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时间。由于上党战役刚刚结束，平汉战役紧接着发起，作为钳形攻势的两个“钳把子”——陈锡联率领的第三纵队、第十七师和杨勇率领的冀鲁豫军区部队，还在东西两个方向分别向平汉战场作向心集结运动之中；而作为“口袋”战术的口袋底子——第二纵队和太行第一支队，仍在秦基伟、孔庆德的指挥下在临氵名关一带进行肃清伪军的战斗。参战的主力只有杨得志、苏振华率领的第一纵队先敌北渡漳河，于10月20日赶到了临漳、南东坊一线。
而敌人的脚步却大大加快了。
10月22日，敌先头集团全部北渡漳河。以高树勋率领的新八军及河北民军八纵队为左翼，马法五率领的第四十军、第三十军为右翼，沿平汉铁路两侧全力压来。
由于“口袋”和“铁钳”尚未形成，本来作为“袋口”和“钳嘴”的一纵只得绷紧“袋口”，咬紧“钳嘴”，阻住敌人的前进步伐。
刘邓紧急电令杨得志、苏振华：以大纵深运动防御，在正面节节抗击，以消耗、迟滞、疲劳敌人，并继续钳制敌人主力引向偏东方向，以使其脱离平汉铁路，进入不利于敌人的邯郸东南釜阳河河套多沙地带，一面使敌人陷入不利的地形，另一面保证参战部队在预定地区集结展开，以完成对敌合围钳击的部署。
为了实现统帅部的意图，杨得志、苏振华做了临战布置后，便带领纵队主力迅速展开，组成了阻击敌人的三道防线。
22日拂晓，一纵四团在傅学阶团长的指挥下进入第一道防线阵地，扼守南东坊及附近村庄。上午10时，敌四十军的两个团向南东坊发起攻击。激战数日，四团予敌重大杀伤后，主动撤出战斗，至长巷营地区构筑第二道防御工事，准备迎击敌人次日的进攻。
23日拂晓，一纵主力到达第三道防御地区。司令员杨得志于现场决定，以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第一旅担任正面阻击敌人的任务，第二旅、第三旅集结于一旅阵地侧后，待一旅挫敌锐气后，给下面进攻的敌人以侧击，以保证一旅巩固正面阵地防御。
然而，一旅的工事尚未完成，敌人的先头部队即向一旅防守的夹堤、崔曲、屯庄的一线阵地发起攻击。
炮火铺天盖地，子弹像蝗虫一般，压得一旅抬不起头来。
一个个战士倒下去了。一批批伤员抬下去了。
一旅旅长杨俊生，这个江西苏区老赤卫队员的后代，这个从小父亲被国民党杀害的汉子眼里冒血了。他吼了一声：“老子今天倾家荡产了！旅部全体人员注意，跟我上一线！”
旅长一声吼，司政后机关倾巢而出，补充到薄弱地段。他们一边战斗，一边构筑工事，打退敌人一次进攻，筑起一道血的防线。
李达询问战况的电话又一次打来了。
杨俊生望着黑鸦鸦拥上来的敌人，很沉稳地回答：“请转告刘邓首长，有我杨俊生，就有一旅；有我一旅，就有阵地！”
“好一个杨俊生，好一个有我无敌！”
峰峰指挥所里，刘伯承听了李达的汇报，喟然长叹。这位出生入死、征战沙场几十年的统帅经历过这种场面，他知道阻击强敌的前线是何等的惨烈，他甚至为这种惨烈的局面作了最坏的打算。
果然，24日下午，敌人突破了一旅六团的侧翼阵地。
人们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晚上8点，杨俊生打来电话，一旅六团在朝城大队和纵队特务营的支援下，经过反复冲击，恢复了原有阵地。
战争有时又像多米诺骨牌，一个点上的发力，就会形成连锁的轰动效应，使得全局发生根本的改观。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李达接到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电话：向心集结的参战部队已大部分赶到预定地点，第二纵队的第四旅和第六旅在孔庆德的率领下，控制了邯郸西南的张庄桥、罗城头、陈家岗地区；第三纵队在陈锡联的率领下，全部集中于车骑关、光禄镇以西地区；太行第一支队和第五支队到达磁县以西地区。至此，对敌三面合围的钳形态势形成了！
刘伯承深深吁了口气，兴奋地对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和李达说：“现在态势非常之好！
敌人钻进了牛角了，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该我一个一个地收拾了！”
在野战指挥所的刘伯承高兴地说：“敌人钻进了牛角了，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不过，打仗不能着急，猫捕老鼠，要盘软了再吃。”正像刘伯承所说，我军对敌的合围态势是非常之好的，但合围之后的攻击效果却不甚明显。
这是由于敌人毕竟是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兵力足，火力强，装备精良，不是一触即溃的豆腐渣。刘邓首长用兵是相当灵活的，根据当前态势立即决定：在敌精力尚未大大耗散、疲惫与挫折，我后续主力尚未到达前，暂不与敌决战。先将敌围困于滏阳河河套沙漠地带，以局部消灭手段实现大部消耗，借此争取时间，最后消灭敌人之主力。这便是刘邓常用的猫捕老鼠，盘软了再吃的战法。李达参谋长遵照刘邓的指示给一、二、三纵部队发出待机总攻的指示：
