只是“付以抚军之任”而并非确定其嗣君的资格。这样，随着忽必烈的去世，.在他身后必然出现一段大汗虚悬的权力真空。
真金在1285年死后，忽必烈又没有重新指定皇位继求人，这给后人留下了难题。忽必烈死时的皇后是南必。忽必烈晚年，就是通过南必皇后来处理庶政，这位预政的南必，到忽必烈死时，已立为正宫皇后十年之久，颇有处理朝政的经验和才干，完全有可能乘世祖驾崩时，重演蒙古历史上皇后摄政的局面。
然而，忽必烈生前阻止了南必皇后摄政的可能。忽必烈在死前命完泽、伯颜等为顾命大臣。时真金之东宫旧臣完泽，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已官至中书省右丞相，掌握了一定的实权，自然要倾向于真金之妻、子一系。而曾受命册封真金为皇太子的大将伯颜，与铁穆耳关系也十分亲密。在忽必烈病危时，被召至京城，总制百官，自然也倾向于立铁穆耳为帝。再加上真金的妃子太子妃阔阔真的重要影响，她在预立“皇储”的问题上，态度极为明确。一方面，铁穆耳作为幼子，极得其钟爱；另一方面，甘麻刺自幼养于祖母，又长年镇守边地，不在身边，故而母子感情比较淡漠。因此，作为皇太后的阔阔真渐渐开始发号施令时，她当然要尽力支持铁穆耳去争夺帝位，但此时皇帝的御玺却不知所踪，使得政令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
是时，大都朝中的百官，也都倾向于立铁穆耳为帝。故而演出了一场献玺的活闹剧。时任御史中丞的大臣崔彧，忽然声称得到了一块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文的古代传国玉玺，并把它献给了阔阔真，阔阔真随即又将该玺授给了铁穆耳，以表示只有他才是真正受命于天的正统皇帝。传国玉玺的出现，是出自巧合，还是人为的安排，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顾命”大臣伯颜等同意皇太妃、皇太孙的决策，以这种“天命有归”的方式，得到了右丞相完泽以下诸臣的赞同。这样，就排除了南必皇后利用世祖死后权力空虚时继续干预朝政的可能，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在皇太孙中选择合适人选，经由法定程序继位为皇帝了。
至元三十一年（1294）底，元朝所有的贵族宗室、重要大臣，都聚集到了上都，举行新皇帝即位的仪式。是时，晋王甘麻刺身为嫡长孙，又占据蒙古大本营之地，握有重兵，亦颇想问鼎。故而仪式一再推延。数月之后，经大将伯颜、玉昔帖木儿等人的力争，再加上皇太妃阔阔真的扶持，皇帝的大位才最后归于铁穆耳。同年四月十五日，铁穆耳正式下诏，即位于上都大安阁，是为成宗。
2、守成之君
成宗在位十三年(1294—1307年)，先后改用元贞(1295—1297年)、大德(1297——1307年)两个年号。成宗在位期间，内则听命于皇后之意，外则依靠完泽，哈剌哈孙等重要大臣的扶持，一遵世祖忽必烈的典制，无所变更。遂使社会安定，无任何动乱，历史上称之为守成之治。
他的守成之治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安静为治”分别有以下几个措施：
(一)“信用老臣”成宗登基后，首先给一批前朝功臣加封各种荣誉头衔，既示尊崇，更表酬谢。太师、太傅、太保.是历代封建王朝最尊祟的“三公”头衔。在太宗窝阔台和世祖忽必烈朝，三公”并末全设。成宗即位后，对拥立有功的三位重臣封为“三公”即以玉昔帖木儿为太师，伯颜为太博，至元三十年兼知枢密院事的月赤察儿为太保。中书省仍由右丞相完泽主持，不忽木继任平章政事。为维持完泽的威信，又规定内外官员“咸听丞相完泽约束”
(二)“一遵祖法”成宗朝在统治中国的方式方法上，基本依照世祖时期的定制。即坚持蒙汉合壁的政治制度，在尊儒臣用汉法的同时，又任用色目官员理财等等。为了维持政局的平稳，各种制度、机构，除去极小的变动外，其性质、职能等均一遵过去的定制。成宗甚至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时，明确指示依世祖定制办理。如完泽准备贷民钱，多取其息，成宗“命依世祖定制”
(三)尊孔祟儒。在世祖统治晚期，当他发现“左右复无汉人”的缺陷后，为平衡政局，避免失误，又开始调整政策，注意从江南选拔了一批儒臣进入朝廷。秉承这一政策，成宗即位后，诏中外崇奉孔子”完泽卒后，又任“雅重儒术”的蒙古勋臣之后哈刺哈孙为中书左丞相。成宗还主张办好学校，以培养人才，以及朝廷上下都应该了解民情等等。这实际上成为成宗一朝，特别是元朝中前期的施政大纲。
