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帝国的危机：叛乱四起
李璮叛乱 忽必烈作为中国的皇帝一开始也是脆弱的，出现了几位权力的竞争者。他的第一个对手是山东益都的李璮。早期，在对宋朝的战争中李璮和蒙哥合作并且袭击过几座滨海城镇。他当时进犯南宋，取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等四城，大张克捷之功。当忽必烈1260 年登上中国皇位时，看来没有理由怀疑李璮对蒙古的忠诚，加封他为江淮大都督。另外，李璮是王文统的女婿，而王文统刚被忽必烈任命为中书省的平章政事，这是政府里最有影响的官职之一。
中统元年（1260）和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送给李璮金银，作为对宋战争的费用。但在1261 年下半年，李璮准备和忽必烈决裂并且实行与南宋的一项和约。由于可以从山东贮藏的盐和铜得到巨大财富，李璮拥有向蒙古统治发起重要挑战所需的资源。他可能已经得到宋朝给予支持的保证并且必然认为和南宋的贸易以及其他经济关系要比与蒙古的友好关系更有实利。另外，在种族上作为一个汉人，他可能具有忠于宋朝的感情。不论出于什么动机，中统二年（1262）二月三日他背叛了忽必烈。反叛前两天李璮匆忙与南宋联系，以献涟、海三城约降，杀蒙古戍兵，从海州泛海还攻益都，进据济南。南宋只封李松寿为齐郡王，并未在军事行动上给予有力配合。李松寿在进攻济南时，曾传檄河北，希望取得华北地区汉人军阀的支持，但应者寥寥。忽必烈立即对此作出反应，派出几支最信任的军队来对付这位麻烦的汉人领导人。忽必烈的两位主要将领史天泽和儒士幕僚赵璧前去粉碎李璮的反叛军队。数量上的优势在几个月之内就显示出来，四月初，元朝军队对李璮的叛军在军事已经完成了战略包围，忽必烈乃调来大将史天泽，主持攻打济南战役。至五月，史天泽又在济南城外环筑壁垒。严加围困。李璮既无力反击，也无法出逃，只得坐以待毙。七月，城中食尽，李璮见大势已去，企图投湖自杀，未死而城破被擒。史天泽在没有请示忽必烈的情况下，立刻将李璮处死。他的岳父王文统在此之后也被处死，并且为了对王文统受到的惩罚提供法律根据，公开宣布了王文统在叛乱中的造反“叛迹”史天泽大概是怕李璮临死反咬一口，而使诸汉军万户皆受其牵连。事实上，在李璮叛乱之前，也确实和中原诸汉军万户有过书信往来。史天泽此举，实属高明，却也因此而引起忽必烈之疑忌。
忽必烈迅速平定李璮叛乱，对巩固忽必烈夺取不久的政权和避免再次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都起了很大作用。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李璮“死而北人绝归朝之志”北方汉族地主武装的军阀们受到李璮事件的警告，更加死心塌地地为忽必烈效力，不敢有叛逆之心。李璮事件确实牵连了不少地主军阀，忽必烈乘机大削兵权，在心有余悸的史天泽带领下，东平严忠嗣、满城张弘略、济南张宏等纷纷交出兵符。这样，忽必烈既解除了发生叛乱的后患，又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忽必烈又在地方实行军民分治，分益都军民为二，董文炳领军，撒吉思领民。以后这一制度在各地推广，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戍，从而把各地的兵权进一步集中到皇帝手中。
另外，李璮的反叛在忽必烈的统治中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增加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猜疑。在一个重要经济地区发生的由一位重要的汉人领导的并且得到一位受信任的最高层汉人显贵隐蔽支持的叛乱肯定会对忽必烈产生影响。从这个时刻开始，他对仅仅依赖他的汉人助手统治中国产生怀疑，作为替代他从非汉人幕僚中寻求协助。即使在他成为大汗和中国皇帝之前，忽必烈已经召募出身于不同种族的幕僚。但是，李璮的背叛引起更大的对依赖汉人的怀疑，忽必烈更强烈地意识到需要非汉人的幕僚和官吏。汉人的背叛仅仅是拉开了大规模背叛的序曲，更严重的危机在忽必烈统一中国，开创万世功业后随之来临，原本尚有一息家天下意味的草原帝国也就分崩离析，名存实亡了。
