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是一个知识化的农民，农民化的文人。作为文人他执著而自觉地追求民间文学而不愿意被拉上文坛，以民间文化的价值选择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作为一位农民，赵树理刻意以农民的视角写农民，这种文化视角的选择使他笔下的农村生活展示出自身的丰满性，在当时合法化的叙事背景中自溢出民间的叙事话语。婆媳关系是赵树理小说创作关注的一个侧面，独特的视角和民间叙事的风格使他小说中的婆媳关系有了厚实的韵味。本节试从《变了》、《孟祥英翻身记》和《传家宝》三篇小说来论述赵树理小说中婆媳关系的民间叙事。
作为解放区的作家，赵树理在他有关女性解放问题的小说创作中，从小说的表层来看，是用有关革命的叙事话语来呈现婆媳之间这种无休止的矛盾纠葛的。《变了》、《孟祥英翻身记》和《传家宝》三篇小说，都有四种角色，婆婆、媳妇、问题的解决者（新政权的代表）、婆媳关系的旁涉者（公公、丈夫、小姑子），小说都有相同的、简单的结构框架——所谓代表传统观念的婆婆跟所谓代表新观念的媳妇发生冲突，婆媳关系的旁涉者加剧着这种冲突，问题最终被代表新政权的工作员解决，媳妇的新观念最终取代了婆婆的观念。小说中恶婆婆无理地挑起矛盾，造成了年轻女性的不幸，婆婆成了媳妇获得解放而必须越过去的一个障碍，年轻的媳妇们在新政权的支持下挣脱了婆婆的束缚而获得了解放。这种重复的大团圆的叙事产生一种权威的、静止的印象，确认并强化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当然，这种叙事也确认了赵树理小说叙事的合法性。
但对文学的接受者来说，这种合法的、重复的叙事使得新政权的证“名”显得无关紧要。在这种革命话语规范中，读者看到的是空洞的女性能指，她们所象征的政治观念与她们女性自身无关，吸引读者的是民间话语叙事体系中婆媳冲突所无意显示的女性真实存在的关系。
首先来看新政权的代表人物对婆媳关系冲突问题的解决过程和结果。
婆媳冲突的解决者，李同志、工作员、小娥的丈夫，三者都是新政权话语的代表。在《变了》中，问题的解决是李同志来家中拉了一次家常，她并没能对别人讲清楚新的婆媳关系的合法性，而是以自己是新政权代表的权威性来确认新的婆媳关系的合法性；在《孟祥英翻身记》中，工作员是让婆婆去干妇救会工作相威胁，来迫其同意孟祥英参加妇救会工作的；在《传家宝》中小娥的丈夫也是以金桂的婆婆不会管账相胁迫，使婆婆不得不撒手。由此可见，本应以新的思想观念去做说服工作的、新政权的代表人物并没能给婆媳双方确立一种新的价值观念，而是用一种强制性的权力话语取代了原来的权力话语，因而这种新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也就不能证明了。小说叙事在此溢出了不和谐的民间声音。
其次看在新环境中的新媳妇形象。在新环境的影响下，有新政权话语的支撑，新媳妇热衷于参与到社会性活动中来，放脚、打柴、担水、打野菜、识字、参加妇救会工作等。媳妇的这种举动带来了农村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且是一种很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自觉的，与婆婆把自我价值确认依附在传统道德上一样，她们是把自我的价值确认依附在新成立的政权之上。这种依附性使女性角色失去了个体意识觉醒的可能性，以及从这种自我意识中伸展出个体平等意识的可能性。没有这种个体的平等意识也就无法确立个体的现实存在意义，更无法建立一种与传统意识本质不同的现代婆媳关系。这样我们如何保证翻身后的孟祥英、金桂一代妇女不会重蹈婆婆的覆辙呢？对“任孩儿”的斗争很能说明当时新媳妇的这种依附心态。婆婆和丈夫的“怪眉怪眼，孟祥英看了也觉着有点可怕，也拿不定主意……问工作员‘不去行不行’，工作员说：‘这又不强迫，不过群众还去啦，干部为什么不去？’孟祥英说不出道理来，她想：去就去吧，咱不会不说话？”这是种典型的随大流心态，是一种相当模糊的意识。问题出在工作员的话里，前句说不强迫她，后句又要求她去。这儿存在一种循环推理。
群众去的理由或是他们自己的觉悟高了，或是干部去了群众随他们而去，孟祥英是干部，她的认识应建立在她自己认识的基础之上。事实是，工作员的指引是要她把去的理由建立在随大流的群众身上，而随大流的群众正是把去的理由建立在孟祥英这样的干部身上，究竟谁是谁的基础说不清楚了。就在这种说不清楚中她丧失了真正去的理由，丧失了她理性探索的可能性，更失去了对个体意识确立的可能性。这样，新媳妇在处理婆媳关系时自然不知道自己与婆婆发生冲突的深层原因，只是按新的权威话语去建立婆媳关系，婆媳矛盾的冲突并没有真正解决，这种权威对新媳妇存在意义的确认反使她失去了自身个体意识探寻的可能性，从而呈现出解放区意识形态的复杂性。
