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以礼还礼，温和地笑了笑，一面伸过手，一面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考尔，高个子，约莫40岁左右，淡黄的头发，蓝色的眼睛，眼神中透出狡黠。
“我是中国人的朋友，当然也是贵军的朋友。”考尔彬彬有礼地献殷勤道：“久闻刘将军威名，今天特以朋友的身份前来拜访。”
“欢迎。我们中国人是极重交情的，对真正的朋友都是以礼相待。”刘伯承温文尔雅，不卑不亢地说。
考尔目睹刘伯承的大将风采，联想起上党、平汉两役国民党军被歼5万余人的战绩，和眼前这不冷不热的答问，心中不由得一阵发怵。因为，在华盛顿军方看来，曾经使日本人闻风丧胆的刘伯承，自上党、平汉交手之后，已被美蒋中人视为难以制服的“中原之虎”。然而，考尔毕竟是考尔。他一面打着手势，一面夸夸其谈，颂扬刘伯承是“抗日名将”、“闻名的军事家”等等。
可惜，刘伯承对此反应冷淡，毫无兴趣。考尔一看自己的独角戏唱不起来，自知没趣，便狡猾地转换话题：“听说刘将军一路骑马到了安阳，旅途十分辛苦啊。”
“嘿嘿，”刘伯承风趣地说：“骑半天马就到安阳，算啥子辛苦？我这二十多年差不多都是在马背上过日子。”
考尔斜瞟了对方一眼，借题发挥道：“要是改坐火车，到安阳就方便多了”。说时，自信地掸了掸手中的烟灰，道：“现代文明与古代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交通。在我们美国，铁路是极普通的交通工具。如今，飞机和小汽车对我们更为方便。”
刘伯承微笑着说：“考尔先生的话不无道理。现代交通确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可惜，近百年来，我国一直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交通十分落后。其中的原因，想必先生略知一二。”
“当然当然，”考尔应诺道：“贵国与我们美国不同，贵国刚刚经历战争嘛。我衷心希望贵国交通发达，这样各地的物资可以交流，民众也便于往来呀。”
“谢谢考尔先生对我们的关心。但是，要请先生注意一个现实：中国面临着战争！”刘伯承用手往上推了推眼镜，加重语气道。
考尔自以为对方已为其花言巧语所打动，便继续说道：“对！对！中国需要和平。我就是为和平而来的。我们希望国共两党的朋友实现和平，恢复交通。想必刘将军会赞同我们的建议。”
刘伯承严肃地回答说：“正是为了和平，我们才同国民党谈判的。当然，恢复交通与实现和平是联系在一起的……”
“对极了！对极了！应该尽快恢复交通，修复平汉路。”考尔自以为得计地附和着。
“可惜，考尔先生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刘伯承莞尔一笑，认真地指出：“目前，恢复交通的条件还不成熟。如果现在恢复交通，只能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痛苦。考尔先生想必明白，铁路固然可以很快地输送旅客、物资，但也可以用来运兵，运枪、炮、子弹！”
“当然！当然！……”
刘伯承逼视对方，一板一眼地说：“暂时截断交通，是人民要求和平的举动。如果现在恢复交通，有人就会加快运兵，运枪炮弹药，就会加快战争的到来！”
考尔慌忙插嘴道：“不会，不会……”
刘伯承用质问的语气问道：“考尔先生和美国政府能保证国民党不运兵进攻解放区吗？！要是这样，我肯定华北人民是会同意恢复交通的。考尔先生，你说呢？”
“NO！NO！（不！不！）”考尔一面掏出手绢抹嘴，一面自我解嘲地说：“我的职责是调解交通问题，停战问题由新乡谈判小组负责……”
刘伯承站起来，客气地笑了笑，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到新乡再会吧。”
六、历史的经验
的确，谈交通斗争，考尔先生还嫩了点。早在抗日时期刘伯承就对中国的交通斗争，有过深入的研究，因为交通战是中日双方相持阶段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自侵华以后，日军就把“宝”押在交通线上，狂妄地宣称：“只要交通有保证，灭亡中国绝对不成问题。”日军以平汉、正太等铁路作为大运兵线，以公路作为小运兵线，沿途修筑据点作为兵站，一步步“蚕食”华北，并进而深入腹地，妄图灭亡中国。
为了保障铁路、公路的畅通，日军费尽心机，强迫民众修筑了一道又一道封锁线。单是平汉铁路边沿，就重重叠叠修筑了三道封锁线。在太行山与冀南平原之间，日寇沿铁路挖了四道至六道护路沟，又以积土筑成与沟平行的长城。在两路之间，还加设鹿寨与木栅，并筑平行公路。在铁路沿线每隔一二里至十里就构筑一堡，派日伪军守备。各碉堡之间，每隔近百米修筑一堡，强迫民众看守。一到夜间，便张挂马灯，并分段递呼联络口号和传递签名票单。
如发现联络口号或票单中断及马灯熄灭，马上就派出装甲车巡逻检查。日寇还在沿路的电线杆上张挂明灯，在路旁修筑围沟、围墙、埋设地雷等。特别是在接近抗日区地境，筑成了百多里长的封锁墙沟。在占领区内日寇推行法西斯的“治安肃正”，把铁路、公路称为“治安”路，将公路扩张为“王”字形“田”字形，强迫群众为其修路、护路，企图将抗日军民困死在“囚笼”里。
