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育黎拔力八达，海山之弟，在位的九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内忧外患。爱育黎拔力八达生平不好色，不好打仗，不乱盖宫殿庙宇，只有一个小毛病：喜欢喝酒。他只活到了虚岁三十六岁，便是因为喝酒喝多了的原故。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都为他的死感到可惜。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恢复了科举考试，但也正是他的背信弃义，把帝国带入了多事之秋。
1、破天荒：顺利登基
武宗即位之初，即已册立同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并领中书省、抠密院事，从而确立了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皇储地位。曾有大臣以“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闻有子而立弟者”为理由，劝说武宗改立皇子为皇太子。武宗仍然坚持以太弟为皇储，他说：自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者”这样，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皇位继承资格得以保存，并由此确定了元朝皇帝“兄弟叔侄世世相承”的传位原则。
武宗死后，爱育黎拔力八达顺理成章地以监国者总揽朝政，等待即位登基。爱育黎拔力八达自幼深受中原文化的薰陶，藩府中，多招有当时名儒为老师。他早就对吏弊深恶痛绝，欲痛铲除之”主张以儒学‘治天下’” “振纪纲，重名器”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即位之前，就开始了他的亲政施政活动。
首先是撤销武宗所立之尚书省，将丞相脱虎脱、三主奴、平章政事乐实、右丞保八、参知政事王署等人罢官，命中书省右丞相塔恩不花等核查他们“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行，予以诛杀。其次，是将那些著名的儒臣，如程鹏飞、尚文、郝天挺、刘敏中、王思廉、程钜夫等人，用驿传召至大都，参与政务。特别是他的老师李孟，被授以中书平章政事之要职，言听计从。他的重用儒士，不仅仅是为了装饰门面。在他们的导引和支持下，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初年采取了一些重要的举措，推动了元朝进一步汉化和儒化的改革。
然后，以世祖时所定成法为准，将武宗新增之官衙，滥封之官爵，尽行废去，悉复至元旧制。又将武宗时为增加支出而滥发之铜钱、钞币，禁止使用，令民间百姓将其交到官府，换取原来的钞币。
在完成上述步骤后，爱育黎拔力八达才于至大四年（1311）三月十八日正式即皇帝位，是为仁宗。元仁宗即位，开创了元朝历史上无人争夺皇位便顺利登基的先例。
2、推行科举 以兴治道
仁宗“在位十年”实际只有九年多(1311—1320年)，先后使用皇庆(1312—1313年）延祐(1314—1320年)两个年号。仁宗朝的最大建树是实行了科举取士制。
元朝开国以后，由于当时官员来源比较充足，设科取士不如其他王朝那么紧迫。虽有许多儒臣向忽必烈建言恢复科举，但都被他加以拒绝。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好恶，因为当时“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由吏入仕途径的盛行和逐渐制度化，阻止了通过传统的科举选拔入才制度的推行。更加之当时百废待举，忽必烈正信用阿合马、桑哥等人以“理财治国”儒家学说自身的弱点以及儒臣对理财之臣的反对态度，也促成了他对儒臣和科举制度的疏远乃至排斥。这些都构成了仁宗即位前半个多世纪未能实行科举取士制的重要原因。
但是，到仁宗即位时，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由吏入仕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仁宗在出居怀州时就感受到了“吏肆于下”的危害他在北返大都，行至邯郸时就指出“胥吏科敛，重为民困”因此对吏弊深恶痛绝，决心将之铲除。二是至元以来的儒臣日渐死去，朝廷中为平衡政治局面所需的儒学人才不继，显得十分突出。所以，早在仁宗为太子时，他就重视人才培养，请将成宗朝始建而未毕其功的国子监学建成，得到武宗的同意。即位后，他又命李孟领国子监学。三是随着时代的演进，久居内地的蒙古、色目贵族上层的汉文化素养有了某些提高，特别是产生了像仁宗这样“通达儒术”的蒙古皇帝，这不仅有助于克服来自统治集团中对实行科举制的阻力，而且更因仁宗的崇尚儒术，便使得行科举制有可能提上议事日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仁宗即位后，便以尊孔重儒，勉励学校养人才为先导，一步步地走上了推行科举，以兴治道的施政历程。
