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子”：郭沫若论赵树理的创作
在《小二黑结婚》发表之前，赵树理的名字是不为外人知道的，即使《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解放区广为传阅时，赵树理在文坛上仍没有地位，一直到1946年周扬大手笔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把赵树理的创作和毛泽东的《讲话》联系起来后，赵树理才开始引起文坛的关注。在周扬之前，对赵树理小说的评价也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黎玉的《介绍大家读〈李有才板话〉和我们的群众路线》一文认为《李有才板话》贯彻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新方向，并获得了初步成功。李大章在《介绍〈李有才板话〉》中认为赵树理为农民的写作目的和阶段分析方法，对大家是有借鉴意义的，号召大家“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正确文艺方针的指导下，为工农兵的新文艺，新中国的新文艺，一定会有它的光明的未来的”。这两篇介绍文章想试着以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来解读和阐释赵树理作品，但由于作者非专门的理论工作者，又初试牛刀，毕竟没什么把握，在用词遣句时也颇为谨慎、注意分寸。
而到1946年，赵树理小说突然受到文坛高规格、高密度的评论。首先有冯牧1946年6月23日发表于《解放日报》的《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推荐〈李有才板话〉》，认为：
《李有才板活》是我们所看到的最早地成功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民翻身斗争的作品……自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开始有了一个新的面貌，以工农兵，尤其是以农民为对象的创作（包括创作给工农兵看和反映工农兵生活的），大批的涌现，这其中，文学作品的创作毫无例外。但是，有一件事实却是无可讳言的，这就是：比起其它艺术部门来，文艺创作，不能不说是稍微落后了一步。当许多新的，反映农民生活的秧歌剧、木刻、歌曲已经在群众中普遍流传，并获得了它们深深的赞扬的时候，在小说中也能够获得群众如此喜爱的作品，实在寥寥可数。《李有才板话》的出现实在是在这种缺陷中一个极其可喜的开端，在小说中创立了一个模范。
1946年7月20日，周扬在大型文艺月刊《长城》创刊号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后又于8月2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论者首先在艺术风格方面强调赵树理“是一个新人”，“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其次是从内容上认为赵树理的创作，展示了农村中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小二黑结婚》“最关重要”的是在“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李有才板话》是在“正面展开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界线是划分得十分清楚的”，在这种阶级斗争中农民最终战胜了地主，新政权镇压了地主阶级，老一辈人的“旧”思想转变成了“新”思想，旧社会也正在变成新社会。最后周扬说“我与其说是在批评什么，不如说是在拥护什么”，论定赵树理的创作“是毛泽东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我欢迎这个胜利，拥护这个胜利”。
1946年11月2日，茅盾在《解放日报》发表《关于〈李有才板话〉》，在先引述了周扬论赵树理小说的观点后谈到：“《李有才板话》让我们看见了解放区的农民生活改善的斗争过程和真相，使我们知道此所谓‘斗争’实在温和得很，不但开大会由群众举出土劣地主的不法行为与侵占他人财产的证据，同时也许地主自己辩护。”以此来肯定“解放区的‘斗争’实在比普通的非解放区的地主老爷下乡讨租所取的手段要‘温和’了千百倍呀”。同时茅盾肯定这是“一部新形式的小说”，是大众化的作品，“《李家庄的变迁》不但是表现解放区生活的一部成功的小说，并且也是‘整风’以后文艺作品所达到的高度水准之例证”。茅盾的这种批评正是对周扬论调的应和。