海都的叛乱 按照成吉思汗的分封，成吉思汗的各个弟弟和儿子都有自己的大片封地。而大汗的直辖领地受幼子拖雷继承。各个分封的亲戚都在自己的汗国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有权征调赋税，劳役，任免官员等等特权，俨然国中国。而大汗对于这些汗国的军队有征调的权利，但是没有领属权，对于汗位的继承，名义上有分封权，可惜汗位的继承几乎完全取决于前一位汗王的意愿和力量对比。这也就造成了松散的统治，但是大汗对军队有征调权这一点被成吉思汗和他的继任者（窝阔台和蒙哥）运用的非常好，从而控制了其他汗国。等到忽必烈一代，因为支持蒙哥上台而获得较为自由地位的钦察汗国更加“放肆”甚至不再承认忽必烈的最高统治权，对钦察汗国的统属终止。在忽必烈争夺蒙哥汗的继承权时，他的一个弟弟旭烈兀西征波斯，为了获得他的支持，忽必烈给予了他所建立的伊儿汗国独立的位置。等到海都撑起反抗忽必烈的大旗开始，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也不再从属于忽必烈。
海都是窝阔台之孙，合失之子，聪明能干而又狡诈，颇有势力，逐渐成为忽必烈的对立派领袖人物。蒙哥即位后，窝阔台系宗王失势，海都被分迁于海押立。海都以大汗位当属窝阔台后裔，其父合失应继承大汗位(实际是自己要求袭位)为理由，一直心怀不满。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海都支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败降后，海都就回到他在叶密立河的封地，逐渐纠集部众，结好术赤后王，扩展自己的领地。在他的领导下，号令专一，赏罚信明，以海押立为基地，势力日盛，成为窝阔台系诸王的首领，积极谋求大汗之位。忽必烈屡次遣使征海都入朝，他以马瘦为辞，拒不来朝。忽必烈因无力西顾，一面按年赏赐海都银两币帛，并分蔡州为他的食邑，表示优容；一面派在中原的察合台曾孙八剌回察合台汗国夺取汗位，以牵制海都。而八剌回到汗国后，夺得大权，反而不再听从忽必烈的指挥。忽必烈乃于至元五年（1268）首先出兵进击海都。术赤后裔宗王忙哥帖木儿与八刺也乘机进攻海都。此后数年，三汗国之间，时和时战，一度无暇顾及东侵。
至元十一年（1274）元军大举伐宋，海都又乘虚进袭。至元十二年（1275）忽必烈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再次派皇子那木罕，率诸侄昔里吉（蒙哥汗之子）脱黑帖木儿等，辅之以宰臣安童，出镇阿力麻里。翌年，脱黑帖木儿、昔里吉等相继叛乱，遂囚禁那木罕，安童等人，并进犯岭北。忽必烈得报，急命大将伯颜、土土哈、孛罗欢等出征。双方展开激战，叛军被击溃。其后不久，叛军内部发生分裂，脱黑帖木儿战败被杀。昔里吉战败被擒，送至大都，忽必烈将其流放到海南岛，后死在那里。就在昔里吉、脱黑帖木儿等大举叛乱时，海都乘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元廷发动进攻，侵占了阿力麻里，兵锋已达天山南北。忽必烈在平定昔里吉等人的叛乱后，命大将刘恩率军反击海都，但却被海都军击退。
至元二十五年（1288）海都又一次出兵，大败元军于杭海山，并攻战了漠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林）忽必烈闻讯，决定调集大军，彻底击败叛乱。海都听说忽必烈要率军亲征，自知不敌，于是急忙退走。不久，元军在玉昔帖木儿、土土哈等大将的指挥下，向海都发动强大的攻势，进谦河流域打退了海都的反攻，使其受到沉重打击，势力由此日衰，已无力再向元朝发动进攻。西北宗王的叛乱，到至元末年基本上得以平定。
海都可以说挽救了窝阔台汗国的命运，恢复并扩大了窝阔台汗国在中亚的统治能力，这同时也加剧了蒙古帝国的分裂。因为由于海都东侵南掠，阻塞了自窝阔台时代就建立的东达蒙古本土和汉地，西至金帐汗国和伊儿汗国的驿站，使蒙古帝国内部经济文化交流阻塞，政令信息无法传达，如元朝与伊儿汗国的联系只好改由海道进行，元朝与金帐汗国的联系因海都的阻挠而无法进行。海都雄居中亚，与拖雷家族争夺汗位，是导致蒙古帝国分裂的外因之一。
东北宗王的叛乱 忽必烈在攻灭宋朝后，就开始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对于那些目无元廷法规的东道诸王，也要严加管束。这就必然会触犯诸王的特权。而使其与元廷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至元二十三年（1286）二月，为控制东北政局，忽必烈下令设立东京行省，作为元廷在东北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以代替原来设置的山北辽东道、开元路等宣慰司。这一作法，使东道诸王明显感到威胁日渐迫近，他们开始和西北诸宗王勾结起来，遥相呼应，共约出军对抗元廷，以进一步加强割据势力的实力，甚至不惜推翻忽必烈的统治。
而在东道诸王中，乃颜的势力最大。乃颜是元朝蒙古的宗王，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玄孙。成吉思汗分封子弟，斡赤斤所得分民独多(一说5千户，一说与其母合得1万户)，其分地在蒙古最东部，以哈剌哈河(今哈尔哈河)流域为中心，并不断向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以东扩展，据有辽东大部分地区。