(四)行“宽大”之政。成宗即位之初，“数下宽大之诏”宣布了一些减免赋税.救济灾荒，减轻百姓负担，与民休息的政策。对一些遭受兵灾、水灾、旱灾和地震的地区，时常给于放赈、减免赋税的照顾。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元贞元年（1295）下诏停止一切非急需的工程营建，免除本年五月以前积欠的钱粮。元贞二年（1296）要求权贵豪绅交纳所隐匿的江南田租，以减轻小民负担。大德二年（1298）因水旱成灾，下诏减免受灾郡县当年田租的十分之三，受灾严重地区全部减免，老弱残疾及人丁稀少的民户免除三年差税。同时，停止了当年的一切土木工程。第二年，成宗派使节巡视各地，了解民间疾苦。免除当年内郡包银俸钞和江南夏税的十分之三。在减轻民众负担的同时，成宗三令五申要求地方官员鼓励农桑，发展生产。
这些措施，对于维持政治、经济上的相对稳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对世祖晚年屡次用兵海外，造成劳民伤财的教训进行反省，在宽大为怀的名义下，停罢了可能重蹈覆辙的对外战争。例如：世祖晚年，朝臣以安南国王始终不肯入朝，又议用兵征之。成宗即位后，以抚绥为急务，以“先皇帝新弃天下，朕继位之始，大肆赦宥，无间远近”为理由，变命罢征。罢海外不义之征，有利于元朝与邻国间的和平友好交往，也为这一时期元王朝政治、经济局面的稳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按照传统的说法，忽必烈朝加上铁穆耳朝是元代的巅峰期。但是已经有迹象表明守成时代的铁穆耳朝标志着元廷衰落的开始。铁穆耳汗本人没有他祖父的威信与才干，而这些是如此庞大帝国的领导者所需要的。他的大臣完泽亦不是足以替代前期领导的强有力人物。在两个人过度宽容和拖拉的管理下，政府似乎失去了行政活力和财政平衡。官员队伍急剧膨胀。虽然朝廷和京城官员合计定额是2600 人，御史台于1294 年上报官员在京城食禄者超过1 万人，在各行省则官府冗员大量增加，行政效率低下。
政府同时受到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之风的影响，铁穆耳汗朝发生了一系列腐败丑闻。政府高层的最大丑闻发生在大德七年（1303）在大德六年（1302）朱清和张瑄被控有罪。他们曾是海盗和贩私盐的盐徒，在宋亡时率领大量船只叛宋降元。他们利用为元廷海运粮食和私自从事海外贸易积聚了大量财富。审判的结果是他们的全部家人都被囚禁并没收全部财产。
造成财政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常年大兴佛事，奢侈之风日甚，特别是对贵族尤其是皇室成员的慷慨赏赐。忽必烈慎于赏赐，对他的家族成员尤为“吝赐”但是从铁穆耳开始，元廷的大汗在忽必烈确定的岁赐额之外，还给皇室成员和勋臣大量的慷慨赏赐。如此慷慨赏赐是政治的需要，由于帝位之争愈演愈烈，既要酬劳皇室成员和勋臣，也要继续保证他们的支持。在铁穆耳即位时，皇室成员得到的赏赐比在忽必烈时期得到的岁赐，金多4 倍，银多2 倍。此外，铁穆耳还为不同原因给予一些皇亲巨额特殊赏赐，如给三个驸马赐银的总数就达到了12 万两。巨额赏赐很快造成国库枯竭。铁穆耳即位后两个月，中书省报告：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27 万锭。第二年年初，中书省又报告忽必烈时期的储蓄几乎全被用来支付皇室成员和勋臣的赏赐。简而言之，由于后忽必烈时期蒙古政治特殊性质的影响，以宫廷赏赐形式出现的政治贿赂已成为元廷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3、蒙古帝国的和平之路
成宗最大的功绩，就是完成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遗愿，平息了西北方面的长期叛乱；而最大的失败，莫过于远征缅甸及八百媳妇之役。
成宗即位，为长期对抗的西北局势带来了新的转机。从成宗朝开始，形势明显地有利于元朝，而不利于藩国。这一变化是由以下两个因素促成的：第一，成宗初年加强了对漠北和畏兀儿地区的边备。把整个漠北到两北一线的各个防区，都建立了互相呼应连结的防御体系。第二，自至元三十年（1293）海都被击败，元朝收复益兰州等部后，海都断左臂，实力受挫，攻势不振。
在“宽大”政策的感召下，元贞二年（1296）海都大将药木忽儿等率部向元朝投降，是元朝对西北叛藩的重大胜利。为庆祝这一胜利，成宗宣布将年号由“元贞”改元为“大德”随着边境局势的缓和，负责金山沿边一线的宁远公阔阔出滋长了轻敌情绪，以为“往岁敌无冬至之警”放松了对海都的防备。结果海都派人突然袭击，元军大败。成宗就派遣同母兄答刺麻八刺嫡长子海山(后即位为武宗)赴漠北，代阔阔出总兵北边。海山出镇漠北后，成宗重新调整了边防部署。由于此时元朝对全国的统治已经稳固，在内部扫除帝位之争的阴影，在外部停止不义之征，故能集中全国上下的人力物力，以加强对西北藩国的防备。当时漠北边防军实力较强，除有海山指挥的驻在称海沿边一线的政府军，和由晋于甘麻刺所统领的漠北诸王所部军外，安西王阿难答也奉命北征，加入了对海都作战的漠北边防军行列。决定性的战役也即将来临。