1．各部队应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不断与敌接触，机动集结，选敌弱点，以几路合击一点的向心战法，逐步歼灭其个别部队（由一、两排到一连一营，不打消耗仗），达到消耗其实力。
2．除以地方游击队分头活动外，应分派多数精干小队（四五十人），携带小炮、掷弹筒等，于夜间挺入敌纵深，突击其心脏部队，尤其是各个首脑部，使其不得安息。
3．敌人可能控制的桥梁，凡我不能控制时则破坏之，并捕灭小股出扰之部队，打沉所有船只，堵绝其逃跑，使敌完全团于河套之内。
4．各部队主力应利用时间休整，注意休息及政治鼓动，研究歼灭敌之战法。上述四项任务，限定在两三天内积极进行，以争取我后续部队全部到达后，全力击灭被围之敌。
同一天，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李达等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昨（25日）夜作战，小有缴获，其性质仅是较大的战役侦察战。现敌是心虚而气还足，加之我后续部队一万三千人还未到达，故决心在滏阳河以南以东，继续疲困敌人，仅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求得一连一营的小歼灭战；而以精干小队，透入敌人纵深积极活动，主力集结休息。一俟后续部队到达，即寻求机会，消灭敌人一两个师。”第二天，10月27日，毛泽东立即回了电报：
“10月26日电悉。部署甚当。俟后续到齐、养精蓄锐，那时敌必饥疲，弱点暴露，我集中主力寻求弱点，歼灭其一两个师，敌必气挫。”
同日，冀鲁豫军区杨勇司令员所部独立第四旅、十七师张威成支队、石志本支队赶到战场，刘邓首长完成了最后的总攻部署。
这场平汉会战的决战时刻就要来到了，刘邓首长紧紧地掌握了这场会战的主动权，他们的决心正确而坚定。
这是一场对大敌的合围钳制形攻歼战。
整个战役，展现了多彩的、多阶段、多层次的奇观。一支捷足先登的强大兵团，控制了整个预设战场，钳制住全部敌人，以行驶顶风船的气概，顶住了比自身还强大几倍的敌人，守住了邯郸。
29日下午，王定南三过火线，带来了高树勋决心起义的消息。
平汉战役的“多米诺骨牌”倾倒了。高树勋所部1万余人的起义，不但迅速改变了平汉战场上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而且使国民党军的部署出现了一个大的缺口，军心也随之动摇。刘伯承、邓小平可以抽出手来，全力对付马法五的四十军和三十军了！
四、擒贼先擒王
当天下午，刘邓司令部接到南集团陈锡联的报告：“敌人一部正在核心阵地以南一些村庄构筑工事，有些部队正在调动，慌乱异常。”
刘伯承果断地说：“敌人要乱，我们要争取主动”。
刘伯承立即走到地图前，提出了歼敌计划：“以一纵、三纵主力，黄昏开始隐蔽运动，先敌南移到漳河以北敌军退路，以二纵从正北面向南压，待敌人脱离筑城地带，对敌人来一个向心钳击和猛烈兜击，侧重击其首脑机关，侧重击其部署体系，各个歼灭。以总预备队在漳河北岸构筑据点，以拦阻敌退路，并布置漳河南岸的侧击，以横截敌援军三十二军。”夜深了，但枪声、炮声、喊杀声却愈响愈激烈。敌三十军鲁崇义部的六十七师退到西王槽至冢王之线占领掩护阵地后，其主力马法五部随即于31日拂晓前，采取逐村掩护的战法向南突围。当敌脱离主阵地后，杨得志的一纵从东面，陈锡联的三纵从西面，分多路向突围之敌实施扇击。二纵及冀南军区部队在陈再道、秦基伟指挥下由北向南跟踪追击，而杨勇、张廷发部则前出漳河南北进行兜击。当日下午，马法五率部1万余人，窜至前后旗杆樟、辛庄、马营一带被我包围，据守村落顽抗。
这时，被我隔在洞河南岸的敌后续部队三十二军，为解马法五之围，以主力向我伸入漳河南岸的独立支队阵地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指战员们为确保全歼马法五部而顽强坚守着阵地，将敌阻于漳河以南。
在峰峰野战军指挥部作战室。
邓小平政委分析了战况之后说：“要迅速打开局面。时间已经很紧迫了，绝不能让敌三十二军加上来”。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刘伯承司令员接着说：“五个手指按五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要集中第一和第二两个纵队，先解决马法五的长官部！”部队经过周密侦察得知马法五的长官部在前旗杆樟。
黄昏时分我军对马的残部发起最后的攻击，战役进入决定性阶段。一纵主力从东，二纵主力一部从北猛攻前旗杆樟；三纵主力从西，二纵主力从北进攻东西玉槽。敌人拼死顽抗，我军指战员则英勇向前，战况激烈异常，整个战场一片火海。我党我军的许多优秀战士、干部，流尽自己最后一滴热血，但勇士们前仆后继，越战越勇，战至11月1日夜，我军突入马法五长官部，敌人失去指挥，顿时大乱，四散奔逃。我东西南北各路人马，奋起围追堵截溃逃之敌。