他一方面与西北方的海都信使往还，约定联兵以攻元廷。另一方面，则与东道诸王合丹秃鲁干、势都儿等相勾结，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公开发动叛乱，以此对元朝构成自东北至西北的强大威胁。忽必烈得报，立即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一方面，是派大将伯颜率军出镇和林，以割断乃颜与海都之间的联系，防止他们在漠北联合行动，以免造成更大威胁。另一方面，是命令东北各宣慰司，严禁其属民与乃颜相来往，以削弱乃颜的势力。然后，组织大军，进讨叛乱。同年五月，忽必烈由上都亲率大军，征讨叛乱。经过激战，将叛军击溃，遂乘胜直捣乃颜的老巢。乃颜没有料到忽必烈会如此迅速地调集大军，御驾亲征，并且进展神速。故而，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被元军主力所包围。再经激战，乃颜军败被俘，旋遭处死，忽必烈后将乃颜的分民、财产没收，另分与他人。忽必烈在讨平乃颜叛乱后，于同年十月，重新设立辽阳行省，以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
在此之前，这时期各个汗国的情况已发生了变化。钦察汗国的统治者别儿哥成为成吉思汗黄金氏族中第一个改奉伊斯兰教的君主。他对旭烈兀在征服西亚中残破伊期兰城市，虐杀穆斯林，灭亡巴格达哈里发的行为十分不满。他特别是在对待阿兰与阿塞拜疆两地区上，别儿哥与旭烈兀各怀野心，相争不下，以致从1262年开始，双方兵戎相见，连年不解。别儿哥且引埃及的马木鲁克为助，因进行南北夹击。彼此已再无意于东来参加大会。1265年，旭烈兀病死，子阿八哈嗣位为伊儿汗。接着别儿哥也死去，其弟忙哥帖木儿嗣位为钦察汗。双方仇怨已形同敌国。
总而言之，忽必烈登基之后，各汗国都在独立化的道路上分向发展。钦察、察合台与伊儿汗国各自形成。另一部分窝阔台后王如海都等则始终与忽必烈为敌，拒不入朝，但他们暂时还势小力单。作为元王朝统治者的忽必烈，实际所控制的地区只是中原、华北、东北、蒙古草原及包括今新疆的广大地区。只不过，从名义上忽必烈所继承的是成吉思汗大蒙古国的大汗正统，因之，他是“一切蒙古君主之主君”大汗诸汗国之间颁赐与朝贡的使者络绎不绝。
在蒙哥和窝阔台时代精心策划的控制附属汗国的政策在忽必烈这里完全的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忽必烈较为热衷的蒙古本部和中原土地。这样，不仅导致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分崩离析，而且忽必烈晚年对于汉化的厌恶，也使得忽必烈后代渐渐迷失了处理国家走向的大政方针，当然这是后话了。
6、帝国朝政的升沉：经济危机
至元十六年（1279）被证明是忽必烈统治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以前，他在事业中很少经历失败。他统一了整个中华帝国，粉碎了包括他弟弟在内的所有的反对者。他和他的幕僚建立了以汉人模式为基础的但不以汉人思想和风格为支配地位的政府。他的最明显的失败是对日本的半途而废的入侵，但是他可以文过饰非，把这次失败归咎于摧毁他的军队的可怕的自然灾害——台风。在他统治的前20 年中，所有的其他事务似乎都在平稳地发展。
但是，表象是靠不住的。在表象后面隐藏着一些棘手的问题。一些儒家学者不顺从蒙古人的统治，随着南宋合并到元帝国，他们的不满更加明显。南方的学者没有经历过外族人的统治，相当多的人最终拒绝与蒙古人合作。忽必烈本人在至元十六年（1279 ）后开始迟钝。当时他年近七十岁，受到健康问题的折磨。痛风使他苦恼，令他难以行走。忽必烈面对的最紧迫问题是财政问题。他的建筑工程、他对公共事务的支持以及他的军事远征需要的巨额消耗。为了得到必要的资金，忽必烈求助于回回理财大臣阿合马。阿合马主要是敛财征利而为忽必烈所器重的。他聚敛的金额越高，他的权力、威信和收入越大。他的搜括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滥发交钞。中统初元，在王文统的主持下，创行交钞，即所谓中统钞，每两贯同白银一两。它是以白银为价值尺度，通行全国的一种纸钞。开始每年发行量较为稳定，约七万五千锭（五十两合一锭）但1274—1282九年之间，累计达八百零九万众锭，接近前十四年的八倍，达到年平均为九十万锭。当然，其中一部分是交钞推及江南后所必要的增额，这是合理的。但更大部分则纯粹是滥发，以此来应付频年灭宋与讨伐漠北诸叛王的军费，以及对宗亲贵族的赏赐之需。其结果导致中统钞日益眨值，物价飞涨。