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颁诏并在其后的两年中首次实行的新考试制度，考试科目重经学而轻文学。它还指定朱熹集注的《四书》为所有参试者的标准用书，并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释的《五经》为汉人参试者增试科目的标准用书。这显然有利于理学家的观点，有助于确定理学的国家正统学说地位，具有超出元代本身的历史意义。元仁宗所拟定的科举制度及其实施细则，可以说是异常的具体、详细、周全，方方面面都作了认真的考虑和严密的防范。这一科举制度及其实施办法不仅是元代举行科举考试的指南，而且对明、清两代实行科举取士的办法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延祐二年(1315)三月，元朝行科举制的首场廷试在京城举行。元仁宗亲自“会试天下进士”命李孟为廷试的监试官。另一位名儒元明善“首充考试官”经过这次廷试，共赐护都沓儿、张起岩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所取士后多为名臣”延祐首次科举考试实行以后，既在政治上多少满足了汉人开仕途的要求，同时也适应了元朝统治者用儒图治的需要。
除此之外，新考试制度还有一些反映元朝统治下特有的民族歧视的特征。在新制度下，蒙古和色目人的考试不仅比汉人、南人简单，他们还在种族制度下享有“同等席位”通过各省考试参加会试的名额，按照四等人的划分，每等人75 个名额。另外，为了不损害旧贵族家族的承袭特权和扰乱现存的官僚体制，登第殿试的名额控制在较低水平上，每次考试不超过100 人。此后元廷举行了16 次考试，考中进士的共计1139 人。这个数字，只比同时期文官总人数的4%稍多一点。因此，科举考试制度并不意味着对享有特权的贵族子弟利益的严重损害。
爱育黎拔力八达推行的考试制度，应被看作施行平等任官机会的汉人观念和作为征服王朝的元朝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结合。然而，爱育黎拔力八达恢复科举考试制度，既有文化意义，也有社会和政治意义。把儒家学说作为甄选精英的标准，给汉族士人入仕提供了一条正常的道路。这对江南的士人更为有利，因为直到此时他们多被排除在官场之外。此外，考试制度也鼓励蒙古人和色目人学习汉学，特别是那些不属于贵族家族的人，并由此加速了征服者的汉化，只是这种汉化来的有点晚，程度也不够。
在开设科举的同时，仁宗也大力兴修法典以及普及文化的工作。编撰法典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改革元代制度而产生预期结果的另一个领域。可能是因为在多元文化社会确定统一的法典有难以克服的困难，也可能是因为蒙古统治精英认为统一法典会限制他们的权力所以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元廷从未制定一个通行全国的标准法典。缺乏法典引起了汉人官员的极大焦虑，他们进行了多次努力编撰法典和律例，以作为判案的依据。最早的补救措施是至元二十八年（1291）颁布的《至元新格》这大体上是个法令汇编。此后铁穆耳朝和海山朝编修法典的努力几乎毫无成效。爱育黎拔力八达很快采取措施对这样的形势加以补救。在即位之初，他命令中书省臣汇集从忽必烈朝初年以来的律令条规。汇编工作于延祐三年（1316）完成。
《大元通制》虽不是一个全面性的法典，但法制史学家陈恒昭看来，此书“是元代法律成熟的标志，因为它有充实的内容并采用了以《泰和律》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典的结构”《泰和律》是金朝的法典，它的编撰遵循的是唐代法典模式。作为征服王朝的法典，《大元通制》没有完全照搬以前的中国法典。它在许多方面反映了蒙古人的习俗和元代特有的制度特征。这确实是征服王朝的元朝日趋成熟的反映。
爱育黎拔力八达对汉文化的喜爱，他和他的部分蒙古和色目臣僚对儒家政治学说和汉人历史经验的渴求，可以从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翻译或出版的著作的数量和性质上反映出来。翻译成蒙古文的汉文著作包括：儒家经典《尚书》宋人真德秀撰写的《大学衍义》与唐太宗有关的两部著作，吴兢（670—749 年）撰写的《贞观政要》和太宗本人为他的继承者撰写的《帝范》司马光撰写的伟大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在爱育黎拔力八达赞助下出版的汉文著作包括：儒家经典《孝经》刘向撰写的《烈女传》唐代学者陆淳研究《春秋》的论著以及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
在下令翻译《贞观政要》时，他指出此书有益于国家，并希望蒙古人和色目人能够诵习该书的译本。蒙古君主显然希望蒙古和色目精英，能够学习儒家的政治学说和汉人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原王朝君主的典范唐太宗的教诫，能把国家管理得更好。
3、汉法治国”的失败
与真金相同，仁宗也以“仁孝”著称，对于母后答己的“懿命”无不听从。这就使后宫权重，幸臣恣横。仁宗自己又颇信佛法，造寺庙，行佛事，赐施舍等等，不一而足。他的这些个人性格倾向，也直接影响了政局的发展。虽其本意是想要大兴“汉法”可是却受到母后及近侍的干扰。笃信佛法，自然也和儒术相矛盾。这就使他的“汉法治国”成了虎头蛇尾的运动。武宗、仁宗的母亲答己太后，是一个生性爱干预政事的女人。成宗死后，她曾以二子星命付阴阳家推算，以确定所宜立之君，由此造成了武宗和她的一场误会。当仁宗尽反武宗之政，着手织建自己的执政班子时，答己太后也建立了一个内则依靠亦烈失八，外则依靠右丞相铁木迭儿的干预朝政的体制。
