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衣、食、住、行，是我国社会文化的开端。其中有很多古老的传统甚至延续了整个封建社会。同时，由于战争的影响，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也使得这时期的社会生活呈现多元化现象。
商周的婚姻形态
商代婚制的主流是一夫一妻制，但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又表现出多变的形态。
一夫一妻的婚制，在商代的墓葬中有所反映。在安阳殷墟的宗族墓地，男女异穴并葬的现象比较普遍，两个墓穴紧紧相靠，埋葬的必是一男一女，应为夫妻并葬。这类墓葬约占殷墟墓葬总数的1／3，表明商代普遍实行的婚制是一夫一妻制。
但贵族中一夫多妻的现象非常普遍。以王室婚姻为例，历代商王均拥有多妻，武丁的配偶仅见于卜辞记载的就有20余位，其他商王的配偶亦不在少数。商代的一般贵族，也是多妻制。
商代贵族的婚姻，政治联姻的特征较为明显。贵族娶妻纳妇，不只是为了繁衍后代，还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易·泰卦》有“帝乙归妹”之辞，记载的是商王帝乙嫁女于周方伯的史事。周文王的生母，则是来自殷商诸侯的女子，《诗·大雅·大明》说：“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周方国的首领王季娶任姓挚国之女为妻，其子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商王国与异族方国之间的联姻，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盟关系，有利于维护商王国诸侯盟主的地位。武丁是娶妻很多的商王，他在位期间也是商王国最鼎盛的时期。
西周的婚姻形态与商代没有本质的区别，一夫一妻制与贵族的多妻制并行。所不同的是，西周的婚姻已在礼制的规范下运作，形成了一系列法定或约定俗成的礼仪。
周人对婚姻的功能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婚姻为“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这些表述虽出自后儒之口，儒家礼教的色彩十分浓厚，但其中对婚姻之社会功能及重要性的认识，则是周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
周人已认识到了近亲婚姻的不良后果，“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从优生的角度审视男女婚媾，实行“同姓不婚”的禁忌。在选择婚姻对象时，首先要辨明男女双方的族姓，“男女辨姓，礼之大防也”，“娶妻不娶同姓”。“内官不及同姓”，“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不仅正式婚配必须排除同姓，就连购买侍妾的随意之举也要以占卜的方式辨明女子之姓。同姓不婚及其所蕴含的优生知识，是婚姻制度的一大进步。
西周的君王和各级贵族仍为多妻制。后儒谈礼每每穿凿附会，但天子拥有众多的嫔妃则是不容置疑的。在天子众多的嫔妃中，王后只有一人，为后宫之首，法定地位最高。“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诸侯和卿夫人也有许多夫人和妻妾。
西周贵族的婚姻仍具有政治联姻的性质。大而言之，四周的贵族分为姬姓贵族和异姓贵族两大集团，婚姻关系是联结两大集团的主要纽带。周代是等级社会，贵族的婚姻一般在贵族圈内运行。受“同姓不婚”的约束，以周王为首的姬姓贵族娶妻，应娶异姓贵族的女子；异姓贵族娶妻，也多在姬姓女子中选择。这种情况，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中可以找到很多证据。分封制是西周的基本政治制度，所分封的异姓诸侯多为周人的姻亲功臣，与周族有传统的婚姻联盟关系，如姜姓的齐国与周人世代通婚，互为姻亲。周王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对异姓诸侯则以伯舅、叔舅相称，“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将国家关系与婚姻关系融合起来，密切了相互间的政治联盟。周人重视婚姻，对婚礼尤为讲究。“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周代的婚礼，有六项程序，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称为“六礼”，包括从议婚到完婚的完整程序。《仪礼·士婚礼》对“六礼”的具体仪式有详细记载。第一道程序是“纳采”，即发动议婚。男方觉得某家之女可作议婚对象，便请媒妁执雁作拜见之礼，提亲说合。若女家同意议婚，则男家再去女家求婚。第二道程序是“问名”，当时“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所以要遣媒人前往询问女方姓名，问名回来后通过占卜以定吉凶。第三道程序是“纳吉”，男家卜得吉兆后，遣媒人前去告知女家，决定缔结婚姻。第四道程序是“纳征”，男家将财物聘礼送往女家。第五道程序是“请期”，男家择定吉日婚期，告知女家。最后一道程序是“亲迎”，即新郎前往女家迎娶新娘。至此，婚礼方告完成。这套繁缛的婚姻礼俗形成于周代，主要流行于贵族士大夫阶层。“六礼”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在以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婚礼仪式基本上都是按照“六礼”的程序框架进行的，只是繁简程度不尽相同而已。