二是屡兴理算。理算意即检查与清算各官府所有出纳财物，核查欺隐，追征欠额。这一制度在蒙古国时期常常举行，到至元中，特别是统一江南后，在阿合马的主持下，多次大规模进行，以之作为征括财物与打击异已的手段。
三是增加税收。从中统三年（1262）年后在中书省任平章政事到至元十九年（1282）死去，阿合马负责国家的财政管理。他首先把登记交税的户数从中统二年（1261）的一百四十余万户增加到至元十一年（1274）的近二百万户。
然后他对商人征收更高的赋税，对新生产的产品实行国家垄断，并禁止私人生产某些商品。
阿合马专权纳贿，也利用权势，大肆提拔子弟亲从，并对不附已者横加迫害，以排除异己。他的子侄遍布要津。他任命回回人为高官显爵，并且试图把自己无经验的、并且可能是不称职的儿子们安插在官僚机构中有权势的位置上。大部分官员指责他牟取暴利和任人唯亲。他们宣称他利用新的赋税和垄断使自己致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把志趣相投的助手和亲戚安插到政府中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如果阿合马要克服反对意见和执行他的政策，他必须把他的支持者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
阿合马的确强加沉重的赋税并提高商品的价格，但是他在宫廷中的位置——更不必说到提升和奖励的可能性——取决于他满足蒙古人收入要求的能力。他是蒙古朝廷的一个兢兢业业的代理人，这个朝廷对于收入有着巨大和迫切的需求。
虽说阿合马的政策对于国库是有利的，但是阿合马的政策激起宫廷中一些最重要的汉人的反对。忽必烈的儒家幕僚对阿合马的权力愤恨不满，并且指责他牟取暴利，还指责他是谄媚小人，办事奸诈。13 世纪70 年代后期，皇太子真金显然加入了反对他的行列。真金反对阿合马的儿子和亲戚得到显赫位置。阿合马的骄横引起了朝野上下汉人的愤恨。益都人王著，有侠士风，作过小吏，后从军。他与高和尚等秘密串连图谋刺杀阿合马。
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当忽必烈照例巡行上都时，阿合马留守大都。四月十日，王著发生暴动，并将阿合马从他的家中诱出并将他刺杀。几天之内，忽必烈返回首都并且处死这个小集团的成员。不过他的汉人幕僚最终使他相信阿合马的奸诈和腐败。尽管他们用来反对阿合马的证据值得怀疑，但是忽必烈确信这位回回大臣有罪，因此将他的尸首掘出吊在一个集市上，然后忽必烈放出自己的狗群去咬阿合马的尸体。这次大都暴动是在一批汉人上层人物的秘密策划下进行的。他们能窃用皇太子仪仗、使用关防打开大都城门，调集官员、军队，甚至连阿合马本人都毫无觉察，可知这绝不可能是一般的下层平民组织所能完成。它本质上是朝廷中汉人官僚与色目人阿合马的拼死争夺。
然而除掉阿合马没有解决忽必烈的财政问题。由于忽必烈多次发动对日本和东南亚的远征，在阿合马死后税收需求变得更加紧迫。同时，在13 世纪80年代初，忽必烈失去一些他最忠诚的汉人幕僚，包括许衡、姚枢；他们都在这个阶段去世。他们的去世使得非汉人幕僚有更多的机会影响忽必烈。忽必烈本人的体弱多病与这些麻烦混合在一起，他越来越多地对统治者的责任力不从心，而是依旧将大权交给能为他带来财富的“财政专家”
卢世荣就是利用忽必烈的困难增大自己的权力。阿合马死后，卢世荣任中书省右丞，管理财政。和阿合马一样，他试图加大政府的税收来应付朝廷不断增长的费用。他试图以专卖、增加市舶税、发行更多的纸币以及擢用商人为课税官员等措施来增加政府的收入。卢世荣的经济计划与他的前任理财官员阿合马一样引来敌意。汉人指责他牟取暴利、任人唯亲以及剥削他的汉人同胞，还指责他迫害、追捕甚至处死竞争者和对手。皇太子又一次成为反对卢世荣的领袖。至元二十二年（1285）卢世荣被捕并且在这年年底被处死。卢世荣的死可能除去了一个被汉人视为横征暴敛的人，但是不能缓和朝廷面对的财政问题。
除了财政问题之外，忽必烈还面临着南宋与其他疆域的经济统一的困难。如果忽必烈希望实现其他任何经济和政治目的，中国必须是真正统一的和中央集权的。忽必烈首先释放被他的军队俘虏的大批士兵和平民，以争取江南的汉人。接着他发布以恢复中国南方经济为目的的命令，其中包括禁止蒙古人掠夺汉人的农田，并建立贮存剩余谷物的常平仓来保证遇到灾害时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征收的农田税并不繁重，而且在灾年会被免除。盐、茶、酒和一些商品实行专卖，但是由专卖导致的价格太低，有时需要补贴，这是政府难以负担的。忽必烈推动南方繁荣的另一个基础是海上贸易。自身利益肯定是这些政策中的动机因素，因为南方的经济恢复最终将意味着更大的利润。