一些客观的历史原因，制约着仁宗按照中原传统方式对元朝政府的改革无法走得太远，因为他不能削弱蒙古诸王的行政权、司法权和经济特权来加强中央集权。尽管忽必烈推行了中央集权的政策，蒙古诸王仍然拥有对他们领地相当多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权。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权力是政治冒险，因为这将面临蒙古和元帝国一条最基本原则的正面挑战。
延祐二年（1315）仁宗下令诸王分地的达鲁花赤由中书省任命的“流官”担任，诸王只能任命副达鲁花赤。一年以后，甚至连诸王任命副达鲁花赤的权力也被取消了。由于达鲁花赤是诸王分地内的主要长官，常由宗王的亲信侍从充任，这样的做法招致一些宗王和御史台的激烈批评，他们指出这样做既违背了成吉思汗与兄弟们共享天下的约定，也破坏了忽必烈制定的制度。面对这些责难，仁宗不得不在延祐四年（1317）取消改革措施，再次允许领主自辟达鲁花赤。
同时，仁宗仍需要确保诸王的继续支持，首先是支持他登基，以后还要支持他违背与兄长的约定以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的举动。此外，由于诸王的贫困和急需朝廷以赏赐的方式进行财政补助，这样的赏赐亦是必要的。仁宗无力削减赏赐恰是使他不能恢复政府财政机能的一个因素。主要的原因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基本经济观念是典型的儒家观念：省刑薄赋，使百姓各遂其生。实际上，除了废止海山的聚敛政策外，仁宗还试图以停止海山时期开始的公共建筑计划来减少政府开支，削减冗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适度增加赏赐的数额。假如他们能使之制度化，这些政策确实能够减少政府的开支。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削减冗官和减少赏赐额都没有持续进行。
仁宗除了在他即位初年曾实行劝农外，为了增加国家税收的举措包括重将对外贸易置于市舶提举司之下和预卖盐引及官府监造的铁制品。但是他最重要的计划，是要重新进行经理江南田赋，史称“延祐经理”延祐元年(1314)，鉴于当时田亩“欺隐尚多，未能尽实”造成国家“岁入不增”元仁宗采纳中书平章政事章闾的建议，行经理之法。即查核土地田亩数额与理算租税钱粮，并对隐漏田产追徵租赋。遂以章闾、你咱马丁、陈士英等分别前往河南、江浙、江西督办，并责成行御史台及枢密院给予行政和军事协助。采取“揭榜于民，限四十日，自实于官”严令百姓于限期内向官府申报本户的田亩数量，作弊者依法治罪。实施过程中，官吏贪刻，以无为有，妄增亩数，而有很多富民却因贿赂官吏隐瞒田产，人民深受其害。江西赣州蔡五九聚众起事，受害农民纷起反抗。元仁宗迫于形势，停止经理，减免所查出的漏隐田亩租税。延祐经理以失败告终。
另一方面，当时受太后宠幸的铁木迭儿的行为激起了朝野的不满和忿恨，引起内外监察御史四十多人对他的弹劾。其内容包括劾他“奸贪”、“蒙上罔下”但仁宗为了顾及母后的颜面，仅将铁木迭儿罢相了之，但在皇太后答己的重新支持下，铁木迭儿仍掌握着大权。铁木迭儿是仁宗朝权力最大的人。仁宗在位的最后两年，围绕铁木迭儿的权力之争使政府陷于瘫痪。
可见，仁宗改革元朝制度未能成功，不仅是因为遇到诸王对抗，还因为他被宫廷内部的激烈派别之争所扰。仁宗从未成为他的家族乃至宫廷完全的主人，因为他的权力总是受到来自他的母亲皇太后答己及其属下的强烈限制。出身于与皇室保持世婚关系的弘吉剌部的答己，是一个有着强烈权利欲望的女人。仁宗从未采用任何有效的措施来阻止她干政。
皇太后在朝中的代表铁木迭儿一直掌握朝中大权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皇帝对他母亲的软弱。仁宗天性慈孝，孝顺父母。这不仅是仁宗的天性，也是他所设计的儒式政府的基本准则。爱育黎拔力八达之所以没有除掉铁木迭儿，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反抗和触犯他的母亲。第二是仁宗的儒治政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无法为既成权力体制所接受。这种政策有损于诸王和蒙古、色目官员的传统政治和经济特权。于是，代表仁宗意志的儒臣在与代表皇太后的铁木迭儿的对抗中，很少得到蒙古和色目精英的支持。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死于延祐七年（1320）正月，终年35 岁。仁宗朝“开启了科举取士的开端。所以被历史学家孙克宽称为“延祐儒治”它虽然为元朝增加了更多的中原色彩，但是实际上没有成功地遏制蒙古和色目精英的既得利益，因此没能从根基上改造蒙古元朝的“整体结构”元朝汉化的历程又一次遇到了严重的挫折。
爱育黎拔力八达个人小档案
姓名：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
出生：1285年
卒年：1320年
享年：36岁
在位时间：1311-1320年
年号：皇庆（1312-1313年）
延祐 （1314-1320年）
谥号：圣文钦孝皇帝
庙号：仁宗
父亲：答剌麻八剌
母亲：兴圣太后弘吉剌氏？答己
最自豪： 恢复科举
最遗憾：汉化失败
最郁闷： 背负背信弃义的骂名
最擅长：嗜酒如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