同时，原始婚俗的遗风依然存在，继续得到社会认可。如《周礼·地官·媒氏）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在每年的春季，未婚男女可以幽会私奔，不受任何限制。
商周的饮食
“食者，民之本也”，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之一。而我国饮食文化也源于商周时期。
商代的饮食用器，大致有炊器、饮器、食器三类。炊器主要有鬲、鼎、、罐、甑等，用于煮蒸食物；饮器主要有、爵、蚕、觚、杯等，多数为饮酒之器；食器主要有簋、豆、罅等，用于盛装饮食。上述分类并不十分严格，有些器具的用途较广，一器多用和饮器食器不分的现象较为普遍。如当时常用的鼎，就兼具炊、食、盛多种实用功能；陶豆既是食器又是饮器。
当时人们主要的进食方式是抓食。商代铜器铭文中有一“飨”字，其形象为二人跪而对食，一人正伸手抓取盘中食物，为抓食吃法的真实写照。与抓食并行的，是用餐具辅助进食。目前已发现的商代餐具，主要有匕、勺、箸等。匕是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种餐具，有骨匕、角匕、铜匕、玉匕等，形式多样，其基本形状类似于餐匙。勺是挹酒舀汤的餐具，多用于饮酒的场合。箸即筷子，殷墟的一座墓葬中出土过三双铜箸，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铜箸。这种铜箸装有长形木柄，应是烹调用具，属于大箸，而不是直接用来进食的筷子。
商代的食物种类中，谷物有粟、黍、麦、稻等。肉类食物有两大类，一类是家畜，有牛、羊、豕、犬、马、鸡；一类是野生动物，甲骨文中所见的狩猎动物名有20多种，鱼类的水产品也是食物的重要来源。总的说来，商代人的食物以谷物为主，辅之以肉食和蔬果。肉食或取之畜养，或猎之自然，或渔之水域。
崇尚饮酒，是殷商饮食活动的显著特点。上自商王，下至臣子，各级贵族均嗜好饮酒。酗酒荒政，是商王朝腐朽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史记·殷本纪》说商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大戴札记·少闲》称纣王“荒耽于酒，淫扶于乐，德昏政乱。”殷人重酒，在考古资料中也能找到证据。贵族墓葬中随葬的青铜器，其数量和组合均以酒器为主，如殷墟妇好墓中的青铜容器，酒器约占74％。在一些贵族的墓葬中，爵、觚、、等酒器大都同棺木一起放在木椁之内，而鼎、鬲、簋、豆等饮食器皿都放在棺外，可见这些贵族嗜酒胜于饮食，他们格外看重酒器，死后随葬时也要放在离身体近一些的地方。贵族的地位和等级的区别，也主要在酒器而不是在食器上反映出来。
周人非常重视饮食。《尚书·洪范》讲国家政务，将“食”列为“八政”之首；《周礼》记载周代官制，将食官统归“天官”之列，视之为最重要的一类官职；周代的礼仪制度，更是与饮食密不可分。
天子贵居至尊之位，饮食最为丰盛，这是周代所创下的定例。周天子的饮馔分饭、饮、膳、羞、珍、酱六大类，据《周礼·天官·膳夫》所记，王之食用稻、黍、稷、粱、麦、六谷，膳用马、牛、羊、豕、犬、鸡六牲，饮用水、浆、醴、琼、臀、酏六清，羞共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酱则百二十瓮。这些指的大多是原料，实际饮馔品名还要多得多。
在烹调方面，周代已有了比较成熟的调味理论，确立了常用的调料品种。商代采用的调味品主要是盐和梅，“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取咸酸两味为主味。到了周代，调味除用盐梅外，又采用了一些新味型的原料，而且有了比较严格的配伍法则。烹饪不同的肴馔，使用不同的调料；烹饪同一肴馔，要根据季节变化采用不同的调料。
周代是礼治社会，依据周礼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食礼则是周礼的核心内容之一。周代的饮食礼俗，经过后来儒家的精心整理，比较完整地保存在《周礼》、《仪礼》和《礼记》的某些篇章中。周人对客食之礼、待客之礼、侍食之礼、丧食之礼、宴饮之礼、进食之礼，都有十分具体的规定。以宴饮之礼为例，《三礼》中详细记载有各种筵宴的礼仪，宴饮之礼已相当规范化。周人宴饮的场面，在《诗经》中多有描写，以《小雅·宾之初筵》之一章最为生动，诗的大意是：宾客就席，揖拜有礼；笾豆成行，佳肴丰盛；酒醇且甘，饮而舒心；悬钟设鼓，献酬频频。箭靶张立，弓已满弦；对手赛射，比试高低；中者为胜，败者罚饮。诗人的艺术描写，生动地展现了宴饮之礼的具体仪节。
在饮酒方面，周人明显比殷人节制。鉴于殷人“惟荒腆于酒”而导致败亡的历史教训，周初的统治者极力禁酒，周公制定了严厉的禁酒措施，规定周人不得聚众饮酒和纵酒，违者处死，对贵族也要强制戒酒。禁酒的结果，西周时的酒器大大少于商代，墓葬中随葬器皿的种类和组合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西周中期以后，酒禁放宽，饮酒之风渐浓，但在饮用上作了许多严格的礼仪规定，节制饮酒行为。
春秋战国时期的饮食
春秋战国时代的饮食活动，在继承西周饮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化因素，饮食生活丰富多彩。