尽管他做出努力，南方一些汉人的敌意没有平息下来，损害着忽必烈的经济计划。有好几次反对蒙古统治的起义，至元十八年（1281）忽必烈的军队粉碎了由陈桂龙率领的起义。为了制服福建的另一场更严重的造反，朝廷调动了10 万蒙古军队。在忽必烈统治结束之前，其他的起义连绵不断。但是大部分抵制蒙古人的汉人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手段，他们拒绝为蒙古人服务，只是追求自己的知识趣味，干脆避免和蒙古人有所牵连。这种反抗使忽必烈和元朝丧失他们急需的专门人才，而连续不断的骚乱迫使他们在南方驻扎军队并造成很大的开销。总而言之，到忽必烈统治的后期，南方并没有完全统一，而且经济问题加上政治分裂在这个地区不断干扰着元廷。
由于在南方的努力没有全部成功，忽必烈着手实现满足北方核心疆域的需要。因为他把首都建在大都，忽必烈需要保证这个新城市中稳定的粮食供应，这迫使他从中国南方更富庶的地区运入粮食，因为大都附近的区域不能生长足够供给大都的粮食。至元十九年（1282 ）元朝第一次海运非常成功，超过90%的粮食到达北方，在沿岸的变化莫测的大海中仅损失六条船。但是，13 世纪80 年代中期，台风和恶劣的气候条件造成大量沉船，使朝廷认识到需要另辟一条替代的运送粮食的途径。朝廷决定把大运河延伸，以使船运的粮食可以方便地到达大都。忽必烈决定在山东省开凿从济宁到临清的运河；商品可以从临清通过卫河转运到大都附近的直沽。这样，粮食可以从长江直接运送到忽必烈的都城。至元二十六年（1289 ）初完成了这项扩建，并将这条称为会通河的运河对船运开放。延长这条运河所需费用极大，大约250万劳工参加建设，为此政府花费了巨款。这条运河所需的大量开销毫无疑问地是13 世纪80 年代后期烦扰蒙古朝廷的财政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在此时，试图解决忽必烈朝财政问题的三个“奸臣”中的最后一位：畏兀儿人桑哥登上了历史舞台。至元二十四年（1287）他被提升为右丞相。桑哥积极支持在中国的外族人。他是畏兀儿学者和画家的保护人；他说服忽必烈停止政府支持的反穆斯林运动；他还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赞助建立了回回国子学。他作为外族人的保护者不可能得到汉人的喜爱。至元二十四年（1287）三月，桑哥用称为至元钞的新钞取代旧钞，这种新钞是用忽必烈的年号命名的。要按5 比1 的比率把旧钞换成至元钞，那些被迫把自己的不太值钱的旧钞按不甚满意的兑换率进行兑换的汉人因为他们的实际财富价值下降而愤慨。
由于他特别信任畏兀儿僧人杨琏真加，桑哥在汉人中的声望受到特别严重的损害。杨琏真加为了筹集建造和修缮寺庙所需费用，掘开南宋皇陵并洗掠了已故皇帝和皇后的陪葬财宝。他挖劫了101 座陵墓，掠走了大量财物，并亵渎了南宋君王的尸体。杨琏真加用这些宝物支付佛教寺庙的建造和修复费用，并且还把一些宫殿建筑改成佛教寺庙。使事态变得更糟的是他强使民力重建或改造寺庙并且将大地主的田地没收变为寺产。南方土地所有者对他们的土地受到专横掠夺而寺庙却免除赋税万分愤怒。
杨琏真加滥用职权引起南方汉人的怨恨并终于导致对他的保护者桑哥的指责。在世人眼中，他们两个人是剥削者和暴虐者。因为他们的财政及个人不端行为遭到许多官员攻击，并由攻击变成了行动。至元二十八年（1291）二月，忽必烈解除了桑哥的职务并且把他监禁起来。七 月，作出了处死他的决定。三个奸臣中的最后一个现在也死了，但是这三个人的行为影响着忽必烈，因为是他作为统治者任用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大臣受到重用，而且他们当中的每一位一段时间内都成为这个国家的实际上的统治者。但是，在几年之内，他们都走向反面并都受到非议，被指责犯有严重罪行并且最终或者被处死或者被谋杀。无疑许多职务较低的官员感到疑惑，忽必烈是怎样统治国家的呢？
7、铁蹄与神风之战：中日关系的转折
忽必烈在中国国内的困难预示着在国外存在同样灾难。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特点都是缺乏控制。忽必烈曾经执行过的平衡式行政权威仿佛已不复存在。考虑不周的失策几乎成为惯例，不再是例外。无论作为中国皇帝还是作为汗中之汗，忽必烈都面临着无情的压力，不得不用扩大疆域的办法来维护他的尊严与权威。因此，他进行了几次对外冒险，对日本、安南、爪哇的入侵都以失败告终，其中尤以入侵日本对以后中日两国的历史有着转折性的意味。
关于忽必烈对日本发生兴趣的缘由，马可波罗说是听到日本拥有无数黄金等财富。此说仅见于《马可波罗游记》可能是出于商人的嗜好故意渲染。但此时，日本政府仍不与蒙古通好，并且怠慢、杀害蒙古使者。忽必烈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存在，无论日本是否富庶。
从至元三年（1266）起，忽必烈连续四次遣使往日本，威逼日本臣服，可是一直没有结果。于是，忽必烈在高丽设置屯田经略司，命令高丽筹备兵马、舰船、资粮等，以备经略日本。但此时也没放弃外交努力，又两次遣使，先后告吹。于是，忽必烈下了征讨日本的决心。