所以，抗日战争一开始，交通斗争就十分激烈、十分残酷。对于交通斗争的严重性和艰巨性，刘伯承有着直接的体会和深刻的见解。他指出：“敌我在相持阶段的交通斗争，是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所谓交通斗争，简单说来，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力量，以求畅通我之交通，斩断敌人交通。反之，在敌人方面，也是如此。”他强调：“抓住敌之背后补给线活动，破坏辎重与交通，使敌人军火无法补给，也无法继续‘扫荡’，实属有战役意义的。……锅中加水，不如炉内抽薪。要使每个抗战军人深刻了解，坚决到敌人背后交通要线上去破击，必须反对正面挡敌等待囚笼制身的现象。”
对交通斗争问题，当时在抗日队伍内部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看不到日寇强化交通，残暴地推行殖民统治的严重性。有的虽然看到了日寇利用交通线扫荡抗日根据地，企图灭亡中国的局面，但又看不到游击队开展破击战的巨大作用，认为破路没有多大用处。有的则在严酷的斗争面前，犯了急躁情绪，采用正面“挡仗”的办法；专和优势装备的敌人硬拚、硬碰……。为了教育部队认识交通斗争的严重性，认清破坏敌人交通的战役意义，把开展交通斗争当作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刘伯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象而深刻地论述了日本侵略军对交通的依赖性，和我们开展交通斗争的急迫性。
首先，从军事上看，开展交通斗争，就是斩断敌人的大运兵线、小运兵线和兵站，摧毁日寇的“扫荡”基地。
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军队对于交通的依赖性是极大的。日寇的现代化大军就是靠着铁路、公路源源送往各根据地。展开扫荡，屠杀抗日军民的。到1940年9月，日军已侵占中国领土面积达166万平方公里，在纵的方面，从大青山到广西就有3000公里，在横的方面，从山海关到宜昌就有1500公里。日寇要维持和巩固它的占领区，以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一刻也离不开现代化交通条件。单就华北来说，日寇除了采用挖封锁墙、封锁沟等办法，还专门组织了它的“华北交通公司”，确实费尽了心机。刘伯承坦率地指出，日寇是以战略眼光来组织它的交通和它的“华北交通公司”的。因为这是它的整个侵华政策成败的关键所在，是它的生死攸关所在。
刘伯承说话向来一针见血：“铁路是日寇活动的生命线，是它扫荡的基地”，“铁路乃是它的大运兵线，公路乃是它的小运兵线，据点乃是它的兵站”。“没有铁路便没有公路，没有铁路、公路便没有据点”。“敌寇倘使失去‘朝发夕至’的铁路、公路，凭着它的两只泥足行军作战，运输军实，其困难将不堪想象。”
根据刘伯承的主张，抗日军民必须彻底地对敌展开全面的交通斗争，真正做到战斗力与劳动力很好地结合，不断与敌寇进行长期艰苦的交通斗争。一二九师及其所属部队正是遵循这一方针，一面摧毁敌之交通，一面畅通我之交通，自由自在地发扬游击战、运动战的特长，迫使日寇处于身体支离、血管破裂、接济断绝的被动地位。
从政治上看，开展交通斗争，就是砸烂日寇的“柱子、链子和锁子”，粉碎“囚笼政策”。“囚笼政策”本是德国帝国主义发明的用以统治殖民地人民的极为残酷的反动政策。日寇将其借用过来，用以推行“治安强化”的法西斯统治，企图把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完全禁锢起来，永远作它屠刀下的顺民。为了维护这奴隶统治，日寇强迫占领区的民众修路、护路，驱使它们自己制造“囚笼”，自己禁铜自己，以实现其“以华治华”的罪恶野心。刘伯承同志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开展交通斗争与推翻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关系。他指出；从“囚笼政策”的意义上来说，铁路好比柱子，公路好比链子，据点好比锁子。侵略者之所以能推行奴隶统治，完全是借重于交通的维系。我们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和据点，砸烂其“柱子”、“链子”和“锁子”，就能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
