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对认为晚清小说的情节和主题缺乏统一性的普遍看法提出质疑。李欧梵在谈这些晚清小说叙事模式时用了一个词叫“社会史诗”，“有些现代小说包罗万象，比如《尤利西斯》，是19世纪的小说无法容纳的，不能用传统的小说概念来指称”，“晚清小说也是如此，试图用一种叙述模式包罗万象，这种方式就使得晚清小说呈现出多样性”。李欧梵在指出晚清小说的结构模式的意义时，也是暗合了陈平原提到的古典小说对“诗史”传统的承续。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讲，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审美趣味——讲究小说的娱乐性，趣味性，讲究小说故事的布局，恰是中国小说现代转化的另一非常重要的路向，这一路向应与五四开创的重人物内心世界、主观抒情，诗化路向的小说共同构成中国小说的现代发展路向。而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正是对这前一路向的探索，虽然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在艺术上受到政治功利的影响而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他这种创作的出现，让中国小说的发展在另一条道路上与传统小说实现了接续并在发生现代转化。
竹内好认可赵树理的这种写作，认为是“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但并未返回到现代之前，只是利用了中世纪从西欧的现代中超脱出来”，“赵树理文学之所以新颖，并非是异教的标新立异，而在于他的文学观本身是新颖的”。
五、赵树理的“农民意识”
在1934年左右，赵树理就立下宏愿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写作，不上“文坛”，要上“文摊”，要“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赵树理用他大量的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赵树理这样的创作被一些批评家认为是“农民作家”的创作，不仅他的作品几乎全是农村题材，以农民为表现对象，同时他的精神气质也是农民的。
赵树理的小说在艺术趣味上是对五四新文学的一种纠偏，但在精神追求上并没有偏离五四现代精神的追求，而是更彻底地坚持了五四文学提倡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价值取向。赵树理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小伙进入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阅读大量五四新书，组织同学驱逐了贪污腐败的校长姚中用，开始了他现代知识子身份的转变。早年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后又被迫逃亡。在底层社会的飘荡，让他对社会现实有更深刻的认识，感触五四文学与大众的距离，提出“为农民创作”的主张和要上“文摊”的愿望，这强烈地体现了一种现代的知识分子意识。当五四新文人提倡“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而实际创作仍是局限在知识青年阅读的小圈子时，赵树理把自己的目光定位于占人口最多的农村大众。无论在艺术趣味上追求农民的审美趣味，还是在创作中关注“问题”，还是对农民“实利”的守护，赵树理用他的创作实践着自己的目标，而且这种实践精神贯穿了赵树理的终身创作。
作为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赵树理，其艺术路向与精神路向与长期生活在都市生活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区别根由，应该是赵树理对农民生活的熟悉和赵树理的农民意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接受了外来的启蒙、民主等现代思想，但他们活跃在城市，大众世界对他们仍是陌生的，更遑论农村世界，这不可避免地要出现鲁迅深深感受到的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隔膜，甚至是启蒙者的高蹈。赵树理出生于农村，有十年底层社会飘荡的经历，他能站在农民的立场来感受五四新文化在农村世界的传播情况，他试着要去沟通五四新文化的价值世界和农村价值世界。
如赵树理自己所说“我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校的人，自然是既不得不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不与知识分子说话。……以后即使向他们（农民）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是来说……说话如此，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方面留神”。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赵树理并不是单纯的把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思想和语言传递给需要启蒙的农民，而是对这种启蒙思想有一种自觉的反思意识，他强调的是农民主体的接受性和以农民为现代化主体的文学实践。在赵树理这儿，“文学现代化的主体或者说‘谁’的现代是一个关键问题”。赵树理认为五四后形成的“文坛”只是一个“狭小的可怜”的“圈子”，“真正喜欢看这些东西的人大部分是学习写这样的东西的人，等到学的人也登上了文坛，他写的东西事实上又只是给另一些新的人看，让他们也学会这一套，爬上文坛去。这只不过是在极少数的人中间转来转去，从文坛来到文坛去罢了。他把这叫做文坛的循环，把这种文学叫做文坛文学。”而他立志要做一个“文摊文学家”，“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