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高丽已造好大小舰只900艘。八月，忽必烈任命忻都为征东都元帅、洪茶丘为右副帅、刘复亨为左副帅，统帅蒙汉军2万人、高丽军5600人，加上高丽水手6700人，共3.2万余人，东征日本。爆发了第一次元日战争，日本史书称之为“文永之役”
十月三日，元军从高丽合浦（今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三日后成功登陆对马岛，全歼岛上守军。
二十日晨，元军分两路在博多湾登陆。西路军在百道原登陆，藤原经资率500骑前来迎战，但日军的作战方式明显比元军落后，据记载，日本当时会战的惯例，由主攻部队放射“鸣镝”表示进攻开始，先由一单骑驰前搦战，然后大队跟进冲杀……当逼近元军时，元军战鼓齐鸣，杀声震天，弓矢齐飞，火炮轰鸣，日本武士心惊胆战，战马惶恐不前。
当晚，元军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只有高丽将领金方庆认为当时的形势对元军有利，主张坚持苦战，攻取太宰府，以待援军。其余将领皆认为形势不利，很多人都高估了日军数量，而且国内没有派遣援军，主张撤退。于是忻都下令撤退，但很不幸，撤退当晚遭到了风暴……台风乍起之时，当时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不是战死，而是死于这场风暴。
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后，南宋降将范文虎请以自己的名义再次遣使日本，结果赴日使节又遭杀害。忽必烈忍无可忍，决心以武力征服日本。据说，诸将向忽必烈辞行时，忽必烈嘱托要齐心合力，以大局为重，不要滥杀百姓。看来，他是想要占领日本了。
这次征日，元军分兵两路。命范文虎去江南收集张世杰旧部及其他自愿从军者计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组成江南军，由范文虎统帅，从庆元（今浙江宁波市）启航，东渡日本。忻都仍统率蒙古军，又任命高丽将领金方庆为征东都元帅，统率高丽军一万人、水手一万五千人，组成东路军，取道高丽，过对马海峡，进攻日本。两路元军由元军宿将阿刺罕统一指挥，定于1281年六月十五日在壹岐岛会师。
五月二十一日，东路军进攻对马岛，元军占领对马岛后，不顾忽必烈的指示，大肆杀掠。第二次元日战争爆发，日本史书称之为“弘安之役”
当日方得知元军入侵对马、壹岐两岛后，在镇西奉行少贰藤原经资率领下的守护部队立即进入沿海石坝阵地，严阵以待。日军一线部队总计有四万余人。另外，宇都宫贞纲率领约六万地方的武士部队，作为增援军在必要时将奔赴前线。五月二十六日，东路军攻入壹岐岛。忻都为争夺头功，无视在壹岐岛同江南军会师的作战部署，贸然进攻博多湾。六月六日，忻都派出一支小型舰队，前往长门海域牵制守军，使其不敢救援大宰府，大部队开往博多湾。进入博多湾后，才发觉沿海滩头筑有石坝，难以登陆。
此时出现重大变故，本次征日的总指挥、元军宿将阿刺罕突然病死，忽必烈任命阿塔海接替指挥，但阿塔海未能及时到任。但江南军统率范文虎认为先遣舰队早已发出，不宜久等，遂在阿塔海尚未到职的情况下，令江南军于六月十八日分批开航。当阿塔海赶到出发地点庆元时，范文虎已率军扬帆东渡了。
七月，两路大军会师后，军势大振，本应立即进攻大宰府，却迟疑不发，估计是因为天气恶劣。元军两路统帅均无航海常识。八月初，台风袭来，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三分之一，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元史》也记载，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刚刚才被救起来的范文虎贪生怕死，要立刻班师。
此时，平户岛被救起士卒四千人无船可乘，范文虎命弃之不顾。张禧不忍，将船上的七十五匹战马弃于岛上，载四千士卒回国。另外，被遗弃在日本海岛上的元军士卒尚有三万余人，大部分战死，被俘者中，除少数被留作奴隶外，其余大部惨遭杀害。
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均以失败告终，但他仍一意孤行，准备第三次征日。结果因为忙于镇压人民起义和大臣的劝谏，未能实现。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
元世祖忽必烈逝世，征日计划也就随之中止了。
忽必烈征日失败的原因很多，如元军善陆战不惯海战，不熟悉日本地形，选择登陆地点不当，日本军民的英勇抵抗等等。最主要的当然还有台风之祸，可我们不经要问：为什么蒙军的船经不住台风的洗礼呢？