在小说四种角色中，婆婆的角色是最值得令人回味的。婆婆在做媳妇时深受折磨之苦，作为最底层的角色只能把实现自我价值的希望放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上，只有在对媳妇高人一等的权威中她才有可能把握自己的现实价值。她与媳妇的冲突便不是谁有理谁无理的问题，而是捍卫自己对问题的支配权和解释权的问题，媳妇的稍稍不恭是对她这种权威的藐视，是对她的存在意义的挑衅。这种挑衅对婆婆的精神世界来说有着关系生死的重要意义，所以，婆婆才不惜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来确认自己权威的存在，无论是直接对媳妇的管束与责罚还是无奈中的诬陷，能用的手段都使用上了。婆婆的观念是传统等级思想观念积淀的产物，在旧的权威话语中具有合法性，面对新政权权威，她的社会角色低人一等，这低人一等恰使她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威。这是她现实存在意义失落的过程，是一个让她撕心裂肺却不得不接受的过程。这种存在意义的失落是可能重新确认婆媳个体存在意义的基础，小说中人物却都忽略了这种问题的未完成性，给她一个大团圆的意义认可——去享清福。
婆婆的这种失落、无奈、孤寂、绝望的心态，在大团圆的结局中有了反讽的意味。《变了》中她斗不过媳妇、老伴，想在儿子跟前倾诉心中的郁闷，而儿子，她这最亲的人甚至没有耐心听完她的话。《传家宝》中，婆婆精神上的困境显得更加明显与深刻。婆婆在最后才说明她是恨“金桂不该替她做了当家人，弄得她失掉了领导权”。“这是我的家！她是我娶来的媳妇！是先有我来还是先有她来！”女人由媳妇熬成婆，唯一可支配的人便是这个家庭中最底层的媳妇。现在连这唯一可支配的人也要反过来支配她，她怎么能够接受这种现实呢？因此她认为媳妇是她最大的威胁，这成了她自身局限的悲剧。同时，周围的人对婆婆存在意义的疏离造成对她心理更大的伤害。在年轻人看来，她应是被嘲笑、被批判的对象，是无法理解的、令人可笑的恶婆婆。这在金桂对炕上那口破木箱的搬移中得到了最好的展现。婆婆如那口破木箱一样在过去为李家老小的生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不再需要而要被抛弃掉，她那些当年的辛劳与牺牲也就如这口破木箱一样不再被年轻的一代认可，她的存在价值也将失去意义。正是在这意义上婆婆说：“谁还把娘当个人啦？”“人家一手遮天了，里里外外都由人家管，遇了大事人家会跑到区上去找人家的汉。人家两商量成什么是什么，大小事不跟咱通个风，人家办成什么都对！咱还没有问一句，人家就说‘你摸不着’，外边来人，谁也是光找人家的！谁还记得有个咱？唉，小娥，你看娘都活成什么样子啦？”说着老人落了泪。这是一种强烈的疏离感，是一种渴望被周围认可的焦虑感。老人在精神上为自己的存在意义作生与死的挣扎，偏偏是最亲的人全都眼睁睁地什么也看不见，看到的只是她的古怪和可笑。更残酷的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如新政权话语的工作员一样采取的是一种强迫的方式，让她彻底缴械，“过几年清静日子算了”。这是最致命的一击，让她在现实的生活中彻底失去存在意义，让一个本已苍老的心孤独地去面临死亡一天天的逼近！在儿媳们得意于老人的转变与她们对老人的爱时，却不知道自己用最残酷的方式戕害她们最亲近的人。小说正是在这民间叙事的层面上，在这亲情融融的大团圆结局中，不经意地流溢出一种令人透不过气的窒息感。
这种婆媳间的冲突也显现了农村原有传统思想的细微变动，农村传统的女性关系在这儿出现了松动。《传家宝》中，婆媳各坚持自己的认识而彼此不相妥协，都在竭力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而这种女性存在价值的评判标准却在有意与无意中发生了置换。婆婆的价值评判标准是传统的道德标准，是形而上的，而金桂是以对家庭实际创造的经济价值的贡献作为标准的，是形而下的。因而在精神层面，婆媳关系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代之而起的是物质层面对问题的评价标准。赵树理觉察到了农村中这种物质价值判断标准的出现以及它的胜利，而这种物质的评价标准是革命话语体系所禁忌的。赵树理不得不用含混的叙事来呈现他的态度，不得不用大团圆的草草结局来证明新政权的合法性，这种缝合使他的小说再次溢出民间的叙事。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为什么赵树理自觉地对新政权的证“名”反溢出了如此多的民间的东西呢？这与赵树理自觉的民间叙事立场有关。抗战的爆发，解放区政治意识形态要让民间文化承担起严肃而重大的政治宣传使命。赵树理自觉地选择了新文学传统以外的民间文学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承担国家意识形态的普及使命使他的小说具有合法性，而民间叙事的文学追求，使他的小说整体精神上又有了远远超出为新政权证“名”的文化内涵。他自觉地选择地摊文学，有意识地用民间的眼光来看待带有强烈自在原始形态的生活现实，用相对自由活泼的民间文学的形式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政治意识形态对赵树理民间文学创作改造和利用的结果，仅仅是在外在的形式上获得了胜利（即故事内容），但在“隐形结构”中实际上服从了民间叙事的惯性。正是这种民间叙事使赵树理的小说不仅在20世纪40年代没受批判反成为新文艺的方向，但这民间叙事中蕴含的不合法力量毕竟与这新文艺的方向不一致，赵树理50年代末的这种民间叙事最终还是被定为“非法”创作，他在劫难逃。赵树理作为革命语境中的一位知识化的农民，一位农民化的文人，他自觉选择民间叙事的立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隐性冲突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