到1947年，陈荒煤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中归纳出了赵树理创作的三个特点：“第一，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政治性是很强的。”“第二，选择了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第三，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和长期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精神。”最后他总结说“赵树理同志的创作就是最朴素，最具体的实践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陈荒煤的评论是更加完善了周扬对赵树理的评价，使其更加条理化、理论化。在如此提出“赵树理方向”后，对赵树理小说的评价几乎都是沿着这种论调来进行的，主要肯定的是赵树理小说中的思想意义，大众化或民族风格，以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
我之所以详细罗列当时这些大批评家对赵树理小说的评论，是想提出郭沫若在当时也写了评论赵树理小说的的文章，但有意思的是他的评论与上文这种用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来印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流行批评大不相同，现在看来显得别出心裁。节录郭沫若的文章《〈板话〉及其他》如下：
费了一天工夫，一口气读了两本书，这在我是好些年辰以来所没有的事。
这两本书恐怕是在上海所不容易见到的。一本是赵树理著《李有才板话》，又一本是《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
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的。
“板话”里面只有两篇作品，还有一篇是《小二黑结婚》，两篇都可以说是杰出的短篇。“板话”两个字已经够有趣了。原来民间形式的顺口调，北方叫着快板，李有才是出口成章的快板诗人。准诗有“诗话”之例，于是作者赵树理便创造了“板话”这一个新名词。今天我们有了这个先例，似乎也可以写出“马凡陀板话”、“陶行知板话”、“冯玉祥板话”了。马陶冯诸位，是当今顶出色的伟大板人。
……
（《文汇报》1946年8月16日）
后又写了一篇专论文章《读了〈李家庄的变迁〉》，全文如下：
我又一口气把《李家庄的变迁》读完了。
我感觉着这和《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活》一样的可爱，而规模确实是更加宏大了。这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子，它根扎得很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自在。
当然，大，也还并不敢说就怎样伟大，而这树子也并不是豪华高贵的珍奇种属，而是很常见的杉树桧树乃至可以劈来当柴烧的青杠树之类，但它不受拘束地成长了起来，确是一点也不矜持，一点也不衒异，大大方方地，十足地，表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大约是出于作者自己的意愿吧，书的封面上是有“通俗小说”四个字的标识的。作者存心“通俗”，而确实是做到了。所写的是老百姓自己翻身的事，人物呢连名字也就不雅驯，如象铁锁、冷元、白狗、二妞之类，然而他正是老老实实的人民英雄。事件的进行，人物的安排，都是妥贴匀称地，一点也不突兀，一点也不冗赘。
最成功的是语言。不仅每一个人物的口白适如其分，便是全体的叙述文都是平明简洁的口头话，脱尽了五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臭味。然而文法却是谨严的，不象旧式的通俗文字，不成章节，而且不容易断句。
章回体的旧形式是被扬弃了。好些写通俗故事的朋友，爱袭用章回体的旧形式，这是值得考虑的。“却说”一起和“且听下回分解”一收，那种平话式的口调已经完全失掉意义固不用说，章回的节目要用两句对仗的文句，更完全是旧式文人的搔首弄姿，那和老百姓的嗜好是白不相干的。
我自己小时候读章回小说，根本就不看节目，一遇着正文里面有什么“有诗为证”式四六体的文赞之类，便把它跳过了。今天还要来袭用这种体裁，我感觉着等于再在我们头上拖一条辫子或再叫女同胞们来缠脚。作者破除了这种习气，创出了新的通俗文体，是值得颂扬的事。
作家的通病总怕通俗。旧式的通俗文作者，虽然用白话在写，却要卖弄风雅，插进一些诗词文赞，以表明其本身不俗，和读者的老百姓究竟有距离，五四以来的文艺作家虽然推翻了文言，然而欧化到比文言还要难懂。
特别是写理论文字的人，这种毛病尤其深沉，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瞎缠了半天，你竟可以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这种毛病，有时候似乎明知故犯，似乎是“文化人”、“理论家”、“文艺家”，那些架子拿不下来。所以尽管口头在喊“为人民大众服务”，甚至文章的题目也是人民大众的什么什么，而所写出来的东西却和人民大众相隔得何止十万八千里！我自己就有这样毛病。我自己痛感着文人的习气实在不容易化除，知行确实是不容易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