在古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关于那两场日本台风的记载，然而根据现存证据，研究人员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具体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美国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
佐佐木教授表示：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肋材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据文献记载，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900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300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快速舰300艘，汲水小船300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动工，限期完成。6月，900艘军舰完工。当时，造船工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区仍在南宋军队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将造船的任务交给技术较为落后的高丽人。一方面，高丽对于造船很反感，认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会要求高丽参战，这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让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忽必烈强压的任务实属难事。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多在内河使用的平底河船，而此种战舰的结构并不适于航海作战至于船舰的设计，迄今为止，佐佐木还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V字型远洋船的龙骨，我们可以想像那种为内河航运而设计的船遭遇海中大风浪时将会出现何种混乱的情形。
佐佐木还发现，战舰残骸的碎片没有一块超过3米，大多数碎片都在10厘米到1米之间。他据此推测，蒙古战船可能采用了类似新安古船的一种“鱼鳞式”船壳结构。其船壳板之间不是平接，而是搭接的。这种结构在巨浪的拍击之下容易碎裂。对沉船遗址的现有研究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能够借助声呐和探地雷达，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蒙古的造船技艺，进而破解沉船真相。
此外，日本人的武器也优于蒙古人。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日本战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古代最优良的钢按性能排列依次为：大马士革钢（铸造花纹钢）日本钢（暗光花纹钢）马来钢（焊接花纹钢）中国最好的钢（镔铁）其实也是一种焊接花纹钢，不过性能没有马来钢那样出色。日本除了具有好钢之外，其战刀的优良性能还来自其独特的后期淬火工艺。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使得普通民兵都可拥有一把好刀，而蒙古军队使用的质量较差的镔铁刀，很多大刀在对砍时失去了利刃。在两次战争中的8年间隙期间，日本人似乎还改进了他们的弓箭，第二次入侵时，蒙古人发现日本人弓箭的射程和穿透力都有很大提高，已与蒙古强弩不相上下。从保留至今的图画看，日本人的长弓与当时最先进的英格兰长弓有几分相似，长约1.5米。由于日本人本来就很矮小，画面上的日本弓箭手好像比他们所持的弓还短。