此时，敌人的队形已混乱不堪，互相践踏，争相逃命，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战到11月2日午前，敌人除少数逃跑外，全部被歼。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一纵三旅二团警卫连俘获。同时被俘的还有：第四十军副军长刘世荣，长官部参谋长宋肯堂。在我军阻击下，石家庄和安阳出援的敌军听到马法五被全歼，也闻风撤退了。
至此，历时10余天的平汉战役胜利结束。敌部23000余人被歼。平汉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掩护了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同时也进一步促成晋冀鲁豫我军从打游击战为主到打运动战为主的转变，从而发展成一支能够打较大规模运动战的野战军。
这次蒋介石派了两个战区副司令长官率领三个军零一个纵队，在其他各路进犯军配合下，沿战略要线平汉路大举进攻，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到达邯郸，反而遭到两个军全军覆没，一个军零一个纵队举行战场起义的致命打击。
五、和谈阴谋
蒋某人的邯郸梦就这样破灭了。
一位国军将领的心里话：“败在刘伯承手下，值！我算服了。”
有人将战争时期的生活，比喻成一首变奏曲：时而激昂高亢，时而婉转悠扬。时而如狂风骤雨，时而转日丽风和。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地就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打中有停，停中有打。不论是停是打，始终也没有平静过。
这不，刘伯承正在总结平汉战役胜利经验的时候，又接到谈判的任务。出面调停的是美国人，跟蒋某人配合着演“双簧”。中国的事就这样，太急了不行，还得坐下来谈，没脾气。这天一早，刘伯承司令员带着谈判小组风尘仆仆来到河南安阳，准备前往新乡参加谈判。他们在招待所刚刚安置停当，门外就有人来通报：“美方交通小组组长考尔上校求见！”交际处长李新农得到消息后，马上进屋向司令员报告。刘伯承放下手中的书本，从容地说：
“哦，来得好快啊。”转身问交际处长：“新农同志，你看考尔先生来意如何？”“对方说是礼节性拜访”，李处长一边思忖，一边回答道：“我看是来者不善，夜猫子进宅——没好事。美国人给老蒋撑腰，发动内战，在上党、邯郸吃了败仗，这回肯定是为平汉路交通而来。”“嗯，”刘伯承点点头，表示赞同地说：“日本人投降以后，美国人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看到，跟共产党来硬的行不通，又想来软的一套。考尔先生肯定是为交通问题来的，他们比蒋介石还着急哩。”李处长接茬说：“司令员说得很对。最近军调处三人小组（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移到新乡谈判，主要也是交通问题；现在考尔忽然来访，也是打铁路的主意。”刘伯承走到窗前，向远处眺望，颇有感慨地说：“现代战争，交通线就是生命线。抗战中，我军扼住各路交通，日本人就寸步难行。现在，从辉县到邢台以北的大段铁路，已被我军切割、分裂，铁轨被扒掉，火车头被卸开，成了一堆废铁。平汉线交通一断，就好比断了老蒋的血管、气管，美国老板当然着急啦。”“我们要粉碎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决不恢复交通。”李处长干脆地说，“是不是回绝考尔？”
刘伯承摆摆手说：“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但在策略上要讲究斗争艺术。如今，蒋介石在高唱和平，美国人又装出调解的模样，所以我们在态度上要加以区别，言辞上加以注意。总之，不能让他们捞到什么油水。”讲到这里，刘伯承停顿了一下，说道：“你告诉考尔先生，一小时以后，我可以见见他。”
考尔先生是一位思维敏捷、颇善言辞的军人。在美军服役期间，他靠着自己聪明的头脑和流利的口才，被擢升为上校并被派到中国。名义上是调停国共两党争端，实际他肩负军事、外交双重使命，为国民党政府出谋划策。此时，他得知刘伯承路过安阳前往新乡的消息，便急忙抓住这一机会，施展先发制人的外交手腕，企图率先敲开交通问题谈判的僵局。可他没有想到，自己先碰了个软钉子：等候一个小时。但考尔是个有耐性的使节，在六十分钟的冷板凳上，早就背熟了该用的外交辞令……
刚一会面，风度翩翩的考尔就堆着满脸笑容，对刘伯承发出问候：“How areyou？Esteemed Gemeral！（尊敬的将军阁下，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