由此，赵树理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说书口吻，强调故事娱乐性，讲究小说的布局等，但化进去的是现代知识分子意义，在为大众提供一个舒解精神压力，享受片刻的精神自由艺术世界时，也传播着变革社会现实的启蒙思想，扩大着现代思想的读者面。
赵树理这种以占全国人口最多数的农民为文学现代化主体的意识，在毛泽东的《讲话》中得到了认可。《讲话》本身就是对延安知识分子思想生活偏离社会现实的一种纠偏，赵树理感觉是毛主席“说出了我心里想要说的话”，他坚定地追求自己的“为农民”的艺术创作。《讲话》对赵树理创作的另一影响是创作中政治功利意识的增强。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不光只有批判意识，也应有建设意识。在五四那样的一个时代，更需要的是像鲁迅一样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唯有如此才可破毁旧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束缚。但在破毁之后面临的却是社会秩序的重建，而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更多需要的是重建意识，因此我们看到的赵树理小说世界中更多这种建设意识，更多关注的是要面向将来的现实农村生活，是正在变化的农村。赵树理也说自己的创作要“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说自己的小说是要“劝人”，因此有着非常明确的政治功利色彩。这种功利意识本无可厚非，鲁迅也相信辛克莱儿的话“一切文艺是宣传”，认可文艺的功利性，只是鲁迅又接着说“而一切宣传并非全是文艺”，批评20世纪20年代后期革命文学过分的政治功利倾向。我们不能因为赵树理受了毛泽东《讲话》的影响来认定赵树理小说仅仅是一种政治宣传品，恰恰这点说明了赵树理具有强烈的现代知识分子意识，除非要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现代意义。作为这样一位知识分子，赵树理在谈到他的运笔时说：“19世纪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与当时的社会是对立的，他们可以不顾一切地刻绘，但我们今天不同，我们的作家要对向上的、向幸福方向发展的社会负责，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咱的江山，咱的社稷’，遇上了尚未达到理想的事物，只许打积极改进的主意，不许乱踢摊子！”
这种功利意识的得来原因，是他坚信革命最终会给大众带来新的生活，他用大团圆的小说结局来表达他的这种历史意识。但是赵树理表现的这种功利意识对农村来讲，并不是完全外在的，不是全新的，不是强制式介入的，而是最后被农村接受内化的意识。《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和小芹恋爱方式本身就是符合人性的体现，《李有才板话》中农民与阎恒元之间的斗争也是利益冲突使然，《李家庄的变迁》中铁锁是以个人经验完全自发地懂得了“革命”的必要性，他们只是不明白“革命”的方式。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我们看见的是，外来的“革命”方式，最终引发了农村内部“革命”的产生，因此“革命”是来自农村内部本身的，而不是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创业史》等小说中所表现的那样，是由外在的现代思想——党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赵树理小说的功利性突出的仍是农村的本位，突出的是农民的自身现代化，而不是党的本位。同样，赵树理表现农村社会的变化，更多的是在表现已经被摧毁了的农村秩序的修复，是要重建一个“合情合理的世界”，而这个理想正是广大农民所渴望和所理解的，这个理想也是农村“革命”意识得以产生的基础。由于这种“革命”意识并非全然来自农村外界，赵树理写的共产党组织进入农村在打碎旧世界后建立的新世界仍是农民心目中的新世界，是《小二黑结婚》中县区委对金旺兴旺恶霸的判刑，匡扶正义；是《李有才板话》中坏村干部的下台，“老”、“小”字辈翻身；是《李家庄的变迁》中最后建立了铁锁心目中“像个世界”的李家庄，是《变了》、《孟祥英翻身记》、《传家宝》中的新的婆媳关系，是《登记》中的新的婚姻观念，是《套不住的手》中的劳动精神等。这个世界是大众心目中的世界，有秩序的世界，并不是完全新颖的世界。也正是从农村的现代化为主体来表现外来现代“革命”思想，赵树理在1962年大连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说：“我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写法有些想法。《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
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他甚至肯定那些在当时能顶抗中央政策“五风”的干部，他们“让群众真看到实效的，对集体还是关心的”，“这些人他没有脱离群众”，而创作可以“很微妙地来写”这种人物。
赵树理的这种对小说政治作用的理解，自然是跟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不合拍，而不断受到批评了。中国社会的现代“革命”到底是“谁”的革命，中国文学的现代“革命”到底是“谁”的革命，赵树理身上体现出如此这样的“农民意识”，让我们对近现代社会革命的主体要进行重新地思考。
因此，放宽文学视野，把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赵树理的小说，放在中国小说百年左右的现代转化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性”并非只是五四新小说一家，赵树理对二三十年代以来“五四”现代小说形式的偏离和对中国小说传统的接续，对五四“人的文学”精神的继承，不仅不是背离了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化，而是真正拓宽了中国小说的“现代性”路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