从经济上看，开展交通斗争，就是切断日寇的大小“血管”，打击其殖民主义的经济命脉。战争史表明，一切侵略者为了维持其军队的补给，必定采用“以战养战”的基本策略，掠夺所在国的财富，以保证战争机器的运转，滋补它国内日趋枯竭的财政经济。日本军国主义正是这样，当他们侵入华北以后，就提出了所谓“自给自足”的口号，加紧矿山、煤铁等军需原料的开发和经营，大肆掠夺中国人民的资源和财富。敌人这一切强盗式的抢劫，都离不开交通条件。“敌人在临时补给线，开始是前送粮弹，后送伤员，最后多是送其掠夺的壮丁、赃物，这是规律。”刘伯承指出：“铁路、公路之于日寇，有如人体上之大小血管，据点则好比淋巴腺。”并告诉我们，开展交通斗争，必须抓住敌人的这些特点和规律。倘使我们到处展开交通斗争，破坏铁路、公路，切断敌之大小“血管”，一方面可以阻止敌人偷送中国人民的财富，使敌人的国内经济日趋消瘦枯朽。另一方面，这些军用品和物资，对于抗战的军事建设、政治建设，又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完全切断敌之大小“血管”，使其无法伸展于中国的乡村，使日寇完全困扼于城市之中，就可以缩短乡村战胜城市的过程，这便是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
从文化思想方面看，开展交通斗争，就是斩断大小“毒水管”、“放毒器”，清除日寇的奴化教育。随着军事侵略的深入，必然是更为疯狂的文化侵略。当日寇侵入华北以后，便在占领区大肆推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宣传什么“王道”、“共荣圈”、“共存共荣”等货色，强制灌输日本军国主义的腐朽思想和文化毒品，这都是通过交通线贩运来的。刘伯承比喻说：“铁路好比大毒水管，公路好比小毒水管，据点好比放水口，各种毒水都从那里放出。
倘使我们斩断了敌人的交通，便是斩断了它的放毒器。这样，便可以根本断绝一切妖氛毒气的来路，使我们得以自由自在地发扬中华民族抗日民主的文化教育，这又是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当时，日寇极力维护交通、强化交通，而我军则大力破坏敌方铁路、公路。敌人修得快，我们破得更快。例如正太路，当初修的时候，费了5年时间，但在1940年的正太战役中，只消半个月功夫便被八路军一二九师摧毁大半。整个正太路全长249公里，被八路军彻底破坏者，占三分之二以上。在长期的交通斗争中，刘伯承创造性地运用破击战法把主动、积极和经常的实施与隐蔽、周密地组织和准备相结合；把游击队进行的局部破击与全区域性的全民破击相结合；把破坏敌人原有交通与破坏敌人新建交通计划相结合；把破坏交通与阻止敌人修复交通和改造地形相结合；把经常研究敌人强化交通措施和我之对策与对部队和群众进行政治、专业教育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革命军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读者只要概略了解一下刘伯承的交通斗争见解，就会明白美国人和蒋某人搞的那点“交通把戏”，是不够刘伯承“玩”的。
当然，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决不会沉湎在对既往战史的回味上。因为，勋章和战功只能记录将军的过去，而不能保证未来。
七、敲山震虎“战术”
兵法云“攻心为上”。“敲山震虎”战术的基本涵义是“军事仗和政治仗放在一起打”，通过军事行动来配合政治心理攻势，以打促降攻心制敌，最终谋求
“小战而屈人之兵”的高效益。之所以通过“敲山”来“震虎”，而不是上山打虎和调虎离山，是出于以下战术考虑：一是虎踞深山，占地势之利，上山打虎则代价沉重且后果难料，很可能打虎不成反被虎伤；二是不宜调虎离山，因为虎在逃离的过程中会继续伤人，不利于战略全局利益；三是虎成困兽，存在着被降伏和生擒的可能。
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是我军成功运用“敲山震虎”战术的较早战例。1945年10月，高树勋新8军和马法五两个军沿平汉路北进，夹击华北重镇邯郸。由于事关战略全局，中央军委电令刘邓亲临前线指挥。刘邓分析形势后认为，敌人内部存在矛盾，最高明的战术是进行政治攻势，促成高树勋部起义，从而达到瓦解敌军的目的。于是刘邓运筹帷幄，一边派人攻心，一边以迅猛的军事行动歼灭高部友邻，震慑高部心理，终于在决战前夜促成了高树勋率部起义。毛泽东同志闻讯后大悦，号召在全军掀起一场“树勋运动”。邓小平同志回顾平汉战役时指出：“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
运用“敲山震虎”战术，要诀有：一是找准目标，即攻心对象既要存在着放弃抵抗的可能，又要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否则会白费心机或大计小用。二是军事行动要狠，确实对“虎”起到震慑作用。三是软硬兼施，进行积极的游说，以打促降。
战争是最不拒绝创新的领域。每一次军事技术的变革都冲破思维的桎梏，把原有的战术理论推向一个新的境界。当资讯技术驱动战争形态的车轮由机械化时代驶向资讯化纪元时，“敲山震虎”战术的思想内涵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