贵族的饮食活动，礼仪化的色彩依然浓厚，在客食、待客、侍食、丧食、宴饮、进食等方面，基本上遵循着周礼所规定的礼节，注重饮食之礼。这种饮食礼仪化的现象，在春秋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饮食用器有了较大的变化。西周时期贵族的饮食用器主要是青铜器，东周时代，青铜器开始衰落，漆器普遍流行开来。到了战国，漆器工艺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漆器已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属于饮食用器的有耳杯、豆、樽、盘、壶、卮、盂、鼎、匕、食具箱和酒具箱等，还有奁、盒、匣、案、几、俎等相关器物。漆器制作得非常精美，造型精巧，漆色鲜丽，纹饰丰富，透出一种秀逸之美。多姿多彩的漆器，给饮食生活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在菜肴的烹制上，人们更注重滋味，对五味调和非常讲究。战国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编纂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有许多关于饮食的论述，其中的《本味》篇专讲饮食的滋味调和：“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剂）甚微，皆有自起。”菜肴必须用五味调和，放调料的先后次序和剂量多少很有讲究，不可马虎。“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按照当时美食家的标准，美味佳肴应该是“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浓，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吕氏春秋·本味》所讲的这套五味调和理论，是人们在长期的烹调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食以体政”的思想观念在东周时代得到了充分发挥。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熟谙烹饪之道，常常用烹饪喻说安邦治国，由平常的烹饪原理演绎出深刻的政治哲理。思想深邃的哲人老子，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言，认为治国与烹饪的原理是一样的。春秋晋国的师旷，以“五味”比喻齐桓公称霸与大臣的关系，“管仲善断割之，隰明善煎熬之，宾须无善齐和之”，将这些善于治国的功臣比喻为厨艺高超的烹饪大师，而齐桓公就好比一个美食家，享受着大师们精心烹制的佳肴。齐相晏婴则以五味中和的烹调原理，向齐景公论证君臣应有的协和关系，说理透彻。
东周时代兴起的诸子百家，对饮食问题多有论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饮食理论。在诸子百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墨家和儒家的饮食理论。墨家提倡“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的节俭理论，主张“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不贪食味之美，不求烹调之精，将饮食生活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是墨家饮食理论的基本特色。儒家的饮食理论注重礼仪礼教，讲究饮食的艺术和卫生。（论语）中有许多关于饮食和食教的内容，以《乡党》篇的记述最为集中。从这些记述来看，孔子对饮食非常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要求饭菜做得越精细越好；“色恶，不食；臭恶，不食”，烹饪不得法，菜肴颜色不好，气味不正，孔子是不吃的；“食不语，寝不言”，吃饭睡觉不能说话，为的是吃得卫生，睡得安稳。儒家的饮食观与墨家正好相反，墨家指责儒家“贪于饮食”，就是针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对饮食的过于讲究。儒家的饮食思想与观念为后世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核心，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
商周的服饰
服饰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本要素之一。服饰的基本功能，大致有避寒暑、蔽形体、遮羞耻、增美饰、表仪态等几个方面。在商周时代，服饰具有明贵贱、序等级的重要社会功能。
商代衣料的质地，有麻、丝、棉、皮革等。商代的人像雕塑，大都着有服饰，刻划细致，是当时人们衣着打扮的真实写照。从已发现的80余件人像雕塑所反映出的衣着情况来看，服饰形态有交领右衽短衣、交领右衽素长衣、交领右衽素小袍、交领长袖有华饰大衣、直领对襟有华饰短衣、高后领敞襟长袖花短衣、圆领长袖花短衣、圆领窄长袖花大衣、圆领细长袖连挎衣等10余种。这些服饰有等级之别，大致说来，中上层贵族间流行窄长袖花短衣，中下层社会中多穿窄长袖素长衣。
发型和冠式，是服饰仪态的重要环节。商代人像雕塑所显示的发型达20余种，大都附有饰物，简单者施簪插笄，复杂者加戴冠饰。饰发方法大致有两种，或依发型为饰，或戴冠增饰。下层社会成员大多依发型为饰，饰品平平；中上层贵族喜好戴冠增饰，冠式多种多样，饰品等次有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