大德五年（1301）秋，海都和笃哇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势，于是在阿尔泰山之东的铁坚古和合刺合塔爆发了更具历史性决定意义的战役。这次战役本身可能是未分胜负，所以在汉文和波斯文史料中对战役的结果有截然不同的记载。重要的是该战役的间接结果，海都在战斗中受了伤，死于战后不久。
海都之死，清除了蒙古诸汗国媾和的主要障碍。恰是海都的同盟者察合台汗国国王笃哇首倡和议。笃哇自知海都死后自己无力在同元朝争夺大汗的权位，他无望挑战大汗权威。此时，他更关心的是在中亚建立自己的统治，所以他使海都之子察八儿在大德七年（1303）夏季成为窝阔台汗国的统治者。当年秋季，笃哇说服察八儿与他一道向铁穆耳表示他们将停止敌对行动，并且承认铁穆耳是全体蒙古人的大汗。铁穆耳对这一建议很快做出了积极反映。虽然笃哇提议的为媾和召开的忽里勒台并未举行，停战的和约还是达成了。
由铁穆耳、笃哇和察八儿共同派出的使者于大德八年（1304）年初抵达伊尔汗完者都（1304—1316 年在位）的汗廷，请求完者都同意和平并重建全体蒙古人的统一的建议。和约对完者都及其他蒙古汗国的统治者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完者都在给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的信中骄傲地宣布蒙古人世界已取得了和平，并且鼓励欧洲诸王以蒙古人为榜样。虽然1303 年取得的和平是短暂的，但它不仅重新确定了元廷与其他蒙古汗国的宗主关系，还为元朝通过离间察合台后人和窝阔台后代的关系彻底解除来自中亚的威胁提供了机会。
在外部压力减轻后不久，曾是同盟者的笃哇和察八儿之间为疆域问题发生了冲突。在这次冲突中，铁穆耳支持笃哇。大德十年（1306）秋季，铁穆耳派遣海山率领一支军队越过阿尔泰山南麓去支援笃哇。海山从背后向察八儿发起进攻，俘虏了察八儿家族的几个成员，并进至也儿的石河。察八儿别无选择，只得向笃哇投降。大德十一年（1307）察八儿后被笃哇所废；他的幼弟养吉察儿被笃哇立为窝阔台汗国的傀儡汗。在这种环境的压迫下，察八儿于1310 年海山在位时向元廷投降，这就标志着困扰了元廷近40 年的窝阔台汗国的完结。察合台汗国的笃哇及其继承者绝大多数时间承认元廷的宗主地位，持续地向大都派出贡使。此后元廷与察合台汗国之间除了1316—1320 年间的短暂冲突外都维持着和平关系。这样，忽必烈未能达到的确立元廷对整个蒙古世界的宗主地位的目标，终于在铁穆耳朝后期得以实现。
在对外关系的另一方面，成宗拒绝大臣对日用兵的请求。在大德三年（1299年）派江浙佛教总统僧人宁一山出使日本，恢复了两国间的正常贸易和文化往来。但是，成宗后期曾一度用兵西南。大德四年（1300）成宗发兵两万出征八百媳妇国（今泰国北部、缅甸东北部，国都在泰国清迈）第二年，又因金齿（今中国云南西部和缅甸腊戍一带）诸国阻击元朝的征缅归师，下诏讨伐金齿诸国。后因出征八百媳妇国的元军损失惨重，成宗才决心不再对西南用兵。
虽然铁穆耳汗能够重建蒙古世界的和平，但是他没能保证自己家族和宫廷的融洽，亦不能使皇位继承平稳过渡。由于年轻时饮酒过度，铁穆耳晚年一直被重病所扰。卜鲁罕皇后利用这种形势，在宫廷和家庭事务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卜鲁罕出身于著名的蒙古贵族家族伯牙吾氏。大德三年（1299）皇后失怜答里去世，卜鲁罕被立为皇后。皇太妃阔阔真于次年去世，这无疑使卜鲁罕有了更大的政治影响。嗜酒成性的成宗铁穆耳汗也于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去世，终年41 岁，没有了明确的继承人，帝位继承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留下了一个即将进入风雨飘摇之秋的帝国。
铁穆耳个人小档案
姓名：孛儿只斤·铁穆耳
出生：1265年
卒年：1307年
享年：43岁
在位时间：1294-1307年
年号：元贞（1295-1297年）
大德（1297-1307年）
谥号：钦明广孝皇帝
庙号：成宗
父亲：真金
母亲：阔阔真
最自豪： 守成之治，延续元朝的巅峰时期
最遗憾：没有合适的继承人
最郁闷： 重病缠身
最擅长：以和平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