忽必烈两次征伐日本失败，以往有的史学家认为台风突发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日本，蒙古来袭”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来自外国的进攻，而且两次战役均因台风的袭击而使元军蒙受巨大的损失以至惨败，也正是这两次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外来入侵在日本民族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其中之一就是不经意中“神道思想”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使得日本国内曾经一度堰旗的“神国思想”卷土重来，并产生了“神风”说。这种认为日本在世界上最尊贵的思想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新思想，就是说原先崇拜中国，而这时产生了一种新思想，认为中国不足道，印度也不足道，没有别的国家像日本这样高贵，以这种观念为基础形成了当时的文化独立。此后“神国思想”越演越烈，国家神道”这种祭政一致的体系就是典型的畸变产物。二战失败后，盟军虽强行其政教分离，才从制度上否定了国家神道。但直至今天，神”在一些人心中还是有相当的影响。
日本“神国思想”在元明时期的中日关系中表现为一种从“盾”到“矛”的转化过程，即在元代以及明代中期前犹如“盾”侧重于自卫，主要为不臣中国寻找堂而皇之的口实；到了明末，成了以进攻为主的“矛”为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征服明朝乃至一统世界的行为和企图提供侵略的思想武器。神国思想的畸变，使得日本的民族心理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变态，给相关国家和地区造成了莫大痛苦，也给日本民族本身带来了巨大灾难。
忽必烈罢征日本之后，调集军队、粮草，准备大举进攻安南。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正月，忽必烈调集8万大军，成立征交趾行省，以奥鲁赤为平章政事，乌马儿、樊楫为参知政事，受镇南王脱欢节制。十一月，元军分三路攻入安南境内。十二月，脱欢率诸军渡过富良江，击败守军，再次进占了安南都城。安南国王逃进了敢喃堡。安南军民以坚壁清野，藏粟逃匿的策略困扰元兵，而元军粮船又在绿水洋受到安南军的阻截，粮食全部沉入海中。元军的长驱深入，造成士卒疲敝，粮饷短缺，加之天气转热，疾病发生，使元军陷于进退失据之困境，次年二月初，脱欢只得下令全师北撤。在元军撤退途中，安南王集结重兵30万据女儿关和丘急岭一带布防百余里，准备再次截击归师。脱欢闻讯下令各路军队避开敌军，分道撤回国内。元军水师在白藤江遭安南军阻击，主将樊楫受伤被俘。总领脱欢也在且战且退中中毒箭伤脚，从单己县撤回思明州。三月，安南国王遣使入元，归还俘虏，进贡金人以代谢罪。忽必烈十分恼怒，但仍不得不恢复和好关系。
至元二十九年(1292)二月，忽必烈任命史弼为福建行省平章正事，率兵2万，战船千艘，备军粮1年出征爪哇。十二月，史弼等率军从泉州出发，至元三十年（1293）初抵达爪哇。然后分水陆两路进攻八节涧。这时，爪哇正处于内乱之中。曾被杜马班王朝征服的邻国葛朗国王室后裔查耶卡班起兵反抗，杀死爪哇国王。爪哇国王的女婿韦查耶逃走，积聚力量，伺机反攻。三月一日，元军会师并攻占了八节涧。韦查耶向元军表示归顺，说要奉献当地山川、户口及葛朗国图籍等，请求元军帮助复仇，进兵葛朗国。史弼等人接受了这一请求，派兵增援他。十五日，元军分三路进攻葛朗。元军与查耶卡班率领的10余万葛朗军激战于答哈，三战三捷，歼灭其主力，查耶卡班投降元军。四月二日，韦查耶请求离开元军大营，声称去取正式的归降表和朝贡礼品。史弼等派200名元军护送。中途，韦查耶竟恩将仇报，杀死护送元兵，集结军队，回头突袭元军大营，造成元军官兵死亡多达3000多人。元军本来在以少胜多的答哈之战后尚未休整补充，疲惫不堪，只得且战且退，于四月二十四日登舟回国。
总而言之，13 世纪80 年代以后，忽必烈在对内、对外事务中总遇到挫折。这些年还给他个人带来悲剧和不幸。他的爱妻察必于至元十八年（1281）去世，她长期以来一直给予他支持和忠告。察必的儿子、忽必烈自己指定的继承人真金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去世。真金被精心地培养成中国的下一位皇帝和他的汗位的继承人。真金四十多岁的早逝必然沉重地打击忽必烈并且使宫廷沮丧。为了寻求安慰，他越来越多地转向酒和食物。过度饮酒，使他的健康成为问题。在他的余生中，过于肥胖和痛风折磨着他。史料显示他晚年特别沮丧和抑郁。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正月，他在宫中去世。
忽必烈个人小档案
姓名：孛儿只斤·忽必烈
出生：1215年
卒年：1294
享年： 80岁
在位时间：1260-1294年
年号：中统（1260-1264年）
至元（1264-1294年）
谥号：圣德神功文武皇帝
庙号：世祖
父亲：拖雷
母亲：唆鲁禾帖尼 (一说怯烈氏)
最自豪： 统一中国
最遗憾：真金之死
最郁闷： 晚年多灾
最擅长：制衡各民族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